“微公民”看似在個體審美表達中倡導個人化，但實乃只是一種“偽個人主義”而已，個體化的取向仍是對大眾普遍趣味的認同與屈從。更深層來觀之，當人人都開始審美參與與審美創生的時候，他們在提升生活之審美品質的同時，也就是投入到了市場的懷抱，從而使得審美消費為市場準則所規約與掣肘，而審美無疑成為市場化的利器。

微時代的這種審美平均化與均齊化，盡管在審美普及與藝術播撒方面卓有成效，但是在審美格調與品位方面卻差之千里。中國式的大眾文化并不是歐美式的以中產階級為主導，而是從精英到大眾都被擠壓在越來越單維、越來越窄化的市場化文化之內，市場對文化的牽引遠大于精英對文化的引導。

光陰的故事

上圖：遼寧沈陽市民在觀看露天電影(攝于1994年8月)

下圖：三個小女孩在泉州出發的列車上對著兩臺iPad看電影，樂得合不攏嘴(攝于2012年1月)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手機用戶出現。2013年，中國手機用戶總數接近12億人，當年第三季度國內活躍移動設備總數達5.9億部。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大規模普及，以及隨之衍生的大量應用服務產品為使用者帶來便利的同時，移動技術伴著時代浪潮，也深刻地改變著社會面貌。三四十年前人們不曾想過擁有“數字生活”，而如今“微時代”的印記已悄然烙入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我們回望曾經的生活片段，不難發現，人們的交流渠道、生活習慣、娛樂方式已然發生驚人的變化。 新華社發

新世紀的全球文化，開啟了日常審美時代，“生活美學”由此應運而生。然而，中國化的生活美學卻有著自身的特質：一方面，中國古典美學本是“生活藝術化”的美學，另一方面，當今中國社會進入“微時代”所孳生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審美泛化進程中亦獨樹一幟。前者是歷史的舊積淀，這是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審美傳統;后者則是現實的新拓展，當代中國人的審美生活已成為全球文化拼圖中的核心角色，這并不僅由于中國擁有六億多微信的用戶量，而更是因為中國審美生活確實帶來了“質的革新”!

既小、且快、又即時：“微時代”的美學癥候

所謂“微時代”，就是以微博、微信為傳媒急先鋒，以微、小、短、精為傳播特征的當今時代。從博客的鋪張到微博的簡約，就順應了微時代的從簡之風;從短信的單向傳輸到微信的共時互動，更順應了微時代的溝通新潮。微時代以信息傳播內容的“微小”為支點，推動了信息交流速率與頻率的雙重提升，從而將日常審美時代置入“加速器”之內。

首先，微時代的美學癥候就是“小”。微博僅僅被壓縮于140個字符，這字數較之網站發布與微博粘貼顯得少得可憐，但百余字的含量卻使得大眾審美習慣更加“速食化”。短小的不僅是文字，還有圖像與視頻，圖像不追求清晰而“達意”即可，視頻不強求完整而“出彩”就行。這倒順應了德國經濟學家舒馬赫1973年所提出的原則——“小的就是美的”，同樣，小的也是有效率的。

其次，微時代的美學癥候亦是“快”。既然微博與微信皆以小取勝，那么，傳播的速度便加快了，道理很簡單，輕裝上陣才能跑得更快。“輕博客”的推出恰是出于此道，只可惜它既無微博精煉，又背負著博客重荷，因而變得“不上不下”而從者甚少。微信則搭上了“以快為美”的快風車，朋友圈信息一打開就立馬直呈眼前，而無需如普通社交軟件那般還要去主動觀看好友動態。

最后，微時代的美學癥候還有“即時”。微時代的傳播帶有瞬時性的特征，接受得快，發布得也快：任何終端都可隨時接收，手機與IM軟件也讓發布變得更為便捷。微受眾群長時間泡在互聯網與手機網上，他們相互之間的網通都是共時存在的，可以隨時進行交互的分享與交流。這就使得微時代的傳播不是等候短信或電郵，而發生在賽博空間內的一切皆具“即時性”。

所以可以說，微時代的美學就是“小的美學”、“快的美學”和“即時的美學”，當這種美學癥候與生活美化結合起來之時，也就造就了當今“生活美學”的利弊同在，我們既要加以積極推動，也要審觀其消極之維。

利大于弊：人人都是“生活藝術家”

生活美學的時代，其實就是“審美民主化”的時代，該時代特征也就是孟子所謂“與眾樂樂”。德國當代藝術家博伊斯有句名言，叫做“人人都是藝術家”，盡管這不可能實現，但卻成為了一種社會訴求。然而，“生活美學”則強調，人人都是“生活藝術家”。生活藝術家有個“生活”的前綴，就是在將藝術“向下拉”的同時，亦將生活“向上拉”。

微博與微信的勃興，恰恰強調了每個公民都有成為生活藝術家的權利。因為審美也是一種基本人權，人人都有創造與欣賞藝術品的權利，人權也并不是囿于生存與發展之類。當然，并不是每個微博與微信使用者都可能去創造藝術，但是，他們卻可以使用藝術家的技法來“過日子”，從而使得自身向感性化的生活世界積極開放。

技術的鼎新，實現了嶄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從視覺文化角度看，如今每個手機使用者都有了成為攝影家與攝像師的潛在可能。擁有高檔手機的同時，也就順帶有了一臺照相機，自拍潮流的集體性興起也在彰顯著本土的個人主義。隨著手機攝像技術的升級，除了拍攝的畫面質量明顯提高，慢鏡頭與延時攝影模式也被內置其間，這就使“微電影”的創作可從日常生活中直接取材。這種獨立制作的電影，并不是小打小鬧的家庭視頻，但也不是文化工業的大屏電影，而經過精心構思剪輯與后期軟件制作之后，卻可能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審美記憶”。以往的家庭攝影與攝像更多是自娛、自樂、自欣賞，而如今從朋友圈到微博群卻都可以進行“作品發布”。

同樣，在微博和微信上進行“日常寫作”，也好似傳統文人進行書法日課一樣，融入了許許多多“微公民”的日常生活程序之中。你會發現，圈內的女性微用戶更能敏感地感受到冬去春來的季節變化，那一幅幅花開花落的圖像與所配的心情文字，也好似傳統水墨畫里面的“書畫合一”。做個“日常詩人”，日日更新微博與微信，這大概也是向本土傳統的回歸。寫微博、曬心情如采取了文學的“春秋”筆法，實際上更接近古代文人撰寫日常性的詩歌來抒懷。不是小聚離別，就是樂山樂水，不是悲秋嘆春，就是情感故事，這亦是古詩中最常見的題材了，中國人的審美生活傳統其實始終未曾斷裂。

然而，一種流于虛偽的“民粹主義”也由此孳生與蔓延開來。網民的這種新型民粹化取向，看似讓審美得以普泛化從而得以民享，但卻具有“反智主義”的消極傾向。更可怕的是，當“微公民”開始反擊平民被社會精英所壓制，他們卻可能被少數“偽精英”的畸形趣味所誤導，而其自身所創生出來的主流趣味亦會走向低俗。“微公民”看似在個體審美表達中倡導個人化，但實乃只是一種“偽個人主義”而已，個體化的取向仍是對大眾普遍趣味的認同與屈從。更深層來觀之，當人人都開始審美參與與審美創生的時候，他們在提升生活之審美品質的同時，也就是投入到了市場的懷抱，從而使得審美消費為市場準則所規約與掣肘，而審美無疑成為了市場化的利器。

弊大于利：審美“虛薄化”與共同體衰微

微時代的“生活美學”必須直面這樣的悖論：大眾傳播愈廣，審美愈普泛化，生活愈民主化，卻使得審美和文化變得愈加“虛薄”。“虛薄”一語，按唐人孔穎達疏《易·大畜》曰：“若無篤實，則虛薄也”，它不僅意味著空虛浮淺，也意指了虛浮不實，我們還取了虛之“虛擬”與薄之“稀薄”之義。

當我們說“審美虛薄化”，就是說這個微時代的審美，變得又虛又薄，既虛且薄。

先說“薄”的一面。當今的審美是如何變得越來越薄的呢?技術上的原因在于傳播的“扁平化”，每個網絡和手機終端都已成為傳播節點，傳者與受者的角色劃分變得模糊，他們可以相互轉換并身兼雙職，整個傳播過程都呈現出“去中心化”的趨勢。從博客到微博，從QQ到微信，審美內容首先是變得少了。140字符的規定，雖然照搬于海外的推特文化，但同樣的漢字數還是容納了較之西文字母更多的內涵，這也是本土微文化的優勢及幸事。但微時代的“審美接受”之所以仍為薄，那是因為，這種大眾化審美所尋求的乃是最淺、最薄的“公分母”，而衡量的標準則是點擊率與點擊量的市場考慮。

隨著審美變得日漸稀薄，但同時也是更加分眾化，一種市場規則就會發生作用，那就是“劣幣斥良幣”規則：市場上發行的劣幣會逐漸驅逐良幣的存在。微時代的大眾審美的低俗化趨勢，也恰在排斥與驅趕優雅趣味與小眾審美的存在，其實更健康的生態乃是大眾與小眾審美的同時并存與良性互動。微時代的這種審美平均化與均齊化，盡管在審美普及與藝術播撒方面卓有成效，但是在審美格調與品位方面卻差之千里。中國式的大眾文化并不是歐美式的以中產階級為主導，而是從精英到大眾都被擠壓在越來越單維、越來越窄化的市場化文化之內，市場對文化的牽引遠大于精英對文化的引導。

再說“虛”的另一面。隨著微時代的文化被大眾獨霸，文化傳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扁平化的橫向傳播，由此，品質的降低與數量的增大就逐漸成了正比。用更簡單的話來說，那就是數量在取代質量，而且群落也在取代個體。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就曾批判，以資本為主導的貨幣經濟破壞了藝術和文化，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的普遍審美化，也難逃貨幣經濟對于人格發展的負面影響，因為貨幣具備將每個事物從“質”轉變成“量”的力量。所以，由此帶來的審美之虛便是“虛浮”之虛、“空虛”之虛，因為審美品質在其中被抽空了。審美之虛還指“虛擬”之虛。微時代的審美視角也并不是真實的、立體的和多維的，虛擬與現實之間的關聯得以“內爆”。這使得大眾生活在符號與影像流動的“無深度”文化之內，以審美化的虛擬方式來參與到無始無終的符號流動之中。

微時代的生活審美還帶來另一個消極后果，那就是傳統審美共同體的衰微。按照生活美學的理念，每個參與者都可以在審美消費中獲得生活愉悅，而且，這種生活要形成共同受到審美感染的群體，這便是審美共同體。然而，隨著微時代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的大量興起，無數的微博圈與微信群紛紛林立并相對獨立，這使得審美共同體被切割得更為分散而難以為繼，因為審美的虛擬社群更好似游牧部落那般多元且游移。這些具有“信息繭房”效應的虛擬社群還內在封閉，群內人士只相互傾聽而維護自身的“回音室”，其中的成員既在維護共同的興趣，也擁有客觀的群體利益，但卻拒絕任何權威角色的統領，這也是新審美群落的新特征。

隨著微時代的這種極端的分眾化，審美共同體就變得支離破碎，當今大眾審美愈來愈分化了。斯蒂格勒也有持類似立場：過去的社會通過“同情的建構”而塑造與熔鑄共通感，而在“超工業時代”的沖擊當中，審美共同體在被控制或調控的社會里大都已經崩潰，相對主義也就甚囂塵上。這種審美相對主義在時空兩方面皆為實存：空間上體現為內涵的不完整，審美內容被切割得如此零碎而彼此相對;時間上則指向更新的急速化，因為速變之物總難辨清，也始終在前行突奔，而且是看完即扔，只會留下短暫記憶。這就使得微時代的審美一味求新、求變、求奇與求異，因為審美越新鮮化、越有沖擊力就越好，只可惜這好的標準僅是“新奇”而已，而微時代也許在嶄露曙光后就會被更新的科技革命所覆蓋。

質言之，當今的“生活美學”在改善大眾福祉與實現審美人權方面確實功不可沒，然而，微時代卻給生活美學帶來了挑戰與機遇。究竟如何應對挑戰，到底如何把握機遇，微時代之后又將如何，大概都還未有定數，但卻需給出理論與踐行上的必要解答與應戰。

(本文作者系國際美學協會總執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