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近日，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在南京上演，這部浪漫綺麗的昆劇經典給觀眾帶來視覺盛宴的同時，也再度掀起了讀白先勇文學作品的熱潮。

李歐梵先生曾用三個夢來概括白先勇的一生：《臺北人》的文學夢，《牡丹亭》的青春夢，關于他“父親”的民國夢。有人說有夢的人常常比較容易幸福，78歲的白先勇身體里藏著的還是那個當年趴在鋼琴上，手執一杯曼哈頓，縱酒歡歌的年輕人，講起話來兩眼放光，說到興起處從沙發上立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蓋。說到動情處，他的手指則在腿上輕點，就像在彈奏一首鋼琴曲。問起三個夢他更喜歡哪個，白先勇說文學是他的志業。

有時候文學的影響比歷史還要緊

記者：有評論家說，《臺北人》以文學的方式寫歷史，《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則是直接用歷史的方式寫歷史，您自己有意識到嗎?

白先勇：文學的作品都是在潛意識完成的，但背后那個歷史架構在那里。我在《臺北人》的卷首引用了烏衣巷那首詩，有民國的那個東西在那里。

記者：您更喜歡哪一種寫作呢?

白先勇：文學和歷史都要緊。文學當然對我來講是我的志業，有時候文學的影響比歷史還要緊，我的《臺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將軍身影集》賣得多，不停地重印，別人對我的印象都從那里來的。但是歷史可以反觀當作文學的注解，你如果把兩本書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說真相大白，當年為什么那樣寫，原來我心中還有歷史的意識。

記者：嗯。確實很多人現在都會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來為《國葬》和《梁父吟》當注解。當時寫父親和今天寫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幾十年前要寫歷史，還沒到那個程度，歷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練以后。文學比較直接一點，感性一點，歷史比較理性，有根有據。感性還是理性，其實兩個我都有，我喜歡看《史記》，看歷史、傳記這些東西。

記者：你曾談到在“五四運動”一百年的時候，希望中國能迎來又一次文藝復興，將傳統和現代結合，現在你看到這樣的苗頭了嗎?

白先勇：我的昆曲就是一個實驗，累得我啊，脫了九層皮。人家說你干嗎啊，其實這等于是一個事業，一個載體，我試試看，我們的古文化還有沒有。昆曲給我很大的信心，我們的古文化給它適當的養分，它可能把我們過去的源頭跟現代接起來，重新“回春”。再往深層看，我們很多問題出來，都是文化問題。我們文化的傳統支離破碎，所以這個不對，那里也不對，21世紀對我們這個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復興需要全民的共識，我們都有這個心，我想會成的。

記者：我記得您曾經談到過在創辦《現代文學》這本雜志時的背景，有一點對“五四”時期文學腔調的不滿，具體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五四”以來，那個時候白話文還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譯的影響。那個年代的白話文創作的確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說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后來寫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個時候白話文有點文藝腔。

記者：但您喜歡魯迅?

白先勇：魯迅厲害了，很老練。他40歲才開始寫，而且別忘了，他雖然是反傳統的，但他自己古書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創造出自己的文體，還蠻有味道的。《紅樓夢》那個傳統才是正宗的，還有三國、水滸、西游、儒林外傳，我們把這個丟掉了，現在寫小說的人要先看這些，不看這些不行的。現在年輕人不太愛看大部頭經典，愛看連續劇，但是文字也要緊的，所以我雖然已經退休了，還被綁回臺大教《紅樓夢》。臺灣的大學生也不耐煩看《紅樓夢》，我說不行，這本天書要看的，從頭看到尾。

記者：在大陸也是這樣，上次做過一個調查，死活讀不下去的文學名著，《紅樓夢》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氣，他說連《紅樓夢》都讀不下去，是中華民族讀書人的恥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么會這樣?我以前講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看過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種是沒看過青春版《牡丹亭》的。現在我要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看過《紅樓夢》的，一種是沒看過《紅樓夢》的。

記者：現在出版的新的文學作品你都看嗎?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種新的風格。比如韓寒我也看的，再年輕一些的就看不過來了。

記者：有您比較喜歡的嗎?

白先勇：我還是比較喜歡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華、賈平凹、蘇童、王安憶他們這一批。

記者：對于這批作家，似乎現在有一種現實焦慮癥，讀者也習慣性地批評說現實太精彩了，作家在這個荒誕的現實面前輸掉了修辭。

白先勇：作家現在確實需要一種特別的形式來表現現實，現實確實變化太快了。這三十年，可能在人類史上也沒有這么大的變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趕不上這個變動。以前我們講記憶，現在寫一個城市的東西，過兩年就不見了。北京，我來過很多次，好像過幾年就是一個新城。

這種情況下，作家要自己想辦法。我的看法是，文學是寫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變的，除非哪天發明一種藥，人變成外星人了。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東西來寫，總是會觸動人的不變的東西。比如我的小說《孽子》在臺灣改編成舞臺劇，轟動得不得了，觀眾哭成一團，連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動了。自己寫的東西，自己 也掉淚，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變的東西——人倫。

年輕人不了解古典文化是因你沒讓他看到

記者：從1980年代起，你就為推廣昆劇做起了“義工”，在海內外推崇“昆曲之美”。昆曲最讓你癡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昆曲結合了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書法等，是一種綜合的精致的優雅藝術，難度很高。對我來講，昆曲的意義，跟青銅器、秦俑、宋瓷的意義一樣。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戲，而是一種文化的展示。

記者：于是10年前青春版《牡丹亭》就成了你推廣昆曲的一個著力點?

白先勇：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兩部經典大戲來訓練一批青年演員。昆曲最大的危機就是演員的斷層，老一代演員都上年紀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講究的就是口傳心授，一旦斷層就接不上了，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將年輕人推上一線。而在觀眾中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其實年輕人對古典文化還是很喜歡的，他們不了 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沒讓他看到。

記者：我們知道你對昆劇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傳統跟現代結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戰?

白先勇：每個時代的表演藝術之所以能夠引起那個時代觀眾的共鳴，一定是它合乎當時的審美觀。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一切現代元素都是為表演服務。要跟隨時代的審美，但不能將文化遺產完全交給市場。昆曲要是為了迎合觀眾，越來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丟掉傳 統文化的特質，我們看過無數失敗的例子。

記者：你期待昆曲以什么樣的狀態活在當下?

白先勇：我希望昆曲能以 一種高雅的姿態回到觀眾面前。從明朝發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樂家、表演藝術家投入昆曲創作，昆曲的音樂、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達到高度的精美、精致。無論是實景版昆曲，還是廳堂版昆曲，我覺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質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閑娛樂。我還是想將昆曲還原為高雅藝術，將昆曲本來的藝術面貌呈現給當 代觀眾。

記者：昆曲接下來還有哪些計劃?

白先勇：北大的昆曲課程還要繼續做下去。這個課程很貴，一年一百 萬。我又幫他們找了錢，美國一個基金會。我希望北大能夠一直接續下去。以前，俞平伯他們本來就在北大教昆曲，我幫助恢復北大的傳統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又設立了一個，內地、港臺都有昆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園里頭，把昆曲當做一個文化啟蒙課程，學生喜歡嘛，又有戲看，又有課聽，潛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 幾百學生出來了。西方誰不學古典音樂、歌劇?我們真的缺少這些。對自己文化，文化復興，要從教育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