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傳來文壇“勞模”賈平凹的最新長篇《極花》即將出版的消息。在已跟讀者見面的《極花》后記中，賈平凹詳細透露了《極花》又是一個 關于農村的故事。賈平凹生于農村，長于農村，一直在寫農村。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談到他專注于農村題材的深耕，賈平凹說：“我習慣了寫它，我只能寫它，寫它 成了我一種宿命的呼喚。我是鄉村的幽靈在城市里哀嚎。”

農村的景象讓他無言以對

賈平凹說，小說《極花》素材來自一個老鄉的真實故事，這位老鄉的女兒在10多歲時遭人拐賣，后被解救出來，半年后，老鄉的女兒竟又跑回了被拐賣 地。如此豐富的情節和如此離奇的結局，讓賈平凹心情起伏很大：“曾經是那樣激憤，又曾經是那樣悲哀。但我寫下了十頁、百頁、數百頁的文字后，我寫不下去， 覺得不自在。我還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處境呀，我怎么能寫得得心應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嗎?我知道我的秉性是雙筷子，什么都想嘗嘗，我也知道我敏 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來過，我就能聞出來，就像螞蟻能聞見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寫，這個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價，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 菜?”于是小說最后成了那個可憐的被拐賣的女子在嘮叨。

中國農村的現狀，也讓賈平凹深入思考：“中國大轉型年代，發生了有史以來人口最大的遷徙。進城去，幾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來講，這是 個古老的城市，到處都是年輕的面孔，他們衣著整潔，發型新潮，拿著手機自拍的時候有著很萌的表情。但他們說著各種各樣的方言，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來自于 農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樓上，大多數房間都出租給了這些年輕人。其中有的確實在西安扎下了根，過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卻漂著，他們尋不到工作，尋到了又總是因 工資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辭掉了。他們不回老家去，寧愿一天三頓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從離開老家的那天起，就決定永遠不回去了。”

賈平凹還提到，在偏遠的各方面條件都落后的區域，那些沒能力的，也沒技術和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們依賴著土地能解決溫飽，卻再也無法娶妻 生子。賈平凹到過一些這樣的村子，村子里幾乎都是光棍，有一個跛子，他是給村里架電線時從崖上掉下來跌斷了腿，他說：我家在我手里要絕種了，我們村在我們 這一輩就消亡了。這些讓賈平凹無言以對，也給他帶來很大的觸動。

于是他將這些觸動和無言以對化作農村現狀的關注與思考，2013年他推出了36萬字的《帶燈》，以櫻鎮綜治辦公室女主任為主角，寫中國農村當下 基層的現狀;2014年他寫出了25萬字的《老生》，描寫發生在陜西南部山村的民間故事，寫出了一首20世紀中國的“悲愴奏鳴曲”。一部部聚焦農村的作品 讓賈平凹的名字跟農村聯系在了一起，也許正如2015年8月賈平凹獲得首屆絲綢之路木壘菜籽溝鄉村文學藝術獎時，評委會在給賈平凹的授獎詞中寫的那樣： “中國現代以來，鄉土敘事構成了壯闊蒼茫的文學高原，賈平凹以其執著的、不斷演進的寫作，建造了連綿險峻的山脈。多少年后，人們會在賈平凹的小說中回到已 經失去的故鄉。或者，人們將會發現，這個作家所銘記的一切，比任何史書都更真切地見證著經歷現代性蛻變的古老文明。所以，賈平凹是一個被選定的鄉土書寫 者。”

寫農村是一種宿命的呼喚

記者：2013年您的《帶燈》從一個女鄉鎮干部的視角，展示了基層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極花》的題材跟拐賣婦女有關。在您寫的后記中，能了 解到您在新作中表現出對當下農村社會的高度關注，對草民命運的巨大悲憫感。從中可以看出，您的寫作與農村、農民的黏度越來越高，對現實的關注越來越迫切。 這種演變，您自己有覺察嗎?

賈平凹：我一直在寫當代生活，尤其當代鄉村生活。我是(上世紀)50年代生人，60年的鄉村變化我都經歷和了解，寫作鄉村的故事就是自然而然 的。從開始寫作至今40年，前20年是因熟悉而寫，后20年是有責任在寫。社會極速發展，什么都在變，唯一不變的是人的感情，我的感情在鄉村。可以說，我 是鄉村的幽靈在城市里哀嚎。

記者：在上世紀80年代，家鄉農閑時節會有說書人，會有社火。但現在，很多人過年也不回家了。大家都在感慨，農村在凋敝，陷入空巢，缺少精神生 長的能力。但每個人都又無可奈何。作為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您對鄉村巨變的感受一定會更加強烈。這些年來，您通過寫小說表達出來的，您覺得表達得已經 充分了嗎?對自己覺得滿意嗎?

賈平凹：關于鄉村的生活，我知道的太多，而寫出來的故事很少。這就像山林那么大，我能砍回來多少柴禾呢?

記者：對鄉村古老文明消散的感受和思考，除了是您創作的素材源頭，還意味著什么?

賈平凹：我當初寫鄉村的故事，筆調興奮，抒情優美，那時也是真誠的，這與鄉村的熱鬧和我的年輕有關。這10多年來，我寫鄉村時，握筆越來越覺得 沉重，心里始終在痛，在迷茫，在嘆息。我知道它的過去和現在，但我不知道它的將來。我習慣了寫它，我只能寫它，寫它成了我一種宿命的呼喚。出生于(上世 紀)50年代的寫鄉村的作家，大概都是這樣，這也是這一代作家的生命所在。

記者：2014年，作家劉亮程在木壘縣買下幾十所無人院落的經營權，開設木壘書院。您怎么看待知識分子關注鄉村、返回鄉村、為鄉村回注精神的努力?鄉村文明的失落，對您來說，這事兒擱在您心里，是怎樣的一個狀態?您會當真想一些具體的建議嗎?

賈平凹：大的海潮涌來，蘆草能抵擋嗎?石壩能抵擋嗎?我不知該怎么辦，我可能只是拿個照相機，記錄下海潮沒來之前岸上的物事，記錄下海潮涌來時的景象。

醞釀如何寫最艱難也最漫長

記者：曾經有一個階段的中國的鄉土文學，像趙樹理、孫犁等描寫的農村生活，是甜美的，是陽光的。但是現在回望鄉村，滿懷惆悵，這自然是因為社會現實的客觀變遷。關于當下農村生活的文學表達，從您的觀察來看，您覺得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地方?

賈平凹：當下的鄉村生活是多樣的，有沿海一帶、江南一帶的狀況，也有西北部、西南部的狀況。有交通條件好的，建設了新農村點的，也有偏遠閉塞 的，沒有新農村點的。現在的文學表達，可能有甜美的，可能有苦澀的，苦澀的更多一些。但無論怎么寫，我認為，要站在全國的角度看問題，要站在歷史的角度看 問題，要站在人類的角度看問題，你才可能把握住一切變化，才可能讀懂中國。

記者：寫小說是一件艱苦的、孤獨的體力、腦力活兒。在一般人看來，您已經寫出很多重要的作品，名利都有了，您為什么還這么堅持不懈地寫呢?您現在寫作的動力何在?具體說來，有怎樣的使命感?

賈平凹：一方面，我幾十年在關注著，思考著，敘寫著。我寫不了別的，只能寫鄉村，或許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會越來越少，能了解鄉村、認知鄉村的人會越來越少，這段歷史總得要有人寫呀。另一方面，思考是沉重的，寫作過程卻是你若有興趣那就快樂。

記者：寫小說，對您來說，最愉快和艱難的點，分別是什么?

賈平凹：我每一部小說，最艱難也最漫長的，是醞釀要寫什么和如何寫。當一切終于在心中清晰起來，具體動筆是愉悅又快速的，尤其常常有突然而至的情節和文字，你能體會到不是你在寫，而是有別的力量在借你的手和筆。

記者：您看的書很特別，比如會重新閱讀《山海經》那樣的書。可否分享一下，關于閱讀，讓您最有感觸的個人經驗?

賈平凹：我可是亂讀書呀，近一個時期則喜歡那些人類學方面的書和一些關于性靈類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