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小說概念的闡釋中，從來就蘊含著“小道”與“大道”兩種說法。2016年的短篇小說，并沒有什么突破和創新，但仍不乏優秀之作，而這些優秀之作遵循的正是小說的“大道”規律。

1 切入現實的縱深地帶

小說有什么樣的特性?它的表現重心在哪里?這是一個古老而不斷追尋的藝術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反映出兩種思想觀念和兩種創作取向來。在中國，“小說”概念的正式出現，大都認為是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一段話：“小說家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這里所謂的“小說”，是指為朝廷搜集“輿情”的士所獲得的言論、掌故和傳說等等。但就是這段話，透漏了小說的基本特性：社會性、通俗性、虛構性、傳播性。其中蘊含著“小道”思想，也蘊含著“大道”觀念。

從古至今，小說的“小道論”和“大道論”就并駕齊驅，此起彼伏。其實，班固的小說概念含有更多的“小道”意味。因為“街談巷語”無關宏旨，“道聽途說”真假難辨。說到底小說就是“小說”、“說小”，而不是“大說”、“說大”。在古代，小說是上不了臺面的，只是茶余飯后的娛樂消遣。小說上升為“大道”只是近現代之后的事情，而“小道論”始終深刻地影響著現當代文學創作。譬如1980年代中后期有作家就效仿西方現代派小說，倡導“無情節、無人物、無主題”的“三無小說”。譬如近來，就有一些作家提出“短篇小說需要減負”的觀點，有人稱：“文學從來不能引領時代，最多只能指出這個時代的失落之處。”不管是“三無小說”論，還是“減負”論，自有作家的思想和道理在，但它們無疑是一種“小道論”。與此同時，小說的“大道論”也“理直氣壯”、生生不息。其實在班固的小說概念中，也蘊含著“大道論”，即小說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諷喻性，它對下教化民眾，對上勸誡官家。而真正使小說具有獨立品格和至高位置的，是20世紀前后的事情，小說強化了它的社會性、思想性、審美性，成為一種貨真價實的“大說”。中外文學家、思想家賦予了它全新的本質屬性和社會意義。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說過一段很著名的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他的這些觀點自然是為他的政治改良理想服務的，夸大了小說的社會作用，但也確實看到了小說豐富而強大的社會人生意義。晚于梁啟超的匈牙利美學家、文學理論家盧卡契，則提出了文學和小說的“總體性”思想，深刻指出：小說是“一個時代的史詩”，“不只是創造總體的真正客觀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條件，而且也由于小說的結構類型與世界的狀況基本一致，就把這種總體即小說提升為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中國的現當代小說，正是在這些思想觀念的照耀下，由“小說”變“大說”，從邊緣到中心，成為文學里的“重器”，成為社會人生中的“火炬”。

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由于容量和形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點，但它們的本質規律是一致的。只是短篇小說由于文體的小巧，更容易在“小道”與“大道”之間搖擺，更容易走向“小道”。

短篇小說作為一種距離現實生活最切近的文體，它所面對的表現對象是極為廣闊、復雜、多變的。譬如飛速膨脹的城市社會，譬如日漸衰落的鄉村世界，譬如犬牙交錯的城鄉矛盾與交融，譬如依然嚴峻的底層社會……短篇小說自然可以寫小事情、小人物、小風波、小情趣，由點到面，構成一幅全景圖畫，但更需要切入廣闊社會的縱深地帶，把握住那些高含量的事件和人物，從而揭示出社會人生的某種本質和走向來。這樣的作品才更富有現代小說的“大道”品格。

表現城市社會和現代人生活，已經成為當下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主潮，盡管還沒有產生更多的突破性杰作，但已經有了可貴的探索和收獲。而這些成功的作品大抵是遵循了小說的“大道”規律。鄧一光近年來致力于城市題材短篇小說創作，越來越走進了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特別是年輕打工者的世界中，實現了創作上的轉型。近作《你可以做無數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描述深圳現代化社會背景下，一群來自貴州、四川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婚愛糾葛，深重的人生孤獨感和對命運的憂患感，使他們過著有些混亂和有悖倫理的情感生活，游戲在同居、競爭、多角戀的情感關系中。而這種扭曲的愛情方式，其實是潛藏著危險的。其中的朱維漢先后甚而是同時與三個女子相愛、同居，最終導致了仇殺的慘劇。作家揭示了現代城市和文化對他們的無形熏染，揭示了看似新潮的情愛方式下埋藏的悲劇種子。范小青的《李木的每一天》，表現的是她近年來執著發掘的現代人的“身份焦慮”主題。IT精英李木，在公司面對的是瑣碎、機械的工作，冷漠的人際關系;在家里妻子岳母主宰家政，他處于可有可無的位置;在坐出租車、開優步車的時間里，他淹沒在別人的傾訴之中。他在喧囂的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身份，精神和心靈停滯在當年的戀愛情景以及妻子扮演杜十娘的劇情中。作家深刻地寫出了城市社會和文化，對人的壓抑、扭曲和異化。此外，吳君《遠大前程》寫來自底層的年輕人在城市的屈辱生存，周李立《東海，東海》寫城市女性的孤獨感、焦慮感，趙欣《寂靜嶺》寫霧霾氣候里人的煩躁和狂暴心理，李心麗《迷藏》寫上流家庭婚姻的危機與女人的抗爭，都是當下城市小說中的優秀之作。

書寫鄉村和農民的當下處境，雖然不再是目前小說創作的主流，但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依然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堅守、尋求突破，創作出一批佳作。南翔《回鄉》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人，講述的是從臺灣回到故鄉的大舅，與小舅、母親以及大舅的遺腹子等團聚時，發生的種種悲喜和糾葛，表現了大舅身上的進取精神和仁義品格，小舅等身上的自私、奴性等國民劣根性，蘊含了作家的現代審視意識。舒飛廉《行人》，承傳了沈從文、汪曾祺的抒情文化小說余脈，書寫了一曲純樸而感傷的田園牧歌。小說圍繞年輕人寶偉即將進城打工這一事件，展現了鄉村自然的、親情的、人倫的美，展現了小夫妻倆對鄉村的摯愛和對城市的向往，折射了農民在城鄉之間的矛盾狀態和心理。還有艾偉《小滿》，寫鄉村姑娘為城市人代孕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和問題，表現了城鄉社會的貧富懸殊和詭異關系;張林華《楊乃武之死》，寫鄉村重演傳統皮影戲的半途而廢，揭橥了重建傳統文化風俗的艱難與遙遠。這些作品都是對既往鄉村題材小說的一種突破和超越。

2 人物是小說之魂

小說的“大道”理論，主張把客體的物和主體的人當作一種“總體”來表現。在物與人的關系上，人是重心、是靈魂。特別是現代小說，更強調寫人物，寫出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寫出作家自己的生命體驗。當然，今天的小說在寫人上已發生了深刻變化，人物種類趨向了多樣化，譬如有意象化、類型化、抽象化、心理化、性格化、典型化等人物;而現在最匱乏的是性格化、典型化人物。文學史證明，這種現實主義人物依然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位優秀作家，必須把塑造人物當作自己的一種信念和追求。

2016年的短篇小說，在塑造人物上沒有大的突破，我們還難以看到更多的具有原創性的人物形象。但一些文學功底深厚的較年長的作家，在塑造人物上還是有扎實的探索和努力的。

多年來，我們已不再倡導人物的性格化、典型化，但文學實踐標明，這種人物依然具有強勁的思想和藝術魅力。陳世旭從新時期文學以來，數十年堅持短篇小說創作，塑造了眾多堅實的人物形象。近作《歡笑夏侯》刻畫了一個獨特的、令人深思的形象：夏侯陽光。他在青年時期，愚笨、單純，但卻嘴甜、勤快，臉上永遠掛著明亮燦爛的笑容。后來幸運地進入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處，被提拔為副主任，成為一把手的生活大管家，于是忠心耿耿地為“我們老板”效勞，并為同學、朋友辦一些不大不小的事務，廣有人脈。他崇拜官員和權力，把為“老板”服務當作一種幸福和榮耀。最終卷入“老板”的腐敗案中而被捕入獄。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種世故、愚忠、奴性，而這正是現代文學一直揭露和批判的國民劣根性。作家立足啟蒙主義立場，發掘了這一司空見慣的人物身上的寄生性、墮落性和危害性，揭示出這種人物的大量存在正是官場腐敗土壤的嚴峻現實。這一人物既有鮮明個性，又有深刻共性，達到了一種典型高度。“70后”作家楊遙，擅長寫鄉鎮生活和底層人物，在藝術表現上則努力融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為一爐。《匠人》刻畫了一位叫王明的鄉鎮木匠形象。這是一個誠實、勤勞、懦弱的普通人物，但又是一個心靈手巧、懷有夢想的民間匠人。他完全可以依賴自己的勞動和發明過上富裕體面的生活，但鎮稅務員卻不僅想盤剝他的勞動成果，還覬覦乃至占有他漂亮的妻子。他忍無可忍下軋掉自己的手指，不再搞什么發明創造，緊緊守護著自己的家和妻子，寧愿過一種貧困而安寧的日子，又充分表現了他決絕、堅韌、強硬的性格特征。作家用碎片化、日常化的生活，著力展現了小人物身上的性格、心理和精神，塑造了一位逼真、鮮活、堅實的底層人物形象。還有王凱《燕雀之志》中的戰士黃順利，丘脊梁《地盤》里的派出所聯防隊隊長老梁，歐陽黔森《武陵山人楊七郎》中的山民楊七郎，向本貴《年關》里的老母親等，都是具有一定性格特點、給人較深印象的人物形象。

意象化、理念化的現代型人物，是近年短篇小說中最多的一種形象。應該說，這種人物是一種更高形態的人物，其依循的是作家對社會各種人物的感性體驗和理性把握，具有一種詩意化和哲理化特征。但現在卻成為作家寫人的一種“取巧”途徑，作家隨意拼湊人物的一些經歷和心理，再發幾句議論，結果就導致了人物的平面化、碎片化以及概念化。在2016年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眾多這樣的人物，看過即被忘記，只有少數人物留下了較深印象。

邱華棟長于寫大都市的現代人形象，在《云柜》中刻畫了兩位上流青年。精通云計算的女商人施雁翎，經濟獨立、人格獨立，與大學藝術系教授孔東邂逅相愛。她直截了當提出取二人的精子和卵子，讓大學畢業的農村女孩曹秀云為他們代孕一個孩子，并計算好了一切過程和細節。但有著傳統觀念的孔東，卻沒有應約，導致施的計劃落空，美好的愛情破滅。施雁翎是一位被現代都市和現代科技異化了的人，她聰明、理性、能干，但也空虛、脆弱。孔東是一個彷徨在傳統和現代夾縫中的人，他優秀、精明、優柔、保守。他們沒有細膩、豐富的個性，但卻有鮮明、突出的共性。還有趙勤《海藍寶石》里的兩位城市男女“她”和“他”，他們孤獨的靈魂、坦然的情欲以及對愛情的堅守，都表現出現代人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

在2016年的短篇小說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富有文化性格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性格與精神是極為豐富的，而一旦具有了某種文化性格，就會使形象格外豐厚、雋永，耐人尋味。譬如儲福金《棋語·撲》里的常朔、梁懷欣，是“文革”中兩位相愛的知青，在他們身上既有儒家的進取精神，又有道家的出世思想，儒道文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作用，成為支配他們人生命運的潛在力量。譬如楊少衡《親自遺忘》中的市政法委書記陳章，在他身上深刻反映出官場文化和游戲規則同人自身的良知的復雜沖突，但支配他的是強大的官場文化，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官員形象。我們期待著作家寫出更多這樣的文化性格人物。

3 讓歷史回響在今天

人類的發展史是由歷史、現實、未來構成的長長的因果鏈。作為小說，自然應該表現這種錯綜復雜的“總體性”歷程，讓歷史照亮現實，讓現實蘊含歷史，讓當下預示未來。但1990年代以來的小說，受市場經濟和世俗文化的影響，更關注的是眼前、當下，忽略了對歷史以至未來的探索，使小說變得輕浮、躁動，失去了小說應有的豐厚和定力。盧卡契指出：“短篇小說抑或是用大型史詩和戲劇的宏偉形式來反映真實的一種先行表現，抑或是在某個時期結束時的一種尾聲，一個終點號。”這就是說，短篇小說不僅可以充當反映現實的先驅，亦可擔任表現歷史的后衛。近年來，短篇小說在書寫歷史題材方面，出現了回歸和突破的趨勢，涌現了一些優秀作家和作品，標志著短篇小說的一種擴展和進步。

歷史小說的出現需要現實事件的觸發。201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2016年是紅軍長征結束80周年。這些現實的“火花”觸動作家走進了中國的現代歷史和當代歷史。

20世紀20—4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一個時期。二三十年代的民主革命，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有發掘不盡的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2016年的短篇小說，在這些方面均有可喜開拓。朱山坡《革命者》，寫的是二三十年代民主革命時期、一個大戶人家的歷史變故。這個久遠而富裕的銀姓家族，在時代的風雨中日漸衰敗，主人們紛紛投身革命，有的丟掉了性命。特別是大伯，表面上是一個紈绔子弟，實際上是一個勇敢的革命者，借用親手畫的裸體畫暗傳著信息和命令，折射著那個時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景象。秦嶺《尋找》寫的是30年代紅軍長征時期西路軍的轉戰歷史。小說以“我”為敘事人物，描述了父親當年埋葬犧牲的紅軍連長的曲折經歷以及建國后遭受的種種批判和磨難，表現了西部農民為紅軍、為國家付出的沉重代價，刻畫了一個忠貞、堅韌又不乏智慧的父親秦球球形象，是對被歪曲的西路軍歷史的重新發現與藝術再現。房偉《中國野人》，寫的是40年代抗戰時期、一位山東高密農民被日軍擄到北海道做苦工，冒險逃出在雪原生活了13年之久，最終重返祖國的傳奇故事。這樣一篇紀實小說，表現了這位普通農民深厚的思鄉愛國感情、堅強的生命意志和對日本侵略者的不屈抗爭，從一個層面折射了中華民族的韌性性格和反抗精神。

中國當代史已走過67年時間，并不遙遠的過去成為塵封的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辨析經驗與教訓，校正前行的方向，營構未來的理想，不僅是歷史學家的使命，也是小說家的職責。2016年的短篇小說，探求的觸角伸向了19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運動，1960年代中期后的“文革”浩劫。劉玉棟《鍋巴》，以從容的筆調，客觀的敘事，再現了1958年山東農村大辦食堂的全過程。故事以青年農民大春和小白夫妻倆的生活為線索，展現了整個村莊每戶人家因吃食堂掀起的一連串波折，深刻表現了政治運動中從上至下的狂熱和激進，以及在饑餓災難中人們的艱難求生和人性中的善良仁義。讓人觸目驚心，深長思之。“文革”的歷史是不可回避的，許多作家把他們的筆墨深入這一題材領域。韓少功《槍手》，篇幅簡短，情節集中，以“我”的親身經歷，回溯了“文革”武斗、“我”被流彈打傷而引發的三個同齡人的人生遭遇。造反派夏如海是肇事者，一面表現出一種盲目、狂熱，一面又顯得俠義、有擔當;其妹妹夏小梅，既潑辣、執拗又柔情、堅強;而“我”則是一個逍遙、理智、誠實的中學生，后來成為知青。作家沒有多寫武斗的過程和細節，而是把鏡頭對準了人的行為、性格和人性，寫出了特殊年代真實、鮮活的眾生相。董立勃《米椒》，同樣是少年視角、回憶敘事，展現了偏遠的新疆農場，“文革”中發生的一幕荒誕、慘烈的悲劇。十幾歲的阿坡、阿強、阿水，是三個形影不離的小伙伴。只因阿水的父親老宋是地主出身而被批斗，三個孩子的友情徹底破碎，分裂成對立的兩個階級，阿水不堪忍受自縊身亡，阿強與老宋斗爭被無辜殺害，老宋在自家放火自盡。“文革”中的“階級論”“成分論”引發了多少人間慘劇，給人們的心靈上造成多少創傷啊!還有葉兆言《江上明月》寫嘗試文學創作的重重危險，麥家《畜生》寫對“階級敵人”的公審和槍斃，郭雪波《郭爾羅斯和洛水》寫五七干校里的“牛鬼蛇神”們在被管制下的勞動情景等等，都從不同側面發現、反思、批判了“文革”，都對今天有著積極的啟迪和警示意義。

4 創造豐盈的“形而上”世界

涉足短篇小說研究多年，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短篇小說中不僅有一個有形的、形象的世界，同時還有一個無形的、精神的世界，而這后一個世界往往決定著一篇作品的成敗得失。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仔細品味，無不創造了一個獨特而豐富的形而上世界，才使其代代相傳、膾炙人口。當下的短篇小說創作，存在著重事不重人、重形不重神、重技不重道的種種傾向，導致了短篇小說形而下世界膨脹，形而上世界薄弱的普遍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作家不懂得短篇小說中還有形而上世界，或者沒有努力去營造那個世界。

關于短篇小說中有形世界的創造，譬如故事、人物、結構、語言等，已有無數的作家、理論家做過廣泛、細致的論述。而關于短篇小說中無形世界的營構，譬如感情、理性、審美等，論述卻相對較少。而把文本中形而上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這是一個還未被深入認識的藝術“黑洞”。中外文學家、理論家，對文學中的形而上世界已有過一些精辟的闡述。如波蘭現象學美學家羅曼·英加登，就認為文學作品最高的審美價值是灌注在其中的“形而上學性質”。如中國哲學家龐樸很贊賞卡爾·波普爾的“第三世界”觀點，這個世界就是思想的、藝術的世界。作為小說家的王安憶說得更明白：“小說不是現實，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原則、起源和歸宿。但是筑造心靈世界的材料卻是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這就是說，小說中有形的、物質的世界，與無形的、精神的世界，相互依存、激蕩，才構成了小說蓬勃的生命和無窮的魅力。形而上世界又是一種獨立、有機的存在，是由作品的感性層次、理性層次和神性層次相互作用形成的。它是文本中的形象世界孕育出來的，也是作家的心靈和生命賦予的。

在2016年眾多短篇小說中，自然也有一些精品。而精品的標志，就是擁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形而上世界。

短篇小說的感性層面并不難理解，它包括作品獨特的形象世界和情感格調等，是直接作用于讀者的感性體驗的。短篇小說的理性層面也好理解，但卻往往受到作家的排斥和輕視。而凡是有藝術力量的作品，總是具有一種精深、闊大的思想意蘊。譬如王祥夫《六戶底》，只寫了一個偏遠的小村子，從青年四如到四個精壯后生、又到老村長因喝假酒而死亡的故事。但小說卻表現了村民的純樸和愚昧、生命的歡樂與脆弱、人與莊稼和土地天人合一的情境，其中滲透著作家縱橫捭闔的理性感悟與思索。王祥夫并不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但他感悟式的理性支撐著小說的形象世界。葉彌《雪花禪》，描繪了抗戰時期的一個情景。背景是日軍兵臨城下，大批民眾在逃亡，少數愛國者挺身反抗。近景是身居豪門、崇尚自由的文人何文澗，卻陷入了“我要活，何其難”的困境中。作家在創造藝術意境的同時，傾注了深沉的理性思考，揭示了戰爭的恐怖與殘酷，審視了文人對現世的留戀和懦弱的天性，讓讀者看到了戰爭中顫栗的人性，從而批判了日本侵華戰爭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質。

短篇小說的神性層面也可稱之為審美層面。所謂神性，是指小說中的精神氣象、藝術風格、審美意蘊等，是作品中的至高化境。譬如劉鵬艷《月城春》，作家用溫潤、靈動的畫筆，描繪了一幅淡雅、斑駁的底層社會風俗畫：南方小城邊，老舊的棚戶區，開著一家家水果店、理發店、修車鋪，住著普通市民、打工者、小乞丐…… 雖然貧窮、散亂，但民性純樸、人際和睦，高高的望月橋上常常傳出咿呀的胡琴聲，矮矮的小平房里不時響起瑯瑯的背誦英語單詞聲。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作家精心刻畫了兩個動人的小乞丐形象。老盲安靜、整潔、真誠、自尊，心里暗戀著李嬸家的高中女兒小妹，用美妙的胡琴聲換取微薄的生活費用，過得自足而快樂;跛子雖然有點莽撞、流氣，但面對理發妹被欺辱時，挺身而出，手刃惡人，一身俠義和正氣。把底層社會寫得這樣質樸、溫暖，把小乞丐的形象寫得如此親切、美好，就在作家創造了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妙境。此外，王甜《霧里行軍》寫后人對抗戰時期一支失蹤隊伍的苦心尋蹤，王萌萌《熊跡與蓮花》寫藏北牧民與野熊的對峙與放生，都寫得情景交融、意蘊豐沛，具有特別的審美意味。

內容尋求形式，形式塑造內容。短篇小說要創造獨辟蹊徑的形而上世界，還要創新敘事形式和表現方法。在2016年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作家在這方面的精心求索。譬如吳昕孺《去武漢》運用兒童敘事方式，其語調、想象、構思等，繪聲繪色，充滿童趣;譬如殘雪《與人為鄰》以喜鵲的眼睛看世界、看人類，作家對人類自身行為進行了深刻反省，是一篇地道的中國式現代派小說;譬如方方《天藍》寫靈魂附體、母女重逢，匠心獨運地使用了荒誕派寫法，把母愛主題表現得動人心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