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生活，是我們研究歷史文化的人一直以來的期待。但傳統文化是個龐雜的范疇，以前并不這樣籠統的標稱，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這一部分的內涵加以標稱。如經濟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學史、藝術史、文學史等，都是研究歷史文化的一個個具體領域，或一個方面。把傳統文化單標出來，是對傳統和現代作了一個區隔。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曾經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理論模式的“五種生產方式論”，學術界現在不再使用了。因為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而且被稱為“封建社會”的階段，延伸有兩千多年，也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那么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就社會形態而言，應該作怎樣的描述和區分呢?在一時找不到劃分的準確概念標識的情況下，先以傳統和現代作一個二分，是有道理的，盡管認真說來，對社會形態作這樣的大分隔，在學理上會有很多遺漏，不是學術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

只就傳統文化來說，其內涵也是浩如煙海，寬博無垠。大量的文本典籍是傳統文化中非常突顯的部分。按傳統的典籍分類，經、史、子、集四部類，每一部的書籍都多到不知凡幾，汗牛充棟不足以形容。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遺存，更是多得無法計數。何況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列。不過所謂傳統文化，其實就是傳統社會的文化，它們是能夠看得見、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們祖先的智慧結晶。但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不是同一個概念，傳統文化背后的那個精神連接鏈，才是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看不見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從古到今的人們的精神血液中。經過學者的研究辨析，用學術理念加以透視概括，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著傳統文化得以構成和傳衍的規則、理念、價值和信仰。中國由于地域廣袤，歷史悠久，民間社會發達，不僅有儒家思想在漢以后成為文化的大傳統的代表，同時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狀態，又形成了根脈深厚的文化的小傳統。文化的小傳統主要指民間文化、民間藝術、民間禮俗和民間信仰。如果說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態，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則是在野的思想形態。儒釋道三家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它們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質，成為傳統社會精神網絡恒久不懈的支撐力量。

傳統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對穩定的結構。承載著歷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隨順時俗俯仰，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但當異質文化之水悄然進入這條河流的時候，日積月累的結果，經過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過程，固有的傳統會因之增加或減少，直至發生變異。此時，傳統更新的歷史時刻就來到了。但更新不是廢棄自我主體，而是在舊傳統中增加了新養分和新資源。所以大文化史家陳寅恪先生說，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也不應忘記本民族的歷史地位。儒家學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大傳統，由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以來的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思想的融入，產生了宋明理學，這是不同于先秦兩漢儒學的新形態，思想史家稱之為新儒學。陳寅恪高度評價這一文化融會和思想合流的現象，認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緣”。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趨明顯，終于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歷史奇觀。追其原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時這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包容性。《禮記·中庸》提出，治理國家有需要遵行的“九經”，其中的一“經”即為“柔遠人”，施行此一政策，能夠收獲“四方歸之”的效果。東漢的佛法東傳和明代的耶教來華，同為中華文化這一品格的見證;而漢唐兩世的繁榮昌盛，則為中華文化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歷史范例。所以王國維的《詠史》遙憶唐代的開放繁榮，寫下這樣兩句詩：“遠人都有如歸樂，此是唐家全盛時。”清朝的道光、咸豐以后的歷史，所提供的則是這種精神旨趣反向的歷史見證。傳統是充滿活力而又充滿張力的文化綜合體，傳統不割斷，世界不脫離，應成為我們恒久遵循的法理軌轍。

文化的大傳統和小傳統是互為影響的，大傳統須通過和小傳統結合，來增加自己的輻射力;小傳統則有賴大傳統的思想凝聚與品質提升。傳統是從過去流淌到現今的精神河流，每個人都不自覺地站在傳統的延長線上。可是歷史的一定時期，社會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來反傳統，并且形成社會的潮流，傳統也會因之發生斷層。但時過境遷，人們又會自我反思，由反傳統轉變為自覺地接續傳統。近一百年以來的中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現在又到了需要自覺地接續傳統和如何讓傳統成為當代文化與社會建構的有益養分的歷史時期。傳統是通過各個歷史時期創造出來的文化典范來承載和傳承的。文本經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遺存，里面集中藏有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密碼，文本經典的誦習和文物遺存的熏陶，不失為現代人接受和連接傳統的有效方式。和傳統的因子連接緊密的大文化人，包括大藝術家、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學者，他們所具有的德范與風義，和他們才華卓具的獨創性的藝文杰作，能夠起到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藝文人物和他們的創造物都能達致這一境界，那些沒有傳統文化的根基、只靠獵奇和追求時尚的作者不足語此。

這里還須辨析傳統文化和國學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不應該加以混淆。傳統文化如前所說，是一個涵蘊多重的極為寬博的范疇。所以章太炎稱之為“國故”，胡適之解釋為所有歷史文化。而國學所涉及的，則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學術研究。二十年代，胡適曾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但胡適的國學定義，并沒有被學術界所采納，甚至連“國故”一詞，也遺落到一旁無人問津了。當時學術界的共識，是認為國學就是中國的固有學術。所謂固有學術，指的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學、宋代的理學、明代的心學、清代中期的樸學(以考據為中心的學問)等。這樣一來，國學便跟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術等同起來了。顯然，經過如此定義國學，只是一部分專業人士致力的領域，跟一般民眾沒有關系，甚至跟此專業領域以外的其他專業人士也沒有多大關系。而且傳統學術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如果認為國學是固有學術，那么是指哪個歷史時間段的學術?傳統學術就其主脈來說，既有儒家的學術，也有道家和道教的學術，還有佛學的學術，那么是指哪一家的學術?以固有學術等同于國學，內涵和外延未免太過于寬泛了。而當一個概念的內涵過于寬泛時，概念本身的既定內涵就會流失。

所以1938年5月，當二十世紀的一位第一流的大儒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學舉辦國學講座的時候，他給國學下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義。他說：“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泰和會語》)馬一浮還說，“六經”是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態。“六經”里面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學問系統，一個是價值系統。學問系統是很煩難的，所以治經學歷來不易，只有少數專家才畢生沉潛其中。不僅是文本本身的問題，重要的是要有小學的基礎。由小學入經學，是古代治經的不二法門。所以清儒的口頭禪是“讀書必先識字”。但“六經”的價值系統則是面對所有的人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核心價值，可以說都在“六經”。特別是誕生最早的《易經》，固然是無可否認的占卜之書，但它同時更是中國文化論理價值的淵藪。

近年我從以《易經》為代表的“六經”里面，也包括后來作為十三經組成部分的《論語》《孟子》《孝經》里面，梳理抽繹出五組價值理念：一是誠信，二是愛敬，三是忠恕，四是知恥，五是和同。最后的一組“和同”，就是孔子說的“和而不同”。“敬”是人的自性的莊嚴，即自尊、自重、志不可奪。孔子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易、不可被奪的人的自我精神的莊嚴。我認為“敬”是一個終極價值，已經進入了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自己不喜歡、不希望的事情不強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現已成為世界公認的道德金律。“知恥”是《禮記·中庸》里的話，原文是“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并說知道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恥感是人做人的不可或缺的從心理到生理的一種感受。所以做錯了事，說了不合適的話，有了失禮行為，會感到不好意思。孟子講的“四端”中的“羞惡之心”，就是“知恥”。按孟子的說法，如果沒有“羞惡之心”，人就是非人了。同樣，其他三“端”：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缺了哪一“端”，在孟子看來，也都不具備人的資格。所以我提出，“修身”應該從“知恥”開始。

“和同”指“與人和同”。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互相交流溝通;不同的文化，可以對話互闡，可以跨文化溝通。《易經》“系辭”的兩句話：“天下同歸人殊途，一致而百慮。”把“與人和同”的思想概括無遺。《易經》的“同人”一卦，則是“與人和同”思想的全方位演繹。說到底，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生活，最主要的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具有永恒意義的精神價值。《周易》的“文言”有兩句話：“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試想，人生在世，何欲何求?無非是讓自己修為得更好些，并希望事業有成，使成就感給自己帶來快樂與榮譽。那么“進德修業”四個字可以說將人生志業的全部要義概括無遺。而“進德”靠的是“忠信”，事業有成靠的是“立誠”。與人相處，則靠的是“和同”，即“君子和而不同”，即使不同，也可以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所以我認為，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是“和而不同”，是中國文化的大智慧，事實上給出了人類麻煩的解決之道。

“六經”中的這些價值理念，都是永恒的價值理念，永遠不會過時。正如熊十力所說，它們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精神依據。關鍵是需要讓這些價值論理跟現代人建立有效的聯系，使之成為每個人精神血脈的一部分。所謂傳統文化進入教育環節，國學和教育結合，其精要之點，即在于此。價值教育是國學教育的核心，施行得體，可以補充百年以來施行的單純知識教育的不足。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說得明白：“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此段話的意思，一是說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俱在“六經”;二是說《易》的地位最不同尋常，“與天地為終始”，是其他五“藝”之“原”;三是說由《樂》《詩》《禮》《書》《春秋》形成的五種專門學問，如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一樣，在不同的世代會有不同的呈現。至于如何學習和研讀“六經”，班氏給出了“玩經文”的三字訣竅。“玩經文”的“玩”，是欣賞、玩味的意思，絕不含玩耍之義。就是反復閱讀、反復欣賞、反復研習“六經”的文本，其結果必然是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易·系辭上》所說的“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也是這個意思。并不需要逐詞逐句的背誦，能夠理解“六經”文本的義理精神、“存其大體”就可以了。而“六經”對于玩味誦習者所能夠發生的影響，也不在于日常的有用還是無用，主要是通過對“六經”文本的玩味、賞析、研習，受其熏陶，可以收到“蓄德”的效果。“六經”是德教之書，于此可以得到證明。

“六經”文本讀起來不無煩難，但《論語》事實上可以作為“六經”的簡要讀本，如同馬一浮所說，《論語》里面有“六藝”，《論語》可以直接通“六藝”。孔子講的道理，其實就是“六經”的基本道理，只不過通過夫子的言傳身教，化作了日用常行，變得更為親切、近人、易入。這是“四書”中另外的《中庸》《大學》《孟子》，猶不能與之相比并者。《論語》是中國文化寶藏的宏明正學的第一代表，絕對堪稱“思無邪”的傳世圣典。傳統文化進入教育，首先應該讓《論語》成為各級學校的教科書，先選讀，后全讀，分級分層，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而且應該以誦讀白文(不加注釋的文本)為主，祈以幾十年、上百年之后，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同樣，學習國學，我認為正途也應該從誦讀《論語》開始。當然，傳統進入現代生活，是為了建立現代人跟傳統的血緣聯系，而不是冀圖用傳統文化的具體內容代替今天的社會生活。現代文化的建設，需要我們自己來創造，只不過一切創造和出新都離不開傳統資源的轉化和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