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簡介

樓宇烈，浙江省嵊縣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作有《中國的品格》《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王弼集校釋》《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等。

樓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國哲學史和佛教的教學與研究;他積六十余年對中國文化研究與體悟的底蘊，近年來尤為注重面向公眾梳理與普及國學精粹。

導讀

用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先生的話來說，中國近百年來，在文化上曾經“失魂落魄”，而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為國家戰略的今天，對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一個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討和評價的時候，并要對它作出一個新的評價來。樓先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深訪談”中，從許多方面對中華傳統文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樓先生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應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自信，并結合社會現實和時代需要進行創新性繼承和創造性發展。樓先生鮮明地指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更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上個世紀百年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中國人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堅實、鮮明的中華文化傳統的現代化中國，才能使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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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化為什么曾經“失魂落魄”

記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

樓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縣，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從幼兒園到小學，一直上到高中。

記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長大的。

樓宇烈：對，就是在上海長大的，整個中小學，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

記者：后來考到北大哲學系。

樓宇烈：我1955年進北大，到現在已超過60年。

記者：您在北大堅守了60多年。

樓宇烈：從上海到北大讀書，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沒有離開過北大。

記者：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主席來到歷史文化名城山東曲阜，參觀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專家學者座談。他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節，他到北大與當時已87歲的國學泰斗湯一介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同年，習近平出席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并發表講話，對于國家最高領導人來說，這尚屬首次。習近平為何如此重視傳統文化、重視孔子?您認為有何深意?

樓宇烈：2014年，習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發表了講話，其中，他就講到了人類面臨的幾大難題。雖然是人類的共同難題，其實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寫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許多治國理政的智慧，對于解決這樣一些難題，是有啟發和幫助的。

新文化運動一百年來，我們對傳統文化是不是應該有一種反思?而且怎么樣能夠把中華傳統文化中那些優秀的，尤其是關于如何做人的這樣一種精神繼承和發揚起來，對于今天的社會管理、治理腐敗，解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斷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深遠意義。

記者：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盡管其歷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華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這一百年來用您以前的話講，似乎“失魂落魄”了，為什么?

樓宇烈：這一百年來，對我們的傳統文化，許多人從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對“禮教”的批判。當然這個批判，有它的歷史原因。因為當時我們認為這個國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進行過兩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變法，想走君主立憲的道路，沒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讓軍閥篡奪了，最終還是沒有成功。

于是，又開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覺得中國人宗法的、血緣的觀念太濃厚，認為不把宗法血緣的觀念改變，就很難完全改變傳統的政治制度。

實際上，當時我們一直批判“禮教”，并沒有看到它也有兩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縛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維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親情關系，也就是說構建一種比較和諧的社會秩序。當時沒有“顧及”到這個，就基本上把它徹底否定了。

再有，我為什么說我們的文化曾經“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為當時從觀念上來講，總覺得西方是現代化的一個樣板，西化就是現代化，把西化當成現代化，什么東西都要向西方學習。

我們有沒有冷靜地思考過：中國文化從價值觀念，到思維方法、生活習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異何在?這種差異里面有沒有各自的優缺點?只看到西方的都是優的、好的，我們傳統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對我們整個的文化結構，特別是一些觀念上的東西，都進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構掉了。

“我們征服了自然，喪失了人的自信”

記者：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的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這場論戰雖然已經過去90年了，然而論戰涉及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徹底澄清了。論戰所提出的問題，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領域、哲學領域的前沿課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樓宇烈：科玄論戰，實際也就是“科學人生觀”的問題，即人生觀的問題是不是用科學就能解決?當時討論的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有一批科學主義者就認為，現在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包括人生觀在內，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解決。

還有一批人則認為，科學可以解決我們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改變物質世界，但對于人生觀問題，還需要用玄學——所謂的玄學嘛，就包括了哲學、宗教等人文的東西才能解決。

這個問題當時就爭論不休，最終也沒有達成共識，所以一直是在那懸置著。后來實際上就是科學占據了主導地位，并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

記者：把科學與真理等同。

樓宇烈：對，許多人往往認為科學就絕對是正確的。對于傳統文化上一些很有價值的思維方式，比如對立統一的思想，我們給拋掉了。用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我們看問題就會割裂來看，而不是一種整體觀來觀照。

體現在對中醫的認識上面，是比較典型的。有些人認為中醫好像是不科學的、是模糊的，沒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實正因為中醫把人看成一個整體的生命，強調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來治療。如果用科學的思維方式，也把這一套中國人傳統的、非常重要的中醫思維模式給“反思”掉，則我們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記者：回過頭來看，這種偏激、激進的反思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電視片《河殤》的主題中，都有所體現。

樓宇烈：《河殤》進一步反思我們的文明，反思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差異，認為我們要拋棄黃色文明，擁抱藍色文明。我覺得，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現在應該是一個真正需要重新來反思和探討、評價的時候了，并要對它作出一個新的評價來。

另外，西方科學的發展也提出了這個問題。19世紀末，人們發現舊有的經典理論無法解釋微觀系統，也就是說已經很難解釋我們認識到的所謂客觀世界了。

記者：特別是隨著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發展。

樓宇烈：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發展，讓我們對整個世界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讓我們看到了人類認識世界不是一種單一的理性思維。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僅僅通過理性地、邏輯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認識。同樣還有一條道路，就是一種直觀地、直覺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尤其到20世紀后期，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對于世界的認識可以有兩條并行的道路，一條是理性的，一條是直覺的，而且對世界的認識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且并不矛盾。

記者：按照量子力學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一個基本粒子，不能同時測定它的位置和動量，因此具有不確定性。那您覺得按照科學理論，像歐洲的電子對撞機，一直在尋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認為通過科學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嗎?

樓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個我們不知道的東西。牛頓晚年不是也是尋找宇宙的“第一推動力”嗎?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學里面，過分地注重必然性，認為任何一個東西出現，一定有另一個必然的東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兒呢?找不著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兒去了，寄托于一個不可知的力量。

記者：西方文明特別是科學發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學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論，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類帶向何處?是霍根筆下的“科學的終結”，還是亨廷頓書中“文明的沖突”?現在來看，今天環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實上，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國有識之士的關注探尋解決問題之道。

樓宇烈：我用兩句話來概括一下：“我們征服了自然，喪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質，丟掉了心靈”。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樹立起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堅持我們的文化主體意識，就知道應該吸收什么，就不會盲目、不會困惑了。

西方文化中，那種還原、分析的方法我們也要學，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整體論對立起來，認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進步的、是好的、是科學的。我們不要把理性思維、理性的智慧跟直覺的思維、直覺的智慧對立起來，更不能認為，人類的發展就是越來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類的情感。

記者：這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比如說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怎么能給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

樓宇烈：沒辦法分析，既不能簡單地肯定，也不能簡單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學習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堅定自己的主體。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道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當前，重提“文化自信”，我們的底氣來自哪里?回歸到當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足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包括有國家層面、集體層面、個人層面三個方面，您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兩個符號系統怎么來對接?在當下如何解讀?

樓宇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足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要講誠信，強調人自己身心要和諧，家庭要和諧，社會要和諧。我想不能夠簡單地把這24個字都歸結為傳統文化，因為時代發展變化了嘛，根據時代發展變化，它要有新的東西加入進去。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地體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也有一些是根據今天社會的需要，我們增加進去或者提出來的。

從根本上來講，我覺得最基本的，“做好人”是第一位的，做“好”一個人是最基本的。如果這個人做好了，那么我想不管是個人也好，社會也好，國家也好，那就都好了。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為己之學，為人之道”。我們的一切的學習，都是為了要不斷地提升自己，完美自己，這就是“為己之學”，千萬不要念成“為(wèi)己之學”，是“為(wéi)己”，不斷來提升完美自己，用荀子的話來講，“以美其身”。

“為人之道”，怎么樣做人。整個中國文化應該說是圍繞著這個來的。讓人不斷地自我提升。首先，把人跟動物區別開來。其次，把一個普通的人跟君子區別開來。我們要追求做一個君子，君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品德了。

如果去梳理一下的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間，大概可以找到上千條的關于君子以及什么樣才是君子(君子之道)的詞條。再者，如果再提升一點，我們不僅要做君子，還要做一個圣賢，成為萬世師表。

記者：君子之道也好，圣賢之道也好，處于當前這個商業社會、信息社會，有人認為，按照君子之道去做人做事，可能會覺得老實人吃虧、好人吃虧?

樓宇烈：我覺得如果人人都因為怕吃虧而不去做，那這個將來真是人人吃虧了。如果人人覺得我這樣做會吃虧，吃虧是福的話，他就去做了。

我在浙江碰到一批浙商，他們也有個學習會，他們的口號就是“吃虧是福”。不要怕吃虧，每個人吃點虧，可能整個社會就不吃虧了，將來也不吃虧了。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間反復強調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人人都做一點點善事，整個社會的正氣就上揚了，人人都去做一點小小的惡事并覺得無所謂，那整個社會的邪氣就上漲了。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應該有這樣一種社會責任感。如果我吃虧了，別人幸福了，那我這個虧吃的是值得的。佛家講，為了眾生可以下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那么，吃一點點小虧，讓社會的整個風氣發生變化，讓他人獲得更好的生存、生活環境，那這個虧我吃好了。

現在的根本問題，我覺得還是在于我們年輕人比較自我，以自我為中心，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實際上，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生命，而是一個群體。首先是你離不開自己的家人，其次你也離不開別人啊，整個社會永遠是“人人為你，你為人人”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魯濱遜。

教之以愛，育之以禮

記者：您看近些年啊，包括一些高校的學生，大學生自殺，然后還有像復旦大學的投毒案，把室友給毒死了，這些實際上都是您剛才講到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

樓宇烈：現在我們的教育，有一個非常需要扭轉的理念，我們不能把開發智商放在第一位，應當把開發情商放在第一位。所謂的情商就是懂得要愛自己，愛別人，愛萬物。

為什么解放初期，一大批在西方留學的杰出人物都回國了，其實就是一種愛國的情感、愛家的情感，這種精神在支撐他們，才回來的。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理念，“教之以愛，育之以禮”。育之以禮，就是言行舉止的規范，包括對于自己這樣一個身份的責任和義務的認同。教是什么，第一，就是讓他認識自己的身份，然后認識到，這樣一個身份，它擔負有什么樣的責任和義務。

其次，就是一種行為規范，懂得自己的責任、擔當。不光是給他灌輸一些知識，灌輸一些知識以后如果沒有這個愛心，那就是我們古代講的“為人之學”了，不是“為己之學”了。

為人之學是一種什么學?荀子也講，“以為禽犢”，就是把他掌握的知識，當做禽和犢，當做飛禽走獸，當做財富、資本，是跟別人去交換、去顯示的。所以“為人之學”，跟“為己之學”是完全相反的道路。

一個人知識有了，不灌輸給他這樣一種愛、一種精神的話，那它就是一種顯示自己、去跟別人進行交流、交換的資本，所以我覺得要“教之以愛、育之以禮”，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記者：這些年民間的“國學熱”一直不減，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們現在的很多年輕人想學國學，學習優秀傳統文化，民間的各種培訓和講座也比較多，這中間也是良莠不齊，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樓宇烈：現在的國學熱，也是很復雜的，有一些確實是在弘揚傳統文化，但也有很多是把它看做一種商機來操作，這兩種情況都有。

我覺得也有一些走歪了，好像我們今天還要回歸到讀經的那個年代去。今天的社會，跟古代人讀經的時代不一樣了，最重要的不是經典語言的記憶或者背誦，而是傳統文化的精神怎么樣去踐行的問題。

記者：這就像佛家的修行一樣，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滾瓜爛熟的，但是沒有行，也沒有用。

樓宇烈：沒用的。所以我常常講，《弟子規》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它不是用來背誦的，倒背如流，但是孩子連一句話都沒有去實踐，那還不如不讀。

我一直講，應該讀一句，懂一句，就去做一句。你比如說，一個孩子，你讓他讀了，“父母呼，應勿緩”，他記住了，然后父母一呼他，他馬上答應了，這個讀了、背了就有用了，因為做到了。現在我們很多能背的，未必能做到。

第二，再加一句，“出必告，反必面”，出去告訴一下父母我上哪里去了，回來匯報一下，我回來了，父母放心，這一點能做到嗎?

“晨則省，昏則定”，早晚問個好，請個安，能做到嗎?我覺得這三條做到不難吧。他能夠學這三條，做到這三條，那父母心里面是高興得不得了的。孩子的氣質也會變化的。

記者：就像農村一些老太太，她可能識不了幾個大字，但是呢，她一直在行，百姓日用而不知。

樓宇烈：對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忠厚傳家久啊。四書五經，讀而不行、背而不行，反而會害了他。

記者：那您認為，體制內的教育從中國傳統的書院教育中應借鑒哪些?目前，中國的民間書院，據統計全國有上萬家，如何去規范這些書院的辦學，或者說怎樣讓這些書院更好地辦下去?

樓宇烈：體制內現在也有不少學校在讓學生加強傳統文化的學習。我認為，在教材內容上，里面應多加一點傳統文化的內容，現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有小學的，也有中學的。

以道統藝 由藝臻道

記者：教育部已出臺綱要，要求加大對學生傳統文化的考試、考查力度。

樓宇烈：我覺得應該加強一些藝術層面的東西，不一定僅僅是教科書上面的東西。用唱歌、跳舞、琴棋書畫等藝術形式，從各個方面來熏陶學生。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不僅僅是書本上的一些傳統文化知識，還應有一些是可操作層面的，能看得見摸得著的藝術的層面。

樓宇烈：琴棋書畫這些中國的藝術本質上來講都是自我修養的，或者說是自我欣賞、自得其樂的，它不是用來向外表演給別人看的。它的重點不在于它的技藝如何，而在于它的立意如何，“文以載道”嘛!

記者：在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藝術精神方面，如何把握“道”和“藝”的關系?

樓宇烈：中國文化是道、藝兩個方面，我也提出過一個說法，就是“以道統藝，由藝臻道”，這兩個方面不可或缺。

另外，對孩子們來講，要通過一些游戲，用喜聞樂見的形式，讓他們學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做人之道、為人之道。比如說，讓他學習套圈。什么叫套圈?就是中國傳統的射禮，射禮后來變成投壺，現在變成套圈了。

“反求諸己”就是從“射禮”來的。射禮就告訴我們，什么事情都要“反求諸己”，不要怨天尤人，人從小就能通過游戲學到這個，這多好啊!

我推薦中小學老師，要經常念三篇文章，即三篇古文。第一篇是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過去我們語文書里面有的。《種樹郭橐駝傳》告訴我們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要讓樹木自然而然地生長，不要多去干涉它，這樣的話你把它基礎培植好了，讓它自由生長去，果實結的就很多。有的人不是這樣，種下去以后一天到晚去關注這個樹，一會兒去剪剪枝啊，一會去扒扒樹干，結果長不好了嘛，“名曰愛之，實則害之”，所以種樹要強調讓它自由生長。

第二篇文章是王陽明的《訓蒙大意示教讀》。《訓蒙大意示教讀》會告訴老師，孩子們天性就喜歡嬉戲、玩耍，你們不能夠把他關在房間里面讓他背這個、背那個，要通過嬉戲去讓他們學習、了解。現在，許多學生是以學校為囹圄，視師長為“仇讎”，不愿意去學校。

第三篇文章是龔自珍的《病梅館記》。《病梅館記》不就是因為當時人的欣賞趣味發生了變異嘛，以扭曲為美，所以龔自珍主張以自然疏朗為美，才把那些扭曲的梅花都買來放在他的病梅館里面，把它們枝條上面綁的繩子都給它解下來，讓這些梅花能夠重新自由地生長，這對我們的教育應該有很大啟發。

這三篇文章應該讓老師們好好學學，尤其把它們連起來讀，就會知道發揮孩子天性的重要性了。

記者：對待近些年來的民間“國學熱”，您覺得相關文化、教育等政府部門哪些應“有所為”，哪些應“有所不為”?

樓宇烈：就政府部門而言，應多從正面引導，但是不要用某種標準去限制民間“國學熱”或民間書院辦學，可以讓書院五花八門、多姿多彩地辦下去。

另外，就是將來這些孩子們能從民間書院回到體制內來讀書，不要那么嚴格地去區分體制內和體制外。他在那兒(書院)學習也很好啊，讓他繼續學，如學不好他想回到體制內的學校來，也可以允許他來考試、插班。通過考試，符合我這個學校的要求就可以讓他來，這樣也會讓很多家長放心。

現在的結果，往往是把這些(在民間書院讀書)的孩子，排斥到國外去。因為國內他沒法再進入體制學校就讀，大多只能夠往國外送，在國內沒有地方能接受啊。你讓他學了半天的國學，結果是送出去，再接受西方的教育。

記者：最后中國的文化沒學好，西方的也沒學透。

樓宇烈：對啊，就是這樣，更糟糕了。是不是可以體制內寬松一點，跟西方一樣，你符合我的要求你就來。首先不設體制內、體制外這兩條線。當然，你不行的話，就自然淘汰，社會就會把你淘汰。

師天地心廣大 順自然致中和

記者：當前，不少人把國學當成“心靈雞湯”來看待，認為它就是一個過時的、落伍的、陳舊的東西。在目前這樣一個移動互聯時代，怎樣讓廣大的青少年通過網絡傳播來學習國學，學習傳統文化，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樓宇烈：我就覺得網絡這個東西，真是無孔不入，它既有方便的一面，也有令人煩躁的一面，比如使我們不能安心寧靜地學習。現在網絡上即使傳播國學的，也是良莠不齊。網絡上需要多傳播一些傳統文化正能量的東西，我們不能夠放棄這塊領地。

大家現在看得很清楚了，網癮戒起來有時比毒癮還難。我們在有些地方是不是能有所作為?比如說對于網絡游戲的問題，至少第一步能不能做到在時間上有所限制，比如說晚上10點以后，網絡游戲就應該封殺了，要不然孩子不睡覺，一直玩。目前，這個技術手段應是可以做到的。

記者：是的，網癮毀了很多的孩子和家庭。有媒體報道，有的孩子為了要錢上網，把奶奶都給殺了。

樓宇烈：這種網絡上負面的東西，是不是在呼喚一種回歸?不要因為互聯網的發展，我們就把一些傳統的、寶貴的東西丟了，比如說紙質的書本、經典，師生面對面的傳授、教學。我覺得除了網絡之外，還是要提倡有一些更多的這種面對面的交流。

記者：看您八十多歲了，精神也很好，經常有很多客人來拜訪您，來請教各種問題，您一天的工作、生活、學習是如何安排的?

樓宇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整個的原則，我就是順其自然。我有兩句話，算是一副對聯吧，上聯是：“師天地心廣大”，以天地為師，心胸要廣大，因為天地的心胸是最廣大的。下聯是：“順自然致中和”，順其自然，達到一個中和，就是《中庸》里面講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整個中國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追求這個中和。因為只有中和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有順其自然，才能達到中和。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順其自然而已。

養生必先養心，心是根本的，所以不要計較這個、計較那個，想這個、想那個。我常常跟大家念《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里面講神仙的那段話：“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神仙就是保住他最原真的狀態、原初的真性，但是人生下來就會丟失啊，“游求于其外者也”，要把它重新找回來。

找回來什么東西呢?它告訴我們三條，第一條，要“蕩意平心”，別胡思亂想，一天到晚想這個、想那個，求這個、求那個。第二條，“同生死之域”，“域”就是范圍，把生死看做是同一個“域”。不要把生看做這個，死看做那個，于是戀生怕死、貪生怕死，而要看破生死。第三條，“無怵惕于胸中”，發怵，緊張啊，害怕啊。惕，警惕，害怕啊，不要緊張害怕。怎么才能做到不緊張、不害怕呢?做人做事要坦蕩蕩。這是根本。

能做到這三條就是神仙了，根本是養心。一個人心胸、心態要好，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一天到晚跟別人攀比、計較。心態上“師天地心廣大”，我想這是根本的。另外生活上要自然而然，飲食啊什么的都不要過分，宜平淡。

記者：您現在還帶研究生嗎?

樓宇烈：還帶，帶二十多個博士生。

記者：現在每周都要去學校上課?

樓宇烈：去，每周都去。

記者：一周大概有幾堂課?

樓宇烈：每周我固定的就是一個下午講課，周一下午在北大。

記者：二十多個博士，光這個論文指導就辛苦得很。

樓宇烈：是，是。現在程序還挺多嘞。要開題，要預答辯，還要送審，最后答辯，一套一套的。

記者：您這么多年以導師身份帶過的研究生有統計過?

樓宇烈：博士生、碩士生加在一塊兒，大概有上百個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