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獻平：秋子老師好。據我所知，在新散文陣營當中，你的生活積累、藝術主張和態度，乃至文體創新都是走得較遠的一位，特別是你的悲憫與反省意識，對自我乃至時代本質的體察和認知，至今無人可及。在你的作品當中，散文不再是解詞的，自我撫慰的，小資的，走馬觀花的，做官宦游的，而是一種充滿探尋精神，乃至深度生命體察的覺悟之旅。我想問的是，是什么構成了你獨特的寫作方向與散文境界?其中，哪些因素更為重要?

馮秋子：生長環境、生活經歷、所受教育，還有個性因素等等方面，對我的思想體認、興趣方向影響比較大一些。我出生的地方，冰雪、風暴、沙塵、凍結，一年里持續的時間很長，而綠色植物總是在盼望得很疲憊以后才緩慢長出來一些，整個土地上綠色稀少、緊缺，疏疏地、冷冷地滋長。小孩們總是圍著查看，想發現今天和一些天以前比它有沒有不同，看來看去總像是不長。暴風雨一來，許多小楊樹斜傾下去，有的干脆倒地，根翹起，里里拉拉不多的根須在風中有一下沒一下地飄。人們去撫正斜傾的樹。還沒來得及在小土坑里站牢，楊樹又被霜凍封僵了，指望不了明年開春后能不能活下去。

人們分散在廣闊的土地上，有時候，一天見不到幾個人，說不上幾句話。說不了幾句話的日子占據了我整個童年。我有一雙腳板，有一雙手，能做很多事情，跑很遠的路。更多的時間守住一個地方看太陽、看月亮、看星星，看遠地方，看身旁，看腳底下，或者什么也沒看見，一個人安靜地冥想，遠古啊、未來啊……總之，在草原上待著，想草地上的事情，也想草地以外的世界。我是在寂寞中長大的。

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充滿了我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大人們接受了磨練，小孩子們也在其中被磨蹭來、磨蹭去。艱苦是說不出來的。生活的滋味也是說不清楚的。人們都在那樣的背景里存活，我學習到的東西不夠我用，就下力氣多學，多用心體會。我想的時間和學的時間都挺多。

好好學習，好好鍛煉身體，隨時準備戰爭爆發的時候進入備戰、備荒和奮戰。

怎么能少浪費土地里的東西，怎么能多對土地好一些，是后來比較多去想的事情。

不能說無人可及，這樣說不合適我，跟我不是一回事。我自己做的很有限，還沒做得更好呢，我只是在努力往前走路，在自己的地方誠實地生活，寫我能夠寫的。

在這個時代，我有幸看到更多，學習到更多，在厚重、繁雜、艱難、虛妄的生活里，沒有改變形狀，磨練得結實一點了，心里比較踏實。在自己的地方，能夠勞動的時候，不停下來而已。

南海邊(速寫) 馮秋子 作

楊獻平：在新散文寫作陣營當中，你是不喜歡張揚的，但是實績和風格非常獨特，尤其是那種接續本土寫作道統，特別在與生活現場鏈接上。能不能談談你對散文寫作的看法，具體或者寬泛一些都可以。

馮秋子：十幾年前，苦思冥想寫作的事情，想寫作者自身的事情，覺得該是獨立、樸素和誠實的。對我來講，能做的本來就有限，而且能做的不一定能做合適，能做到位，只能試著往前走。

寫東西，用手寫，是一回事;用心寫，是又一回事。用心寫，勞累得多。用心寫，寫出來的東西，也有講究，不完全以寫作者的意志為轉移。是說，寫作者以為是靠里邊的支撐和維護進行了寫作的行為，成文的不一定裝載了對別人也能夠有意義的東西。僅是個體的，和超越個體的;僅是反映和回照了個體，而不足以眷顧一己之外的他者，這之間有不同。

寫作雖是個人的行為，寫什么的權利，可以說在個人手上。但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上的時候，它又生成和建立了許多規則，針對個人的規則。人與自由的關系，該是平等的，人首先應該尊重自由，而不應凌駕在自由之上。這時候，自由成為對個人進行約束和要求的一道繞不過去的坎，不得不面對的一道坎。人能做什么呢?所寫所想，看見自己，也能看見他人;關心自己，也能關心他人;在乎自己，也在乎他人;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不損害自己，也不損害他人。想更多的人，其實包括了眾人中的一員——自己。出發的時候，盡量能夠這樣，在路上，也能這樣，回來的時候，還能如此。

清明節的向日葵(速寫) 馮秋子 作

楊獻平：我讀過你不少作品，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寸斷柔腸》《我跳舞，因為我悲傷》《白音布朗山》《1962：不一樣的人和鼠》《嬤嬤》《讓事實組合》等。另外，《我跳舞，因為我悲傷》可能是新時期三十多年來最獨特的散文文本，能談談你寫作這些文字當時的狀態嗎?特別是某種特定場域對于寫作的作用或者重要性。

馮秋子：從1998年夏天開始，我應邀參加生活舞蹈工作室，做了一件自己沒想過的事，排練和演出現代舞蹈劇場作品。1999年11月底在人藝小劇場我和同伴一起演出了《生育報告》，是我有生以來作為創作者和舞者演出的第一部現代舞作品，連演三場。緊接著我們應邀去巴黎國家舞蹈中心、阿姆斯特丹荷蘭國際藝術節和里斯本的劇院演出該作品。之后十二年間，生活舞蹈工作室陸續完成了《與民工一起舞蹈》《身體報告》《時間空間》《37.8℃》《裙子》《回憶》(一小時版本)、《回憶》(八小時版本)等作品，我們的作品應邀在歐、美、亞等許多重要的國際藝術節、舞蹈節、戲劇節和一些國家的劇場、舞蹈中心展演，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也多次參加北京、上海、昆明、深圳的國際藝術節。2004年8月，《身體報告》獲得第25屆蘇黎世國際戲劇節一等獎。

我曾經寫道：我喜歡現代舞的無規定性，這是吸引我的地方。內心的余地和力量，為思維的伸展，開辟出通過熾熱氣流的線路。它尊重所有摸索中的方式，不以簡單的概念論斷對錯，而尊重它形成的真實過程;看重真實過程的方向、高度、審美趣味，和在那個方向上承載的重量和質量;看重它所選擇的方法，是否能夠準確地、人性化地表達出人與事物(或是那個作品)的本質。它更遵循自然規則。

現代舞讓我們看到更多，懂得更多，讓我們看到自己，看到別人。我知道，了解和創作現代舞，不知不覺中，也成了我心里的需要，它也是我不想說話，尚可以選擇進行的一種創造和表達。至于現代舞能不能夠說出我的話，仍然需要去嘗試，去發現我與現代舞能夠牽引起來的東西，尋找自己對那個作品、對舞蹈劇場這種方式的可能性。就像多年前我選擇寫作，是因為總能看見活著的缺漏，總想把存在的東西，理出讓人看見繁復、思考混沌、探望靈魂的一些渠道;寫作能夠讓人想到彌補，想到盡力，想到長進。現代舞和寫作一樣，都是在沉浸、寂默的時空中去完成心靈的覺悟。

人們說過我的寫作，比較多在規則之外。除了內心對于自由的渴望和護衛，給予我不被羈勒的勇氣，我其實并沒有注意到人為規則和自己的關系。我不很懂得規則，很少去意識它。我酷愛無規則的藝術方式，它具有的特別魅力，讓我著迷，吸引我去投入比較多的精力。

好的現代舞作品，進入人心目里，就像好的著書;而好的著書，你會留存它們，關注那里展示的存在有些什么可能性，感受和體味源自不懈探求的悲憫和關懷，而你便站在那個起點上，參與活著，參與擔待，參與建設。

沒有現代舞，我發現的東西還是會比較多，但不會有舞蹈與人這一部分;我發現世界的方式不會有從舞蹈開始，從舞蹈起步去理解人，看見人性，人道精神，進而以自己能夠的方式進行舞蹈這樣的路途。而當我能夠試著進行這種創造和表達的時候，我明白，它們和我通過別的方向獲得的，而且尊敬和蓄積的，是并向一致的，與我的思想取向是吻合的。我在舞蹈中，同樣感受到心靈的自由和思維的寬敞，感受到沉默地存在，或是在生活中，或是在冥想中，或是在閱讀和寫作中，也或是舞蹈中，都能擁有這個世界給予我的寧靜、安詳，尊嚴和長久。多少年來，我一直不想多說話，寫作也不勤奮，皆因為我的想法，因為我對身在其中的這個世界難解懷疑憂慮，對于世事存有悲哀。人是和緩地存在著的，勞動，或者冥想。許多朋友對我說過要多寫一些，說我寫的東西還是有一些意義。而我固執己見，不以為表達具有樂趣，不覺得人能夠表達什么，表達本身有什么意義。本質上我不太信任言說。當然這也和我的語言不能夠表達出更接近我心里的聲息有關。確實發現，沉默著能保存更完整的東西。只有在讀到、看到、聽到出色的文學、藝術、哲學、歷史、思想獨步屹立在習以為常的日暮時，才感激表達，感激存在表達。現代舞多多少少改變了我。

尼日淖爾湖邊的樹(速寫) 馮秋子 作

楊獻平：從你的散文當中發現，你雖然一多半時間生活在北京，但始終與內蒙故鄉有著一種特別的聯系，是精神的，也是深入骨髓的。我還注意到，你的散文的地域背景幾乎都和內蒙古有關。我想問的是，你覺得地域寫作，或者說地域，乃至個人生命體驗與文學寫作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馮秋子：我19歲離開內蒙古來北京上學，之后在北京工作、生活。慢慢地認識到出生的土地和自己的關系深重，通過閱讀和寫作脫離蒙昧，啟發走路、走遠一點路。因為內蒙古家鄉給我底氣，我還算勇敢，也還算有耐力和韌性，不停頓在麻煩里，不被麻煩絆住手腳、蒙蔽心智，是說虛榮啊自以為是那些。內蒙古是深重、冷峻的，體會它時間長了，人也樸素、誠實多了。在遠離內蒙古的地方，老老實實地接聽來自北方草地的聲息，馭載著草地的節奏和啟蒙，在自己的地方待著，勞動。我這樣生活和工作、思想和瞭望，已經三十多年。在文學寫作中，北方土地里的人和物就在我眼前動。那里的歷史和現實、那里的苦樂悲歡，和我相關。

楊獻平：新時期以來，散文可能是最缺乏變動的，尤其是有效的改革與運動。我指的不是散文本身發生的那些變化，而是說散文與生活本身的關系，在整個文學受眾和影響極度萎縮的當下，你怎樣看待文學與受眾的關系?

馮秋子：三十幾年來改革開放后的生活，有了許多不同，文學受眾不再是吃不飽肚子的人們，文學不再占據絕對位置，而與眾多可供欣賞和娛樂的資質混同起來，文學至此作為被動的存在，僅供一些人們選擇，繼續權作他們的精神食糧。其中以文字方式豪邁鋪展、粗陋消費的寫作，部分地消解著文學以往莊嚴、神圣的屬性和擔當……不過這是正常的，自然發展而來的內容和結果。我能夠理解和面對。

我以為，寫作者也是思想者，是以文藝的形式進行思想，它包含理性思維，也包含感性思維;包含邏輯思維，也包含形象思維。他們發現、發掘、探求、描述，以生命的底力、思想的銳利、眼光的獨立和藝術的韌性與覺悟，和生活發生各種特別的關聯。他們應是與泥土連接緊密的人群，把腳深深扎進土地，在土地中，深切體察，認識土地，發現土地，尊重土地，創造性地表達土地。他們與哲學家、理論家同等重要，因為他們各以自己的方式傳達他們對于生存的見地和主張，梳理土地、人類、生存的本質和行為真相。而寫作者是以藝術的方式、感性地、形象地去完成這樣的耕耘，他們呈現的工作形態更容易為人類所認同和接受。寫作者裝載多少土地上的人和事情，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和方向，需要審慎地對待。寫出來的東西，能和更多人相關，能對生存和土地的質地理解、擔待更多，愿意閱讀并建立交流互動的讀者我相信也會更多一些。

夢中的白音布朗山(速寫) 馮秋子 作

楊獻平：我還發現，你的作品當中有一種強烈的質疑精神，那種隱喻式的發現與指認比拷問更為震撼人心。或許，這與你本人特殊的生活經歷有關。在很多人轉向自我，在世界一隅構筑自我的美妙宮殿之時，你的散文寫作始終與日常、與生活本體乃至你所處的環境有著深刻的聯系。到目前為止，你個人感到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些?為什么?

馮秋子：感覺比較踏實的，是和土地關系深重些的作品，《蒙古人》《額嬤》《白音布朗山》《沼澤地》《尖叫和愛情和其他》《沒有土地的村莊》《1962：不一樣的人和鼠》《荒原》《凍土的家園》《我跳舞，因為我悲傷》《為父親祈禱》等。

我寫了想寫的，一定程度寫出了心里想要表達的。不過還是覺著慚愧，每次讀，還能看到不如意的地方。我遠遠做得不夠。每一天，我希望能夠進步一點點。確實還需要下功夫。

楊獻平：你個人認為當下的散文批評有沒有觸及到散文寫作的本質?散文批評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狀態?

馮秋子：相當長時間以來，散文批評滯后于創作，批評的量少，批評的質雖然有，遠遠不夠。厚重、透徹的散文批評片斷式地存在，極偶爾地閃現一下兩下。大量的關于散文的批評文章，與散文寫作錯著些位，有的批評文章剛說到點上，即刻跳出，離開根本的地方，取其輕巧;有的說些大話，說跟這位寫作者的實際情況比較有距離的話。批評文章是講究感覺的，感覺不準確、表述不到位的情況比較常見;而且常見到互相轉著寫的關于散文的評述，這位研究者用之前一位的觀點，下一位又用之前兩位的觀點，信息往往是幾年前的或者十幾年前的，版本也是過去的。新的批評文章比較僵化、教條、非理性和隨意，缺乏基本功課，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個人的見識。批評者基于閱讀之上的研究、把握、提煉、表述變得異常稀缺。

這些年散文創作我以為走得比較遠，好的寫作凌冽地存在著，以少量的文字，傳達出深厚的思想和藝術品質，而且散文一直在變革著，由寫作者自身突破規范、因內容而衍生出形式上的創建和完善，帶動著散文寫作更寬大、更深廣、更有力的延伸。

向日葵兄弟(速寫) 馮秋子 作

楊獻平：多年來，我尊重的散文作品有張承志、韓少功、張煒和你的，這不是客套話。但是，我發現你是比較淡定與寬容的人。我想知道，你對當下的散文寫作，尤其散文態勢、現象關注多嗎?近幾年來，散文寫作主張和觀點相較而言多了起來，你怎樣看待?再者，你認為散文寫作的變革和運動還缺乏什么?它的基本方向應當是怎樣的?

馮秋子：我一直在讀散文作品，關注散文創作動向、掂量散文寫作者的創作準備和書寫可能，也對少數民族作家的散文寫作深懷興趣。總的看，散文實踐是在不同方向和層面進行的，其中有一股力量比較強勁，表現在思想和藝術方面相對成熟，超越日常的消解，超越自我的吟誦，直面嚴肅的社會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以散文隨筆的方式作深度的思考、探求;許多寫作呈現出質樸大氣和嚴謹有致的文化風氣，穿過亂世暴行，而攜帶起時間跨度下凝聚出的絲絲縷縷優良，直達前方，他們的創作有這個時代應該有的重要內涵和成色，獨具品質。我以為，這部分散文隨筆作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以很少的動靜，很小的篇幅，很有質感的語言元素，面向內里，面向世界，包裹創造性的建構，裝載重要的內容，推陳出新，超越自我，發現世界，傳遞過往、今天和未來日子的至尊至善至美之精神實質，梳導和傳遞文明的信息，擦亮閱讀者的心靈和目光。

但散文隨筆在理論上的探討還跟不上創作，比較突出的印象是，研究者閱讀文本范圍和數量有限，是在局限的格局中進行書寫，寫出來的評論或者言論，就有了局限中的局限。有一些評論文章，與寫作處于同一層面，因為只是為被寫者感覺好感覺舒服而作，對其他閱讀者和寫作者沒有多少促動和啟示意義。還是覺得要沉下心來思考問題，再訴諸書寫。另外，散文隨筆的寫作離表演再遠一些，有可能出來更多厚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