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9日，“北大文研論壇”第36期“魯迅與當代中國”學術論壇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行。此次論壇特邀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主講，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孫郁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高遠東教授、吳曉東教授、賀桂梅教授等擔任討論嘉賓。

近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與當代中國》是錢理群教授榮休之后關于魯迅與魯迅研究的最新論述，該書五十萬言，是錢理群教授的第11部魯迅研究著作。錢教授坦言，盡管自己當下已經不再進行專門的魯迅研究，但是魯迅仍然活在他的生命中，不論思考什么問題都會想起魯迅，尤其在面對青年時，他更會情不自禁地講魯迅。這種將魯迅融入生命的研究態度是與王富仁、王得后等研究者所共享的，錢教授將之命名為“生命學派”。

錢教授發表了《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主題演講，歸納了自己自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過程，并強調對魯迅不同側面的發現過程與時代精神和自己的生命要求相一致。 他將這一過程總結為八個方面：“個人”的魯迅;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魯迅;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魯迅;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作為“真的知識階級”和“精神界戰士”的魯迅;作為現代白話文體語言典范的魯迅;魯迅的文體視野;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

他進一步提出了“錢理群魯迅”的說法，并指出自己的魯迅研究帶有過分強烈的時代感和更為強烈的自我生命的解讀，這是長處也同時是弱點。在回答鳳凰文化記者提問時，錢理群教授也強調，自己大膽提出“錢理群魯迅”的概念，其實也包含有希望“錢理群魯迅”早日結束的含義。他坦承自己這代人實際上是按照時代的主流話語進入魯迅的，先是從科學、民主、人道主義、啟蒙進入，然后又從自由、平等、社會主義、革命進入，這種解說魯迅的方式確實能體現魯迅跟時代主流的契合和他的引領作用，但顯然也有很大的弊病，他自感始終和魯迅有點隔閡。在錢教授看來，今天的學生用博物學的方法或者用另外一種語言去研究魯迅，或許更能貼近魯迅的內心。

陳平原教授指出，日本學界有“竹內魯迅”與“丸山魯迅”的說法，指的是竹內好與丸山昇兩位學者對于魯迅的創造性闡釋，中國學界也應當提出“錢理群魯迅”的概念。錢理群教授和王富仁先生、王得后先生等人共同代表了一代人的學術風范，他們將魯迅特別深刻地與自己的生命體驗結合在一起，這是特定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特色。

 

錢理群：這是我進養老院之后的第一次公開的講話，我很緊張，所以事先做了非常詳細的準備。我今天的講題是《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本來我現在已經不做魯迅研究了，但是為什么還要選擇這么一個題目來講呢?就因為魯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我現在成了習慣，無論面對什么問題都要想起魯迅。而且每一次都確實能夠從魯迅的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資源，得到啟發。所以這些年，即使在我不講魯迅的那些文章里面，還是可以看見一個魯迅生命的存在。而且我只要面對青年，就情不自禁的講魯迅了，因為我從進入學術界開始就給了自己一個定位，就是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梁，我一直堅守在這個崗位，看來要堅守到我死為止，這已經成了我的歷史使命和宿命。

而且我要說，這樣的一種將魯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堅守者，實際上不止我一個，剛剛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杰出的代表，所以我說我們魯迅界實際上是有這樣一個把自己生命融入魯迅研究的學派，我把它命名為“生命學派”，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一個現當代學術史和知識分子精神史的重要研究課題，因為能夠對他的研究者的生命產生這么深刻的影響的現代作家，恐怕除魯迅之外幾乎是沒有第二人。

當然，對我們這樣一種選擇，學術界一直是有不同意見的。在我看來這屬于正常，所以我今天來講魯迅絕沒有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地推銷給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魯迅觀，對我跟魯迅的關系、態度提出質疑或者反對意見。但是，如果大家能夠從我今天的自述里，通過我對學術研究的意義和方法，對于為何、如何研究魯迅得到某種啟示，那么我就達到我今天講課的目的了。所以我經常喜歡說一句話，就是我姑妄講之，諸位就姑妄聽之吧。下面的演講主要是敘述式地對我已有的魯迅研究歷程做一個具體的論述：

書封

魯迅的韌性精神和硬骨頭精神，仍然是當下中國最缺少的東西

先說我和魯迅的最初接觸。我讀到的魯迅的第一篇作品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從我讀大學的哥哥的讀本里面讀到了魯迅的《臘葉》，里面有一段話說是“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看了立刻有一個直覺，就覺得在一片非常燦爛的顏色，黃的、綠的、紅的顏色里邊有一個黑色的眼睛在看著我，而且這樣的一個第一印象一直貫穿著我以后的魯迅研究，我今天只要想起他，第一個想的就是這么一句話。這種讓你向往又讓你深思，甚至讓你有些悚然的感覺，就是我對魯迅的第一印象。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次相遇是很有意義的，我首先是通過文字結識魯迅的，而且是用直觀的、朦朧的感受進入魯迅世界，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而關鍵。這使我想起了我在大陸講魯迅和在臺灣講魯迅，我就注意到，大陸的學生進入魯迅和臺灣學生進入魯迅是不一樣的。大陸的學生，包括在座諸位，你們讀魯迅之前就有一個領袖的評語，魯迅的“三個偉大”，偉大思想家、偉大文學家、偉大革命家，先有一個抽象的概念，然后進入魯迅作品的。而臺灣的學生沒有，他們首先感覺的魯迅的文字之美之特別，然后進入魯迅的世界，然后才逐漸的發現和體會魯迅思想之美之特別，然后又進入魯迅的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別，然后和魯迅產生不同程度的共鳴，我覺得臺灣青年這種進入魯迅的方式是研究魯迅的正道，也是我們研究學術的正道。

正式讀魯迅是在中學，吸引我的仍然是三個人，小說家魯迅，詩人艾青和戲劇家曹禺。而且我學他們的方法很特別，一邊讀一邊寫，譬如我讀魯迅的《藥》，我就寫一篇小說《夏瑜之死》。我讀艾青的詩，我就寫一個艾青式的詩。我讀曹禺的戲劇我就自己寫戲，然后自己上臺演戲。這種中學生的進入方式是把讀和寫結合起來，我覺得這本身今天回過頭看來，這也是一條正道。

真正讀魯迅的著作是大學，因為1956年上大學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魯迅全集》出版，當時我還是個窮大學生，節衣縮食我買了一套。我讀了一遍但讀不懂，讀不懂怎么辦呢?當時年輕氣盛，就很急于要懂，怎么辦呢?一個是找老師，另外就是讀很多小冊子。就覺得讀小冊子很痛快，那么其中就特別讀了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影響非常大，因為姚文元把魯迅的東西講的非常簡單，非常明確，而且跟這個時代的最新潮流接了起來，還有他的發揮。讀姚文元的解讀來讀魯迅，就覺得特別舒服，但實際上不知不覺中就舒舒服服地把真正的魯迅給丟掉了。到后來我自己讀一個作品的時候，我發現上了當，就很尷尬，同時就反省這是為什么?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年輕人太想走捷徑了。其實魯迅早就說過，讀書必須是下硬功夫，硬著頭皮下去讀。我覺得這是我和魯迅接觸的第一個教訓。我二十年前就寫文章總結這個教訓了，要讀魯迅，要研究文學，一定要讀原著。所以我現在形成習慣，要研究一個問題直接讀原著，直接去感受、直接去領悟，自己有了想法以后再去讀別人的文章，就有了判斷力可以知道哪些可以給我啟發，哪些不對。我覺得這就構成了我研究的最基本經驗，就是讀原著，我想把這個經驗和教訓今天再一次地告訴諸位。

我真正走上獨立閱讀和獨立研究的道路是在1960年。我大學畢業從北京來到了遙遠的貴州山區，而且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物質匱乏，饑餓難忍的同時，更感到精神的苦悶和饑餓。因此，為了尋求人生的真理就要讀書，當時人們能讀到的只有兩個著作，一個是毛主席著作，再一個就是魯迅著作，但是我是帶著這樣一種精神的渴求，要求真理、求真求道的心理去讀魯迅就不一樣了。感覺跟原來在大學里面，從小冊子里讀到的魯迅完全不一樣，就覺得魯迅跟我的生命有關系，很多就慢慢讀進去了。而且就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對魯迅的看法。所以我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就是1962年1月1日，我在半饑餓的狀態下寫了一個魯迅研究札記，這個札記我現在還保留著，題目就叫做《魯迅與毛澤東》。那時候明顯受到毛澤東影響，我的結論是，魯迅精神是什么?魯迅精神性格里有兩個東西，一個就是毛主席稱贊的魯迅的那種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硬骨頭精神，再個就是魯迅的那種韌性戰斗精神，魯迅是一個硬骨頭精神和韌性的精神的結合，這個形成了我第一個魯迅觀，一個方面他有很明顯的時代烙印，因為那種時代是強調民族主義，強調自力更生，反對資本主義，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就強調硬骨頭。

所以我的第一個魯迅觀是民族的魯迅，但是他確實形成了我的堅持一生的魯迅觀，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魯迅的韌性精神和魯迅的硬骨頭精神，仍然是當下的中國和中國知識界最缺少的東西。也是我們當下的中國和學術界最急需的東西，一個就是硬骨頭，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另一個就是要有韌性，要長期戰斗，長期斗爭，要講策略。而且我回顧我這一生，我可以說我這一生堅守了這兩條，就是沒有任何的奴顏和媚骨，同時是長期的艱苦、堅韌的一種戰斗，而且這也是我對青年的期待。我曾經跟志愿者說過，我說現在志愿者運動需要的是，一個是韌性，一個就是智慧。在當下中國要做事必須兩個東西，一個要有智慧，韌性。我也跟我的學生囑咐，我跟我學生最近講的話就說，你可以做奴隸，但是你絕不能做奴才，要有底線，這其實都是堅持了我原來一貫的魯迅觀，也是我今天對青年的一個期待。

再回到歷史現場去，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一開始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其實那個時候我大學畢業沒多久，為什么呢?因為我是當時貴州那地方唯一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生，我就自然成了一個反動學術權威，我被關起來的時候還是讀毛澤東、魯迅。但那個時候是一個混亂的、迷惑的、迷茫的、扭曲的心靈，我當時稱之為兩個精神導師，和這兩個精神導師進行對話，那么這種閱讀和研究，就距離史學研究就很遠了。當時讀魯迅作品、毛澤東作品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當時被關起來做思想改造要找到合理性，而我充滿了反抗的欲望也要找到合理性，后來我在魯迅里真找到了，一個就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嚴厲批評，我夸大了魯迅的那種批評，就覺得我是魯迅說的那種知識分子，我應該改造。另外，把魯迅的斗爭精神夸大以后就變成一個非理性造反，直到文革結束以后我才讀魯迅著作，就發現魯迅的一句話好像對著我說的，他說“中國人所積蓄的怨恨已經太多了，必須在怨恨上加上明白的理性，否則是很危險的”，我覺得我在文革中就是處在這樣一個情況，有一種怨憤情緒，然后走向非理性的反抗。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現一個悲劇，分層地研究魯迅其實是歪曲甚至背離魯迅，這是我一生閱讀研究魯迅的最慘重的教訓，就是絕對不能利用魯迅來為政治服務，絕對不能用實用主義的、庸俗社會學的態度和方法去研究魯迅，這就必然要扭曲。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也告誡自己，研究魯迅是不能背離魯迅精神的，這是我的一個很慘重的歷史教訓，也形成了我終身一個遵循的原則。

現場

在文革后期，當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獨立性的魯迅觀之后，我就希望回到北大的講臺上講魯迅，這是我文革后期的夢想，在那個時候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個夢最后實現了。我當時開始研究魯迅，從表面看起來我應該比其他同學是更有準備的，因為我看了很多有關魯迅的文章。但是同時，包袱也是最重的。所以對我來說，如何擺脫原來的那個魯迅研究那種模式，就成為困難的事情。所以首先需要反思50年代我深受其影響的50年代的魯迅研究，當然我覺得50年代的魯迅研究今人從學術史來看，它是有自己的意義和價值的，但是那個時候它有個根本的弊端，一個根本的弱點，就是把魯迅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中去，既定軌道中去，用魯迅的思想和作品來證實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性。其實在我看來，這個是我們現如今研究的一個積弊，我們總想把自己的研究對象，不管是魯迅還是其他作家和他的思想文學納入到一個既定的理論框架中去，50年代是毛澤東思想，以后就是某個西方的時髦學者，當下就成了我們國家的意識形態，就總想把研究者納入到一個既定的軌道中來。我覺得這是我們學科的一個積弊。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80年代的第一批研究生給自己定的任務、目標就是如何獲得研究的獨立性、主體性和創造性，擺脫對既定理論的束縛。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回到魯迅哪里去”，這個口號是王富仁先生在他的博士論文里面首次提出來的，后來我在我的第一部魯迅著作《心靈的探尋》里面響應王富仁的號召，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回到魯迅那里去。什么叫做回到魯迅那里去呢?這就是承認魯迅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思想和思想方式，獨特的心理素質和內在矛盾，獨特的情感和情感表達方式，獨特的藝術追求、藝術思維以及藝術表現方式，獨特的話語。去研究魯迅要從魯迅自我這個獨特個體出發，就要挖掘他個體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社會、歷史、民族的內容，同時要注意他特殊的為普遍一般所不能概括的豐富性和獨到性，這就成了我們80年代魯迅研究的一個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終身研究的一個部分。

而且，當時我很自覺地做了理論設計，就一開始就建立了我自己的魯迅研究方向，而且設計了研究方法。我的理論設計是這樣的，這對我研究幫助非常大，魯迅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面的有機體，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的讀者、研究者都按照自己所處時代和個人的歷史哲學、思想情感、人生體驗、心理氣質、審美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側面去接近魯迅本體，要讓自己的發現闡釋、發揮、再創造，從不同的角度構成一個不斷接近又不斷豐富魯迅本體且永遠沒有結束的運動過程。這樣一個理論設計是有幾個理論要點的：第一個，它承認魯迅客觀本體的存在，因此它承認研究魯迅的一個標準，就看你多大程度上能夠接近魯迅本體;第二個又強調魯迅這個本體是可以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可能窮盡的;第三又強調，每一個階段的研究都只能從某一個側面、從時代的需要、從個人生命的需要去接近或者照亮魯迅某一個側面。但是照亮某一個側面的同時就可能遮蔽了某個側面，這是一個不斷照亮又不斷遮蔽，又不斷照亮的發展運動過程。現在回想起來，我這一生的魯迅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這樣一條路走的，不斷地發現問題然后不斷地再去接近魯迅，就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發現魯迅的瞬間，然后把這瞬間合起來，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魯迅面面觀。當然另一個是我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研究魯迅就要找典型現象，用我的話說就是魯迅的那種語言和意象。

我下面就講一講我在從8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研究魯迅過程中，對魯迅的側面的不斷地發現，最后就形成的我自己的“魯迅面面觀”大概是有八個方面，每一次都是一個側面，而且每一次發現的都是跟那個時代的精神，和我自己的生命要求是一致的。

一、作為個人的、探索者的魯迅

80年代，對魯迅的發現主要是個人的魯迅。這也是80年代初期提出的問題所決定的。人們痛定思痛，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的時候，每個人都在追問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被這樣一個革命卷進去?怎么被卷進去的?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追憶到根源的時候我們就發現了，在革命至上、國家至上、集體至上的意識形態的統治下，對個人欲望、利益、尊嚴和權利的全面剝奪，造成了人的全面的馴服工具化，我們是馴服工具，然后再認可了文革。所以80年代啟蒙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重新確認個人欲望、利益、尊嚴和權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道德性。魯迅以個人精神自由為中心的思想，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被我們所發現，而魯迅作為人的豐富、復雜的個人心靈世界就成了我們第一代魯迅研究者所關心的中心，所以我的第一部魯迅著作的題目叫做《心靈的探尋》，就作為個人的魯迅的心靈世界。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一個自覺，在我們探索魯迅個人的心靈世界的時候，特別關注作為探索者的魯迅的特點。我在《心靈的探尋》的后記里就說，“我們對魯迅的認識從結果轉向了過程”。什么意思呢?我們沒有懷疑魯迅的偉大，也不否定魯迅作為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但是我們要關心的是，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先驅者，他在探討民族變革復興道路的時候，他所面臨的矛盾、他內在的情感，他的憤激、他的焦躁、他的感傷和他的痛苦，是怎樣從內心的煉獄生長出來的。我們研究的重心不在他最后的結論如何正確、如何偉大，而在于他在探索過程當中的復雜的感情。我們發現的是一個平凡而復雜的探索者。而恰好在這一點上我就找到自己的生命和魯迅的共同點，我確定自己就是要做一個探索者，所以我跟魯迅的關系是兩個真理的探索者之間的關系，魯迅作為真理探索者的先驅，我作為真理探索者的后隨者，兩個真理探索者之間的一個自由、平等的對話，我對魯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就在這里就奠定。這是我的第一個魯迅觀，第一個側面，就是作為個人的、探索者的魯迅。

二、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魯迅

第二個側面，跟剛才講的也有關系。因為我原來對魯迅就是有一套東西的，我現在研究就很難從原來的東西跳出來，怎么辦呢?我就想到，還在魯迅這兒走是不行的，必須找到另一個人和魯迅對照，這就找到周作人，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魯迅，也可以說是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傳統中的魯迅。坦白說，我最初研究周作人完全是為了研究魯迅，但是隨著我對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我就發現了另外一個和魯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啟蒙者，這又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世界。后來我把它概括為，周作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而魯迅是一個最后走向左翼傳統的一個啟蒙思想，這兩種啟蒙傳統與啟蒙思想互相補充、沖突、制約，才形成了五四啟蒙運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那這樣我不僅發現了周作人，同時還發現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復雜的背景下的魯迅。今天回過頭來看，我覺得我這一輩子從事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找到魯迅的同時找到了周作人，同時找到這個兩個又相通又不同的，還可以互相補充、互相制約的兩個大家，抓住這兩個，就把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史整個兒拎起來了。所以我的研究經驗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研究還要抓大家。而且最好找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大家，在更大的視野下就可以發現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了，這是我的第二個魯迅觀，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魯迅。

三、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和東亞的魯迅

第三個是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魯迅，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一個產物。在改革開放時代我們整個眼光走向世界了，這是過去做不到的，然后就關注到在世界知識分子史、世界精神史當中的魯迅。那么這個關照應該說是在90年代初期，在我《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本書里完成的。

我曾經說過，我寫《豐富的痛苦》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就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后出現了社會主義危機，當時就有人宣布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滅亡，但是我不大相信，因為我發現中國的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跟共產主義有關系，你很難說這共產主義一定是要消亡的。我當然就對研究共產主義運動和知識分子的關系產生了興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和價值的時代課題。但是我要把它轉換出去，我轉換來、轉換去，最后轉換成兩個文學典型，也就是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東移的過程。

因為我發現，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發生關系，跟他們內在的堂吉訶德氣質有關，而且我發現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分別由西班牙和英國創造，在東移的過程當中有兩個關鍵環節或者中介，一個是德國，一個就是俄國，再傳到中國。它跟馬克思主義從德國傳到俄國再到中國的路線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因此我就把魯迅和周作人，以及他周圍的知識分子放在一個世界精神史上上，于是我就把從莎士比亞到塞萬提斯、海涅、歌德、屠格涅夫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從17世紀到20世紀的世界知識分子、世界精神史的精神譜系里發現了魯迅的意義和價值。這實際上是我的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我從對魯迅個體的關注轉向了對世界精神史而且是世界共同精神問題的關注，這種關注就具有了某種形而上學的意味。所以坦白說，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個著作，因為它有很強的內在哲理性，它提出的問題也最多，我覺得學術研究要達到那個境地才比較厲害。

然后在90年代，我有機會跟日本的學者和韓國學者有比較多的接觸，特別是到韓國教書一年，這時候我就開始對魯迅和東亞知識分子的關系產生興趣。為什么會關注魯迅和東亞知識分子的關系呢?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就是90年代以來包括現在，人們的思路是兩條，一條是往古代走，一條是往西方走，恰好忽略了20世紀的中國經驗以及20世紀的東方經驗。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叫做“東亞魯迅”的概念，這也是我對魯迅一個新的發現和認識，我當時提出“東亞魯迅”包括兩個含義：一個就是說在19、20世紀的同一個歷史階段里，有很多東亞知識分子，日本韓國的知識分子和魯迅面對的同一問題是一個平行的關系，就有好多類似的思考，可以做一個比較研究;另一個就是影響研究，魯迅對日本、韓國的知識分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韓國都有一批知識分子自覺地學習魯迅，這些魯迅研究者是有主動性的，他們對魯迅做了新的闡釋，創造了新的獨立化的魯迅。所以“東亞魯迅”指的是魯迅和同時代的東方，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共同創作的20世紀的東方思想文化文學遺產，這是20世紀中國的東方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我就把魯迅的研究就放進了20世紀中國和東方經驗的背景下，前面還有對西方的精神史的聯系，再加上東亞的聯系，就對魯迅的世界性有了一種把握。

具體到跟魯迅同時代的西方作家，我最感興趣的是卡夫卡，我覺得魯迅和卡夫卡的關系可能要超過其他的魯迅與西方作家的關系。對卡夫卡我沒有做多少研究，但是我注意到，魯迅和卡夫卡對父親的回憶，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1919年卡夫卡寫了《致父親》，1922年魯迅寫了《父親的病》，卡夫卡說要反對父權的壓制的時候，他對自己有一個描述，“我成了一個奇想疊出、寒氣逼人的孩子”。我一看我很興奮，魯迅就是這么一個奇想迭出、寒氣逼人的文學。所以我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兩個小說家就是卡夫卡和魯迅。這是我的第三個魯迅觀，就是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和東亞的那樣一個魯迅。

四、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

剛才說的幾個魯迅，基本上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后果就逐漸的顯現出來了，一方面是它獲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另一方面，它出現了權利向資本的轉化，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出現了生態環境大破壞，民族精神和道德大滑坡。而這些后果是我們當初的啟蒙運動的參與者所完全沒有想到的，這時我的內心非常痛苦，我就給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現在出現的兩極分化問題我有什么責任?我就發現，對于這樣一個兩極分化我一直很盲目，根本就沒有發現，沒有關注到。我就發現我的80年代研究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只關心知識分子自身，我的精神世界就停留在知識分子。當然，在80年代關注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它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和價值，但是不能只關心自己而忽略周圍的老百姓。我看到魯迅對當時30年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批評，魯迅說他們“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歡，并視之為大世界”，我覺得這是擊中要害，我自己就是這樣的。同時我就發現，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的貴族化，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自戀、自憐、自娛之中，而忽略了廣大的世界。

我自己對魯迅的研究也有著重大的缺陷。當時我到上海去參加一個博士生的論壇，那個博士生就對當下的魯迅研究提出尖銳的批判，他引述了魯迅《今春的兩種感想》里的一段話，這個話我們今天都會覺得很親切，好像也在批評當下的中國：“ 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 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于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呵，窮呵，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呵，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么亂子。如要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么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危險了。但有一層要注意，俄國談不得”。

我一看就很刺激，我發現我以前搞魯迅研究，要不就是只注意極近的魯迅，個人的魯迅，要么就極遠的魯迅，世界的魯迅，我恰好把中間的社會的魯迅給遮蔽了，而魯迅自己最看重他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當然我今天還不后悔，我覺得我80年代那種研究，研究極近的魯迅和極遠的魯迅并非沒有價值，但是你確實遺漏了。尤其是時代提出問題以后，如何面對新的壓迫?那么魯迅的社會批判功能就凸顯出來了，我們必須去關注。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背景下，我去重讀魯迅30年代的雜文，就發現了一個我既熟悉但又是陌生的魯迅。我發現魯迅30年代的雜文有三個對象：一個是對黨國體制的批判;一個是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一個是對知識分子的提醒，說你知識分子搞不好要成了官的幫忙幫閑，商的幫忙幫閑，還有大眾的幫忙幫閑。這時候，一個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的知識分子的魯迅在90年代后期就重新被照亮了。

到2009年在臺灣講學的時候，我又明確提出一個魯迅左翼概念，這個概念不是我發明的，是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來的，他說中國的左翼傳統應該分成兩個脈絡：一個脈絡是黨的左翼傳統，一個脈絡是魯迅的左翼傳統。那么他強調，黨的左翼傳統脈絡和魯迅左翼脈絡之間是有溝通的，所以魯迅一直把左聯的共產黨人當做自己的戰友，這不是偶然的，但他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這就涉及到魯迅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我們沿著中國問題不能回避的政黨政治的問題。

1927年，國共合作的時候，許廣平想加入國民黨，來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是這樣回答的，他說：一個政黨他要實現他的理想，必須強調組織性、紀律性，要求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議，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必要時要做出犧牲，這是政黨的政治要求，是必然的，而且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你作為知識分子可以衡量，你愿不愿意接受這種犧牲，你愿意就加入，你要保持自己的獨立化就別加入。

我覺得這個認識是很有啟發性的。這就決定了魯迅和政黨政治的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合作甚至接受政黨政治的領導，比如左聯時期，他明知道那個左聯是共產黨領導的，他說可以接受合作，以致領導，他并不完全拒絕一個革命政黨，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獨立和自己的批評權利。這就是跟魯迅左翼和黨的左翼不同，黨的左翼必須絕對服從，而魯迅左翼就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所以，任何時候都堅持黨派外、體制外的獨立性和主體性，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批判知識分子自由和政治自由。

五、真的知識階級和精神界戰士的魯迅

第五個方面是真的知識階級和精神界戰士的魯迅。本來它是屬于左翼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但是我把它單獨提出來，因為我個人的生命發展在90年代末遇到了一個難題。大家知道，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有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論爭，我沒有參加這場論爭，我對這兩派有很復雜的態度，一方面無論對新左派還是對自由主義我都有同情和理解的地方，他們的觀點我都可以接受。但同時我也有批評的地方，所以我就希望在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對立之外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因為在我看來，更加獨立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也就是面臨著一個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

這個時候我重讀魯迅1927年發表的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我的眼睛為之一亮，因為魯迅那里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并且他做了三點解說：什么叫做真的知識階級?第一，對社會永遠不滿意，意思是他永遠要提意見;第二，他永遠站在貧民這一邊;第三個，任何時候都不受歡迎。我一看，這就是我要的，我就找到了自己的歷史定位，概括為四個永遠：第一，永遠不滿足現狀;第二，永遠批判;第三個，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弱勢這一邊;第四個，永遠站在邊緣的位置說中心的話。大家可以看出這四條是指導了我以后一生的。也就是說，這是雙重的發現，在發現魯迅的同時也找到自己。

然后我又遇到了一個人生的困境，到了差不多90年代末，我已經被學術體制所接受，甚至成了著名學者，這時我就又感覺到問題了，我說成為著名學者是不是對自己的異化?學院對我形成了一個束縛，我本來想進學院，就怕進不去，現在它承認我了，我自己又覺得不舒服。我害怕自己發生異化，我要突破，但是我又不能離開學院，到哪兒去找出路呢?又是在魯迅找的。魯迅在就20世紀初就提出了“精神界戰士”的概念，他說所謂精神界戰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就強調這種批判知識分子的動作性和實踐性。而且他強調，他的動作和實踐主要指思想文化批評和社會批評。

我從這里就找到一條路，我把它概括成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的結合。一方面我還是做學院的學術研究，但另一方面我要關注社會，要參加一定程度的社會變革的現實。我當時的選擇是兩個，一個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中小學教育改革，再一個就是青年運動，對社會發出批判的、建設性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轉換成一種社會實踐。無論是我關注中小學教育，還是關注青年志愿者運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把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成社會文化思想教育的資源。這樣，我的魯迅研究就跟我的生命聯結在一起了，我對魯迅的每一個發現都是自我生命的一個提升，學術研究就和生命成長這樣融為一體。

六、具有原創性和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當我進入中小學教育以后，就面臨一個大問題，這幾年正好是很多人從不同方面去貶低魯迅，要把魯迅趕出課堂的狀況。那么我作為學者而不是一般的行動者進入，就必須從理論上回答魯迅對中國教育的意義在哪兒。為什么要選魯迅的作品，為什么不可以選梁實秋，我說梁實秋和魯迅不一樣。我就必須對魯迅的意義和價值有新的發現和新的闡釋，這就是我提出來的，魯迅是具有原創性和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文學家、思想家。他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學家，一個是原創性，再一個是民族精神源泉性，這是我對魯迅的第六個發現。我當時跟中小學語文教師講，魯迅不是一般的文學家，而是具有原創性、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的作家每個民族都不多，英國有莎士比亞，俄國有托爾斯泰，德國有歌德，印度有泰戈爾，中國有魯迅，他是那個等級。這些作家在那個民族、那個國家是家喻戶曉的，人們從小讀他們的作品，而且要讀一輩子，要不斷地從閱讀當中獲得啟示、靈感和精神的支撐。因此他們的作品總是成為民族教育、國民教育的基本教材。他們的作品教學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礎性的東西。

中國的原創性、源泉性的作家有哪些呢?我和很多專家討論過，最后得出來中小學教育的基礎教育要開五門課，第一個《論語》，第二個《老子》，這是民族文化的源泉。第三個唐詩，因為這是我們整個的文學高潮。第四個《紅樓夢》，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百科全書式的總結。第五個魯迅，開創現代新思想。這都屬于原創性的、民族源泉性的一些作家，它就應該成為我們民族教育的基本工程。所以魯迅不同于梁實秋，也不同于林語堂，我不是貶低梁實秋和林語堂，但他是不同的。每一個中國人，只要你受教育，你就必須知道魯迅，而且這個可以有強迫性的，你不懂也得懂，我也得告訴你，以后你慢慢長大就懂了，它是屬于這樣一種類型，現在很多指責是毫無道理的。

七、作為現代白話文的文學語言典范的魯迅

我強調魯迅對中小學生教育的作用，不僅僅因為他是原創性思想家，同時，他也是現代白話文文學語言典范的魯迅，是個文體下的魯迅。現在有些人把魯迅講成一個精神文本是不對的，它同時是語言文本。我曾經說過，我們中國現在白話文典范作家有三個人：第一是胡適，在我看來胡適應該是基本教材，因為他的語言的準確、簡潔、規范化;然后就是魯迅，他提供了現在白話文語言的另一種可能性;還有就是周作人，我們現在最大的遺憾就是胡適被排斥了，周作人也被排斥了，都是政治原因。我曾經專門研究過，民國以來的語文教材選的最多的就是他們三個人，然后就是冰心、朱自清。可以說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在他們三位的語言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這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基本經驗，但是我們把它拋棄了。

這就觸發了我對魯迅語言特點的研究興趣，所以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過程。因為今天來不及展開了，我只簡單講兩點：

一個是周作人曾經總結過，說中國的漢語有三大特點，裝飾性、音樂性和游戲性，周作人自己做不到，魯迅做到了;第二個就是魯迅有一句很有名的話，“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就說明人的一些深層的東西是不可言說的，是語言達不到的，而魯迅的了不起在于他恰好就挑戰了這個語言的不可言說性，用語言來照亮那些難以言說的世界。最大的典型就是《野草》，《野草》里用了很多違反日常思維習慣、修辭習慣和語言規范的表達。很多學生說魯迅的東西不懂、不通，說魯迅用反規范的語言。他的語言有冒險性，那反而是一個創作性，反而是學生一定程度上應該懂的東西。

還有文體創造，魯迅作為小說、散文、散文詩、雜文，都是中學生學習現代文體的最重要的。而且魯迅在雜文文體上有高度的自覺，我也做了這方面相應的一些不太多的研究，譬如我提出來的魯迅小說的從容美學，魯迅散文的任心閑談以及魯迅散文詩的獨語特征，以后我也不斷提出要創造研究魯迅雜文的本體美學，這也是非常開闊的一個天地，也是魯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

最后我要談的是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我記得我在北大講魯迅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爭論，好像就是賀桂梅你這個班，當時分成兩派：有的同學主張要把魯迅進入博物館，說他是一個被尊敬的對象;另外的學生說不行，魯迅活在當下，要和我們直接發生關系。這個爭論其實是非常有意義和價值的。這實際上涉及對魯迅的認識，我們通常說魯迅他的雜文有具體針對性，因此有人說這個雜文的具體針對性過去了，這個雜文就沒有意義和價值了。但魯迅的雜文寫作把“這一個”和“這一類”結合了起來。他不僅有現實關懷還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這一類”是深入到中國國民的精神深處和中國文化的深處，同時深入到中國人性的深處的，所以他這種關照就有超越性，他有許多未來因素，可以超越時空和后來進行對話。因此我強調，魯迅和其他作家不一樣，其他作家可以是過去式的存在，魯迅是現在當下式的存在，現在正在進行時的存在。這樣魯迅思想就成了對中國歷史和現實都具有解釋意義和批評意義的思想理論，對當下中國現實有很強的解釋力和批判力。我的這本《魯迅和當代中國》里面有個演講，可惜被刪掉了，題目就是《魯迅和當代中國》。我提出當代我們遇到七大問題都可以在魯迅里得到啟示：什么是中國基本國情?中國問題的癥結在哪里?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國的希望在哪里?我們怎么辦?我們應該有什么樣的精神去做事情?這就是當下遇到的非常尖銳的問題，我都覺得可以從魯迅這里受到啟發。

我還提出一個觀點，說魯迅對我們整個文化是一個異端的存在。我一直公開演講，題目就叫《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我就發現，青年對現實非常滿意，對自己非常滿意，對你所受的教育都很相信的時候不要讀魯迅，這時候你是不能接受魯迅的，因為魯迅講的跟你受的教育那一套完全不一樣，你天然地本能地要拒絕魯迅，也就是說，你春風得意的時候不要魯迅。當你倒霉了，感到困惑了，感覺不滿了，覺得活著有點問題了，這老師講的、宣傳的東西不大對勁吧，當你產生這樣一種想法，需要新的突破和尋找新的資源的時候，這時候你和魯迅就是最佳之配。魯迅對我們來說是另一種思維，另一種看法，另一種存在，也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且魯迅還有一個好處，魯迅提出了看法以后，同時對自己有否定和批判，所以讀魯迅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魯迅從不試圖收編我們。你讀有一些學者，你就發現他要收編你，他用觀點影響你，最后支配你，讓你聽他的，魯迅不這么干，他讓你和他一起思考，我曾經把魯迅和胡適的演講做了一個對比，這里就不具體講了。聽胡適演講是很痛快的，因為胡適先生目光如炬，他講的很堅定、明確，聽完以后大家就感覺到跟胡先生走就行了，他有一個征服力。魯迅不一樣，他剛提一個命題，馬上就對這個命題提出懷疑。他今天提出一個娜拉走出家庭，然后緊接著提，娜拉走出了怎么樣，她搞不好還得回來，他自己就把他的判斷質疑了。聽魯迅演講很累，你必須思考，但恰好這就是魯迅的價值，魯迅要逼你思考，他不是把現在的結論告訴你，他不是真理的宣講者，他是真理的探索者，和你一起去探索真理，我覺得魯迅對我的最大價值就是這個，他使你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而不是認同他。

一直到今天，我遇到什么重大問題都會想到魯迅。我最近的魯迅觀，就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我就在思考，特朗普當選對世界意味著什么?他提出什么新的問題?我們必須去回答，這是當下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你可以看出我的思維特點，我喜歡想很大很大的問題。后來我很想搞清楚，到底特朗普的上臺對思想界有什么啟發?我正好讀到了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先生的一篇文章，他的題目是《美國大選背后的價值沖突》。他指出現在實際上在美國，甚至世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就是獨立自由派和平等福利派的爭論，他說在這獨立的自由派，認為擺脫貧困、發家致富應當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而政府的權利過多地損害到個人經濟利益自由是不行的，所以他們反對政府的過分干預，反對在他們看來超出職能需要的救助人們的范圍，因為他認為這影響了他的經濟自由。所以他們在移民問題上是反對的，他覺得過分強調移民權利反而會損害他自己的經濟自由。另一派是就更加贊成平等福利的人們，他們主張要對富人征高稅，要擴大和推進國家福利政策，在一定時間內要對少數族裔和移民要進行照顧和優待，要廣泛吸納移民。它的背后就形成了一個獨立自由和平等福利之爭，它有兩個價值觀念，一個強調平等，一個強調自由。

那么我就立刻想起了1928年，也就是90年前，魯迅在《思想?山水?人物》的題記里面講了這么一段話，“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歌德)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 。我記得我和王得后先生曾經討論過，覺得魯迅有兩個判斷我們倆搞不懂。一個判斷就是他強調自由和平等是不能并存或者是有矛盾的，另一個他強調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他說個人思想太發達了，個人思想不一致，民族思想就不統一，命令不行，團結力量減弱，就會趨于滅亡，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個個人思想自由和國家統一之間的沖突。我們這些人所受的教育是很難接受這樣一個說法的，這就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我后來想，我們現在需要對我們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統一這些概念要做反省，不能把它絕對化，無論是自由、平等都是有限度的，而且它們是互相有矛盾的，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更加復雜化地來審視我們原來認為天經地義的一些概念，這是當代提出的問題，但是你看魯迅在90年前看的，這跟魯迅思維方式有關系，他從來對平等、自由、民主這些概念都是一方面肯定它的價值，但同時也質疑這個概念，質疑把它絕對化以后可能帶來的后果。因此，魯迅對問題的纏繞性的、復雜的思考和態度是有超前性的，我們這些被既定的東西所約束的人是很難理解的，要等矛盾進一步的暴露之后才可能理解。也就是說，魯迅的研究永無止境，在我看來，遇到這樣一些老讓你感到困惑，你老要和它辯論，老打破你的某些既定觀念的思維方式，才是你接觸魯迅的最佳時刻。

我想最后總結一下，以上所說的八個方面，就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可以說，研究魯迅就好像進入一個神奇的公園，一路觀察一路攝像，每走一處會發現一道異樣的風景，驚喜之下，你又能用閃光燈把這道風景與自己的瞬間感悟全部錄下。其實我們研究的就是這個，把這個瞬間相遇的發現和感觸記下來，然后再往前走又有了新的驚喜和發現，再閃光再錄像，這樣一路走來，公園風景的方方面面都得以逐漸的呈現，就給人一種美不勝收之感。而我們的角色就是風景的觀賞者和攝像者，也收獲了無盡的發現的喜悅，最后匯成一個美輪美奐的相冊，展現了公園風景的面面觀。所以我今天的回憶，其實就是編了一個相冊，我自己驚奇地欣賞之后，又產生了新的探險的欲望。

剛才這些魯迅觀的方方面面，我大言不慚地說它構成了一個“錢理群魯迅”。但是這句話它不是完全贊揚的，它也許是過分強烈的時代感和更為強烈的自我生命的解讀，這是我的長處，但同時它可能是一個弱點。但我還是深信我沒有完全背離魯迅，這些不是我強加給魯迅的，但他還是跟魯迅有一點間離，甚至是有一點隔閡的。優點、缺憾都在這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回顧既是對過去的總結，又是新的開始，而這個新的開始主要靠在座的諸位了。

孫郁教授

孫郁：錢老師是當代學界的堂吉訶德

今天很高興參加這個活動，錢老師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錢老師今年78歲，我今年61歲，我們這一代人的魯迅研究是在您的巨大的影子下進行的。我寫的第一本關于魯迅與周作人的書，其實受到您那本《周作人傳》的影響，是從那里孵化出來的。我覺得剛才錢老師講的很感人，我們國內現在已經不太容易再出現這樣一個學者，把研究對象和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化在一起，而且有一點點像魯迅的護法者，或者說像一個圣徒。我覺得錢老師的研究，保持了魯迅遺風的純正性。

魯迅去世以后，他的遺產被不斷地分化到不同的領域里，有的是用自己的雜文來延伸魯迅的精神主題，還有的是通過學術研究強化魯迅的記憶，但這種研究不像錢老師這樣落到生命哲學和社會關懷上，而是把它變成一個學科的話題，一個深層的學理話題。比如徐梵澄先生，他是魯迅的弟子，他翻譯《薄伽梵歌》、《五十奧義書》，寫《孔學古微》這樣的書，他還翻譯過《蘇魯支語錄》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些看似離魯迅很遠，但其實他的出發點，邏輯點是從魯迅開始的，他就是完成魯迅期待的那些工作，這也是魯迅遺產的一種延伸;包括像復旦大學的章培恒先生，他在古代文學研究的過程當中，一直有魯迅這個參照，他是這樣來延伸魯迅的主題的;像胡風這樣的批評家是在文學的領域來發揚魯迅精神的，他和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與許多作家的文本進行對話的時候，是用的是魯迅資源;還有，像張承志、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些小說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關注魯迅主題，賈平凹的《古爐》就寫出了新一代的阿Q。魯迅的遺產、魯迅的遺風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知識人那里在以不同的方式延伸的。

在所有闡釋和弘揚魯迅精神的這些人當中，我認為錢理群教授是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因為他不是把魯迅放在自己那個特定的職業里面去操作，他溢出了自己的職業范疇，把魯迅遺產當作當代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這樣一來，魯迅在錢理群老師這里有著巨大的存在，因此在不同的領域，在對話的過程當中，魯迅的價值和他自身的價值就呈現出來了。

聽錢老師剛才講的八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是不斷地在困惑中思考，這思考當中有欣慰，也有對自我審視的那種內心的痛感，他不斷地有一種悲愴的東西，但當他能夠超越自己困惑的時候又有巨大的快慰，這時候，我覺得他身上的那種周作人的氣味和堂吉訶德的氣味就出現了。我覺得錢老師身上是有另外一種東西在的，他不是像魯迅那種特別的峻急、那樣的殘酷，他身上還有另外一面的非魯迅的東西。那非魯迅的東西籠罩在對魯迅闡釋的文本里邊，就產生了一個奇妙的效應。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說錢老師他是當代學界的堂吉訶德，在做常人不能做的工作。他身上有這樣的一種元素，這是彌足珍貴的，我們現在的知識人已經沒有這些了。所以錢老師是一面鏡子，我們這些人都已經被“污染”了，他照出我們的虛偽和殘疾。錢老師的存在是一種精神的提示，讓我們覺得讀書人應當有一個基本的底線，即保持知識人的真與誠。他一直在堅守這樣的一個底線，是我們當代知識人的楷模。今天我參加這個會是特別向錢老師致意，向這本書新書致意。

高遠東：錢老師的魯迅研究實際上是把魯迅的經史結合

我覺得在我們當代的魯迅研究里邊，錢老師、王富仁老師、王得后老師代表了一種立場和態度，因為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文學家，一個文化巨人，他的思想、文學所體現出來的那些精神價值，是我們中國現代思想和現代文化的原點性的東西。錢老師對魯迅的這種精神原形、價值原點的理解的特別特別深刻，特別有穿透力，而且特別堅持這點。一個喜歡跟我抬杠的同行說，你們現在的研究把魯迅當成了一種新經學。后來我就想，好像形式上是這樣的，會把魯迅的價值作為一個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作為展開批判的價值原點，用錢老師的話說就是在魯迅停下來的地點，繼續展開批判和思考。可是如果說把魯迅當成是一個經學，魯迅就是我們的宗師，好像也不對，因為我們對于魯迅的思想和文學的研究，首先還是基于我們自己的獨立思考的，雖然最后思考的結果是服從魯迅，但是那畢竟是跟盲從和迷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所以說是對魯迅的發揮也好，對魯迅的利用也好，還是對魯迅的堅持也好，是一種經學的態度，這個批評我覺得是似是而非。

那么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一種表面上的類似跟你實際上的堅持之間到底是什么差別?因為雖然你說實際上不一樣，但是實際上還是經常體現出一種現象，就是會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那么如果說從自我質疑、自我反省的角度，怎么樣來看這樣的現象，我覺得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總之我覺得，我們當代的魯迅研究，可以以魯迅為經，就是學習魯迅、宣傳魯迅、弘揚魯迅的這種態度，還可以以魯迅為史，我覺得錢老師的魯迅研究實際上是把魯迅的經史結合，就是一方面堅持魯迅的價值觀，一方面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學的整個展開過程跟中國現代歷史、中國現代社會、中國現代文化的深刻聯系相結合，所以特別有說服力。剛才錢老師舉例子說胡適的那個魅力，他有他的思想，然后他的思想傳給我們，我們都愿意跟他走。其實我們對錢老師的魯迅研究很長時間以來，也都是愿意跟著錢老師走的，想對錢老師有所批判，但是結果是更加堅定了要跟錢老師走，真是這樣。

錢老師他講了他的魯迅觀的八個面向，實際上我覺得有幾點是最根本的。一個就是精神界的戰士，因為其他的一些面向我們在別的知識分子、杰出人物還可以找到，但是精神界的戰士這一點是別的人所取代不了的，它是堅持一種價值，并以這種價值為立場、為原則來展開批判和斗爭，這是一種正面的陽剛的堅持。還有一種就是深刻的自我批判跟自我懷疑的氣質，因為你的批判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有力量，取決于你自我質疑、自我批判的程度，如果自我質疑、自我批判的程度不夠的話，那么你對別人的批判也就要打折扣。我覺得在錢老師所弘揚的魯迅的價值觀里邊，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一個是最深刻的自我質疑、自我批判，第二就是非常頑強的、有韌性的戰斗，這兩者是最最重要的，我覺得特別特別可貴。

所以，錢老師他在反省的時候說，他的短處就是以魯迅為方法，就是在魯迅停止的地方來繼續思考和批判，把魯迅的東西跟自己的生命融合到了一起。這樣一個方法，錢老師自己謙虛，就覺得這是他的短處，但是我們今天，特別對于我這一代和我們后來更年輕的一代，它可能不是問題，我們不需要警惕這個問題，對于我們來說，不是怎么走出魯迅的問題，而是我們根本就進不去。我們還是應該思考怎樣走到魯迅的思想、著作里去，像錢老師這樣擇取和運用，把它變成自己的思想和價值。

總之，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講，我覺得有魯迅這樣的書來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在80年代以來能夠讀到像錢老師、王富仁老師、王得后先生這些解讀魯迅的著作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經常對他們的產生一種很依戀的感覺。現在雖然王得后先生也老了，他的視力越來越不好，王富仁先生去世了，錢老也說是要閉關，但我跟陳老師一樣不相信錢老師能放下，錢老師的閉關就跟宮崎駿說他要退隱一樣不可信。實際上我們還是對錢老師的思想、言論還有社會性的實踐感到非常留戀，因為我自己做不到這個，希望能夠有人做，而且我希望這么做、這么想、這么堅持的人能夠越來越多，雖然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越來越少。

吳曉東、高遠東兩位教授

吳曉東：我們有幸在“錢氏魯迅”的生成現場

這些天也一直在陸陸續續的讀錢老師的這本書的書稿，感覺像在跟錢老師上課，必須要記筆記，所以我也陸陸續續的寫了一些心得，感覺錢老師這本書有非常豐富的啟示性。但是限于時間，我今天想集中談的話題是，錢老師這本書以魯迅為中心展開了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多重的對話性的視野，這種對話性跟歷史、當下，還有未來建構了一種開放的對話關系。但是我感到更有興趣的也包括了一些非常具體的對話，也都拓展了新的思考空間。比如跟陳映真的對話，跟王得后先生的對話，還有跟嚴家炎先生、王富仁先生的對話，當然更多的是跟當代青年的對話，包括臺灣青年，我覺得這些對話都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空間。

首先我想談的是，這本新書中的一些論斷，與竹內好的魯迅觀形成了一種對話關系。也就是與大家熟悉的“竹內魯迅”有對話性。今天我們也見證了“錢氏魯迅”的生成，我們有幸在“錢氏魯迅”生成的現場。“錢氏魯迅”生成的意義在于，從此錢氏魯迅就形成了與竹內魯迅、丸山魯迅的一種對等的對話關系。

竹內好對魯迅的文學性的理解，我個人感覺跟錢老師有相通的地方。尾崎文昭先生有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召開的題為“左翼文學時代”的討論會上提交過一篇論文，就叫做《竹內魯迅與丸山魯迅》，這篇論文對于我們理解竹內好對“文學”所賦予的意義特別有啟發性。尾崎文昭先生說“竹內氏在魯迅身上發現的‘文學’，不是情念與實感，而是在這一詞語深處的倫理。或者說，是作為機制的思想。也只有這一點，才保證了對于‘政治’的‘批判原理’。”竹內好不是從自律性的意義上理解魯迅的文學，而是說魯迅“通過與政治的對決而獲得的文學的自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竹內好所說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同時，竹內好理解的魯迅式的“文學”是訴諸倫理實踐的，是一種作為機制的思想。這都非常接近錢老師對于魯迅文學的獨特性的理解。

通過竹內魯迅來理解錢氏魯迅，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中文系的洪子誠老師關于竹內魯迅的一個理解也和錢老師形成了一個潛對話的關系。洪子誠老師說人們最感興趣的是竹內好談魯迅時的兩個概念，一個叫文學自覺，還有一個是竹內好獨特的“回心說”，實際上就是在自我掙扎、自我否定中建立真正的歷史中的主體。這也是剛才遠東老師一再強調的，錢老師身上具有的那種自我掙扎和否定的態度。洪老師對于竹內好的“回心說”比較看重，他認為雖然不應該把“回心”概念看成魯迅的唯一原點，但這卻是其他的原點所不能并列和替代的，它有根本的價值。洪老師說：強調這一點，不會導致一種“整一的模式化”的追求，這也是魯迅超越某種政治信念的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遺產，也是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最欠缺的態度。洪老師之所以看中竹內魯迅的“文學的自覺”，主要強調的就是魯迅的文學中有掙扎的概念，這也是錢老師特別看重的，或者按照薛毅先生的理解，叫有一種發自內部的自我否定。錢老師這本書給我們提供的也是一個自我掙扎、自我質疑的魯迅形象，這在魯迅身上也可以視為一個原理性的基點，這樣一個基點就決定了魯迅也包括錢老師對一切事物都會持一種多重質疑的態度，從而就避免了一種本質化的理解。

洪子誠老師曾經引用過《思想自傳》里的一句話，別爾嘉科夫認為，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哲學、文學討論在很高的，深刻的水平上進行，“主要的界限就在這里：在西歐，特別是在法國，所有的問題都不是按其本質去研究。例如，當提出孤獨的問題時，那么，他們談的是彼特拉克、盧梭或者尼采如何談孤獨，而不是談孤獨本身。論說者不是站在生活的決定性的秘密面前，而是站在文化面前。這里表現了過去的偉大文化的疲憊性，它不相信根據實質解決問題的可能”。法國人在提出孤獨的問題時，之所以會談彼特拉克、盧梭或者尼采而不是談孤獨本身，恰恰是因為關于孤獨這個問題都是歷史化的表現在尼采的或者盧梭的言論中的，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符碼或者是文化傳統。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些大思想家貢獻出的關于孤獨的言論，孤獨這樣話題是無法在很深刻的水平上進行的。而我們關于中國的現當代文化的探討，雖然找不到盧梭、尼采，但是我們有魯迅，所以錢老師總是要回到魯迅，通過魯迅提供給我們一種如何理解中國式的歷史主義的途徑。

但是洪老師因此也提出，要警惕中國學界有一種叫過度歷史主義、過度語境化的傾向。什么叫過度語境化呢?所謂過度“語境化”批評的不是研究者回到歷史原初語境的追求，而是迷失在所謂歷史的豐富材料中沒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獨特訴求。這就是為了歷史材料而忘卻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我們的所謂“語境化”，往往無法“在很高的，深刻的水平上進行”，而總是低層次的歷史材料堆積和復印機般的刻板復制。在這個意義上說，浮淺的“歷史化”、“語境化”與浮泛的“本質化”一樣不可取。

錢理群  

讀這本書，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錢老師與嚴家炎老師和王德厚老師的對話。在給嚴家炎老師的信中，錢老師提到自己與王德厚聊天，王德厚先生談起對魯迅的兩個提法有不太理解的地方，一是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里說：“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強有力的人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于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少，而漸趨滅亡”，“總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減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現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這是知識階級自身的缺點”。二是魯迅在翻譯鶴見佑輔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題記》里說：“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海涅)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錢老師說，這里面表現出的是統一與自由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