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發表后的百年來，舊有的文學觀念、戲劇觀念不斷被顛覆被更新。最初，人們似乎如夢方醒般地認識到：元曲原來是和楚騷、漢賦、 唐詩、宋詞并駕齊驅的“一代之文學”，被人輕視的金元雜劇和宋元南戲，曾經有過無比輝煌的歷史。漸漸地，王國維重文學輕藝術、重元曲輕明清戲曲的觀念受到反思。人們從明清傳奇的持續繁榮，昆曲折子戲的興起，花部的崛起，“角兒制”的確立，認識到戲劇的表演藝術本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 戲劇與宗教儀式的關系問題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戲劇史的“明河”與“潛流”分途演進的理念被提出。這一理念正在經受時間與實踐的檢驗。

百年來的中國戲劇史研究，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學人和豐厚的學術成果。王國維的同時代人吳梅和齊如山，分別在昆曲音律和京劇舞臺表演方面獲得 舉世公認的成就，乃至有學者把王、吳、齊并稱為近代戲劇理論界的“三大家”或“三駕馬車”。吳梅竭力提倡“場上之曲”和齊如山對梅蘭芳表演藝術的指導，都 在揭示出戲曲的角色扮演本質的同時，充分認識到作家作品與場上表演互為依存的密切聯系，認識到戲劇史上存在著一個從“一劇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進過 程。王、吳、齊分別代表了戲曲研究的三種路向是毫無疑問的。當然，“三大家”中，王國維重文獻、重考據的研究路向影響最大，追隨者最多。

“三大家”之外或稍后，涌現出鄭振鐸、任中敏、孫楷第、黃芝岡、錢南揚、馮沅君、周貽白、盧前、趙景深、王季思、董每戡、鄭騫、傅惜華、莊一拂、張庚、張敬、汪經昌、吳曉鈴、郭漢城，以及蔣星煜、徐朔方、胡忌等戲劇史家。中國戲劇史的研究，可謂群星璀璨，光照寰宇。

盧前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寫的《中國戲劇概論》里，把中國戲劇史比作“一粒橄欖”：兩頭細小的部分說的是“戲”，中間飽滿的部分是“曲的歷程”。 這一生動的比喻，大致勾勒出中國戲劇史研究領域的成果與不足。當時的戲劇史家，大多是從文學、文獻學的角度從事研究的，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在宋元以 來的戲曲作家和作品方面。王國維的文學觀、戲劇觀和戲劇史觀，對這代人的影響一目了然。用注經的觀念與方法注戲曲、搜集文獻資料、研究戲劇史，其積極意義 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周貽白、董每戡、任中敏、張庚等人的研究，擴大了戲劇史的研究領域，突破了“曲本位”的局限，彌補了前人對 “戲”的研究的不足，也是對《宋元戲曲史》的超越。

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日本漢學有著割不斷的聯系。一方面，日本漢學對王國維的戲曲史研究或多或少有著啟發作用;另一方面，《宋元戲曲史》問 世之后，又極大地反哺于日本漢學。森槐南等人在大學講授含有戲曲在內的中國俗文學以及開展南戲研究在《宋元戲曲史》問世之前，而由狩野直喜開創，青木正 兒、吉川幸次郎、田中謙二、巖城秀夫等人繼承的“京都學派”，卻深受王國維的影響。出身于大東文化大學的波多野太郎獨辟蹊徑，他較早從地方史志中尋覓戲 曲、小說的詞語史料，頗受關注。而辻聽花、波多野乾一、濱一衛等人，著眼于京劇現狀的品評，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田仲一成的祭祀戲劇研究，從領 域到方法，都具有戲劇人類學的風范，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大陸的戲劇研究影響較大。

歐美研究中國戲劇史的著作在《宋元戲曲史》之前已經出現。據《清稗類鈔》介紹，英國博士瓦兒特的《中國劇曲》一書，把中國戲劇的發展分為唐、 宋、金元、明四個時期，已經明顯具有了“史”的意識。不過運用現代學術規范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顯著成果的，還要數后來的柯潤璞(J.I.Crump)、龍彼德(PiervanderLoon)、白之(CyrilBirch)、韓南(PatrickHanan)、杜為廉 (WilliamDolby)等人。他們的研究路數不完全相同，其成果先后傳到了中國，影響了中國。

韓國的中國古代戲劇研究比歐美、日本慢半拍，金學主及其門生撐起了半島的一片天，這已經到了二十世紀快要降下帷幕的時候。

學術界的新老交替，是一種必然的新陳代謝現象。然而它不是新一代否定老一代或者代替老一代。后人站在前人肩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前輩的有些 結論，可能成為定讞，永遠也不過時;前輩提出的繞不過去的話題，當然也可以說了再說;前輩的疏失應該糾正。至于新的學術增長點和新的話題，應該由年輕一代 提出來。陳寅恪先生曾經提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那么，什么是中國戲劇史領域里 的“新材料”與“新問題”?美國歌手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轟動了世界，再一次引發人們對文學本質的思考，也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國戲劇史 領域里的“新材料”與“新問題”。

在原始社會，人們唱歌、跳舞，但是不寫詩，因為那時候沒有文字。同理，史前時代的人也演劇，而且有文字之后多數中國戲劇演員并不識字，戲劇演出 主要是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與傳播的。然而長時間以來，人們陷入了文字與文獻崇拜的陷阱不能自拔，乃至文獻考據一直成為文學史、戲劇史研究中最受推崇、最 有效接近歷史真實的研究方法。如果戲劇史研究領域有“新材料”的話，那一定不僅僅是文獻。

本文開頭提到，戲劇史的“明河”與“潛流”分途演進的理念正在經受時間與實踐的檢驗。所謂“明河”，主要指的是從宋金雜劇、宋元南戲直到花部戲 曲的有劇本的歷史。所謂“潛流”，主要指的是長期處于文化邊緣位置的不依附于劇本而存在的民間小戲和祭祀戲劇。在中國，這兩種差異極大的戲劇形態雖時有交 集，卻始終不曾匯入同一條河道。近三十年來，作為祭祀戲劇之一的儺戲曾經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并產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然而，此類成果進入戲劇史的主流與中心的位置卻尚需時日。與此相應，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如何與傳統的文獻考據實現對接，如何把戲劇史的時間順序與邏輯順序 厘清理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康保成，本文為“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叢書”總序，內容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作者系廣州大學文學思想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