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安憶又出新作了，這次她推出了小說集《紅豆生南國》，收錄三個中篇《鄉(xiāng)關(guān)處處》《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

著名作家王安憶接受媒體群訪，介紹了新作《紅豆生南國》創(chuàng)作背后的故事

這三篇小說有一個共同點，寫的都是都市移民，第一個寫來上海的上虞鐘點工保姆，第二篇寫香港 男人，第三篇寫在紐約的兩個華人女性。細碎的筆觸，濃烈的煙火氣息，老練的筆觸，這是許多讀者熟悉的王安憶的味道。在寫完更有形而上色彩的《匿名》之后， 王安憶似乎回歸到了她最擅長的世情題材。

借著新書發(fā)布的機會，澎湃新聞對王安憶進行了專訪，與她聊了聊這本最新小說集。

【對話】

小說千萬不能推到普遍性上頭

澎湃新聞：這部小說集里前兩篇《鄉(xiāng)關(guān)處處》和《紅豆生南國》的語言風格和第三篇很不同，前兩篇更文白，有點章回體小說的感覺，比如四字的詞用得很多，你是有特別的考慮嗎?

王安憶：可能還是和題材有關(guān)系。尤其是第二篇，《紅豆生 南國》，因為我寫的是香港社會，香港人說話其實很有古風的，但我本人不會說廣東話，當我很客觀寫他們的時候，還是會注意希望能還原他們說話的方式。到了第 三篇就是普通話的敘述。第一篇是寫紹興保姆嘛，紹興人說話也和普通話體系不大一樣。普通話的敘述和地方上的敘述不一樣，但我也不企圖像金宇澄那樣(全用地 方話來寫)。

澎湃新聞：但是你之前寫《傷心太平洋》，新加坡的故事，好像也沒有特別刻意去追求一種語言上的南洋風味。

王安憶：《傷心太平洋》不太一樣，不是寫實的寫法，完全是抒情式的，還是用我自己本人的語言在寫。

澎湃新聞：這三篇小說有很不同的閱讀體驗，第一、二篇讀起來特別痛快，到第三篇就感覺有點澀，直到后來寫到兩個失意女人走近的時候，好像才回歸到了王安憶的本色，你自己怎么看?

王安憶：可能和寫作環(huán)境有關(guān)系，第三篇我是回到上海來寫。還有一個原因，第三篇讀起來澀，是因為材料太多，其實我不大能控制情節(jié)。

《紅豆生南國》

澎湃新聞：《向西，向西，向南》這篇里，讀到后面你寫這兩個失意的女人走到一起時，我想到了你早期寫的一篇小說《弟兄們》，寫的是三個好姐妹的情誼，最后分開了。“向西”這篇后面交代得比較含蓄，如果繼續(xù)發(fā)展下去，這兩個人后來的發(fā)展會不會和你寫《弟兄們》不太一樣?

王安憶：好想不太會。你這個對比很有意思。我記得當時刊 登《弟兄們》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創(chuàng)作談，我就提到我對姐妹情誼的理解完全不是同性戀那種，弟兄們還很年輕，但是“向西”里面這兩個人已經(jīng)到中年以后了，再要有什么戲劇性的故事，似乎時間也不夠了，并且一個人經(jīng)歷那么多以后，也要找到地方安靜下來。

澎湃新聞：關(guān)于女性情誼，我想到您以前寫過紀念你的摯友、女作家陸星兒的文章，里面的女性情誼很讓人動容，你覺得女性情誼特別在哪里?

王安憶：我覺得好像男人閨蜜是比較少的，但基本上每個女 的都有閨蜜，這好像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你到餐館你去看，兩個女的在一起的超過一男一女的，尤其是現(xiàn)在，而且很親密。為什么女性之間會這么親密，當然我這么 說很危險，很容易被解讀成同性戀什么的。所以我很謹慎，不然就還是落到情欲的窠臼里。我覺得可能和命運有關(guān)系，女性的命運還是有相當?shù)墓餐c。男性我覺得 是一種社會人格，他們即便有的話，也不太交流。我們身邊也有很多男性朋友，他們和自己的同性之間不會像女性之間那樣，溝通得那么深，我覺得女性是一種感情 容量很大的動物。

澎湃新聞：說到男女這個問題，《紅豆生南國》里，你寫的是一個男人覺得自己欠身邊的各種女人的恩情，包括生母、養(yǎng)母、妻子、情人等女性，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男性成熟得比女性晚一點?

王安憶：小說千萬不能推到普遍性上頭，它還是個別的。也有人問我這個小說想寫什么，我就說我就想寫一種情吧。我們說到情就很容易把它歸到大范圍里去，但寫小說注意的是那種不能歸類的東西，他們這些情感都是很難歸類。

美國的華人寫作，我也不太好意思去評判

澎湃新聞：關(guān)于《鄉(xiāng)關(guān)處處》這篇，我想到去年你參加過一個關(guān)于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學(xué)術(shù)會議。這篇小說里似乎也隱含著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一條線。所謂的鄉(xiāng)關(guān)處處似乎是反語。

王安憶：對，其實是無家。當時那個會上，已經(jīng)有很多人反對我了，我和一些老師有一些爭執(zhí)。陳思和就很天真，他就覺得這些農(nóng)民工能在上海生存的，但因為這些人目的還是要攢好養(yǎng)老的錢，然后還是要回到家鄉(xiāng)去，基本上他們的出路就是這樣，除非發(fā)生類似灰姑娘碰到王子這樣浪漫的意外。

澎湃新聞：說到《紅豆生南國》這篇，這個男主角有香港左翼的色彩，你寫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啟蒙時代》里的南昌這個人物。“紅豆”里這個男主角前期時候左翼色彩很濃烈，但他被學(xué)校懲罰之后，似乎就突然斷掉了這個情懷，沒有行動力了，只是傾注到文字上，似乎有一個斷裂感。

王安憶：這兩個人物不一樣。這就涉及到很具體的情況，比如我肯定要規(guī)定他是一個文藝青年，如果不是文藝青年的話，他對自己人生的反省和他的體會，不會那么細膩。什么人最能夠當一個文青?就是左翼青年。文青和革命是一路的，尤其是在那個年代的香港社會，因為他是一個極草根的人物，他的生活給予他文藝養(yǎng)料的就是左翼運動，尤其是那個時代的香港。

澎湃新聞：“紅豆”這篇是以香港為背景，之前你也寫過《香港情與愛》，還有你之前寫過《傷心太平洋》，南洋背景，以你父親的故事為主線。

王安憶：《傷心太平洋》是一個抒情性的東西，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因為物質(zhì)性的資料比較少，所以我只能寫一個抒發(fā)性的。有時候想象會受具體的局限，自己家族的事情就不太能打開你的想象，如果是不相干的一個人，倒是能打開。

澎湃新聞：所以你以后不會寫一個以南洋為背景的故事嗎?

王安憶：我后來也寫過，《新加坡人》。這和每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有關(guān)系，在這個生活經(jīng)驗里，你就時不時會用到。

澎湃新聞：說到南洋，你在有一次和黃錦樹、駱以軍的對談里，談到馬華文學(xué)可能會為中文創(chuàng)作提供新的可能，能再具體談?wù)剢?

王安憶：是的，華語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是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它是一個被邊緣化的文字。沒有任何實用性的功能，辦公語言也不是它，社交語言也不是它，作為族群來說也是孤立的。在中國，中文都是功能性的語言，顧城有一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漢語就像一張流通過度的鈔票，立志開拓出新的漢語。當然這很難啦，因為你說出話是為了讓人溝通，為了讓別人懂。而在馬來西亞，華語天生就是一種孤立的語言，就只能用到藝術(shù)上去，除了華文寫作，就沒有任何用處。他們的作者也會感到很寂寞，你看黎紫書跑到北京，黃錦樹住在臺灣， 好想要回到母語的胎胞里。但是他們?nèi)绻铝l(fā)展吧，也是很特別。如果你去注意黃錦樹這些人的文字，和中國是有很多區(qū)別的。我覺得他們首先是繼承五四的白話 文傳統(tǒng)，另外又加入了很多譯文體的元素。

澎湃新聞：美國的華人寫作也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吧?

王安憶：美國的華人寫作，我也不大好意思去評判，因為承 擔寫作的人的水平是不高的，因為那邊的人生存很重要，要做生意，誰會去寫作啊?就像哈金這樣的人，是用英文寫作的。在美國有一個特殊情況，是我們這邊不大 能理解的，他們是不大喜歡看譯本的。所以我們這邊一天到晚在說中國文化走出去，但其實人家根本不要看翻譯的中國文學(xué)。有一個上海的作家出去的叫裘小龍，他 就是用英文寫作，其實我們現(xiàn)在看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一般的，可是他用英語寫作，別人就愿意看嘛。所以凡是在那邊比較有名的華人作家，都是用英語寫作的。

澎湃新聞：所以用英語寫作等于算是一種優(yōu)勢吧?

王安憶：是一種優(yōu)勢，但是我們讀中文的讀者也很多啊，其實我們沒有那種要走出去的壓力的話，我們問題不大的。我是不要走出去的。我覺得他們那么喜歡走出去，是為什么呢?還是承認西方的標準更加有價值嘛。

現(xiàn)在很多人是不得已去寫長篇

澎湃新聞：張旭東教授(紐約大學(xué))會把你和左翼文學(xué)圈或和當代中國的左翼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你怎么看?

王安憶：是的，他從我的小說里面找到學(xué)術(shù)的支持。有個花 絮很好玩，去年我在他那邊駐校嘛，他專門為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就是一個大團結(jié)，左中右都來。事實上，我也覺得，這是詮釋者的權(quán)力嘛。但是從某 一個方面來講，我也不是特別贊成用左翼這個字眼，可能我更傾向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全球化的批判。

曾經(jīng)有一度，我們這撥人，薛毅啊，蔡翔啊，張旭東，我們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要為陳映真做研討會，我們對陳映真尊重，當然到后來也會有些分歧。但我到現(xiàn)在也不會否定我的立場，臺灣人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我“共和國的女兒”，我很共和國的，但我又覺得我和他們不完全一樣，我追求的理想和他們不完全一樣。

澎湃新聞：你和陳映真追求的理想怎么不一樣?

王安憶：我覺得陳映真現(xiàn)在完全是被誤解的。我們在亞洲， 身處在后發(fā)展國家，我們有很多無奈的。你如果說你反對資本主義，人們就會覺得你反對改革開放，這是很容易被誤會的。即使從美學(xué)上講，我恐怕是比較傾向于王德威的，就是沒有政治，是一個無政治的選擇，但是你在這么一個處境里面，你不可能這樣，因為周圍具體的材料就是這樣的。這個事情說起來很復(fù)雜，涉及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關(guān)系，尤其我們這些有理想主義的人會不斷在現(xiàn)實里碰到很多挑戰(zhàn)。

澎湃新聞：您的創(chuàng)作生涯似乎有一個特點，中短篇更像大眾認識的那個王安憶，就是寫世情，寫日常等等，但你的長篇題材更多元，似乎更有雄心。

王安憶：對，是有這個特點。但這不是我的野心，這是長篇的野心。現(xiàn)在寫長篇變成一個非常普遍的東西，任何人拎起來就是一個長篇，因為有出版的要求。現(xiàn)在很多人是不得已去寫長篇。如果你不寫長篇的話，就得不到出版社的接納。即使在國外，如果你要出短篇，他一般也要你一本書，12個短篇，有出版界的限制。所以我們的長篇就特別多，其實長篇是非常難寫的。對于我來講，我要找到一個長篇的題材是很難的，它本身對體量有一個要求。而且我們中國人有一個誤解，我們以為寫得長就是長篇，它還有一個文體的問題。所以現(xiàn)在很多小說都是很長很長的長篇，三大本兩大本，就會變成固定的編年的體例，然后這種編年的體例就會得到一個特別好聽的名字，叫史詩。其實長篇不是完全靠篇幅，本身文體有它的要求，有一點是要有一個大的東西來表達。

澎湃新聞：這個情況好像在香港不同，像董啟章的作品都很厚。他說在香港，其實大家不喜歡長篇，大家喜歡看短篇中篇，長篇可能不受歡迎。

王安憶：他可能是在抵抗。但我覺得香港人還是喜歡看長篇的。像瓊瑤、廖輝英啊，在香港賣得都不錯，還有金庸啊這些。我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好像還沒有到誕生大作家的時代，有的時候你不能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