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華書法作品

書法家要有“人文意識”，這在學界應該說已成老生常談。但大家說歸說，對于到底什么是“人文意識”、書法中的“人文意識”應該如何理解，卻未必盡然了于心中。

要說明“人文意識”，我想首先要說明什么是“人文”;其次再談為什么書法藝術對于這一問題如此重視，別的藝術為什么不這樣提(至少并沒有這樣急切、強烈)——也許這樣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問題。

從字源學角度考察，“人文”的“文”，其本義為花紋、紋理。這是一個象形字。在甲骨文中，為縱橫交錯紋理之形;《說文》也說：“文，錯畫也。象交文。今字作紋。”它具有某種圖像的概括性質，有各種各樣的美感，由此引申出多種相關含義，如美好、優雅、華麗、文明等; 并進一步引申出來指稱自然和社會的某些重大事物或現象，所以張懷瓘在《文字論》中說“文”乃“道之煥焉”(“道”的美好顯現)。“日月星辰”是“天之文”，“五岳四瀆”是“地之文”，“城闕朝儀”是“人之文”。“人文”之“文”，比照“天文”“地文”等概念，其立意、主旨應該在“人之表現”“人之展示”;凡是與人相關、表現人的本質、展示人的內在精神的一切事物、現象，包括思想、情感、倫理、道德、審美、藝術等，都是人之“文”。現代學科分類中，人 文學科所涵蓋的，正是這樣一些內容。概括地說，“人文”就是人的精神的外化。

那么什么是“人文意識”呢?

心理學上的“意識”，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心理運動形式，它是人類心靈對外部世界的一種概括反映，具有自覺、能動、社會化等特征。書法藝術理論中所說的“人文意識”，從主體上說，即是指那種自覺的向“人”(人的情感、人的精神)、社會、人本“靠攏”或“介入”的傾向。書法原來是一種實用文字書寫，一種純粹的生活實用行為，完全可以不考慮人的情感、精神因素，而只服務于其“工具”特性。但后來的文人為了滿足情感表現需要、豐富精神生活，“收編”了書法，擴充了書法的“容量”，發展了書法的功能，使中國的“寫字”成為一門與詩歌、音樂、繪畫、舞蹈具有同等地位的藝術。 為了保證“文人書法”的文化品格，書法“從業者”必須努力與工匠劃開界限，在主觀上加強寫字的表現特征。我想這就是書法家主體上的所謂“人文意識”的內蘊所在。從作品角度看，強調書法的“人文意識”，那就是從“受體”(創作者是“授予”方，筆墨形式是承載者、受者)角度對同一問題提出要求。增強書法形式對 “人”——人的情感、人的精神的表現的“適應性”，拓展其形式寬度和高度，容納更多的心靈、精神因素——包括人的自由與個性以及人對社會做出的各種反應。 這應該是“人文意識”的又一內涵要求。機械摹古的作品，其精者視覺上我們不能說它不賞心悅目，但它缺乏書法作品應有的內蘊，缺乏藝術家應該在藝術作品中訴 諸視覺的審美表達，因而歷來為史家所鄙夷。

當然，書法人文“意識”“價值”的實現，僅僅強調上述兩方面還是不夠的。因為立足于近代“藝術”的概念談書 法，我們已不能把書法的文字排除在外。書法作為藝術，重要特征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這里創作者既是書法家，同時也是作家、詩人。他抒發情感、狀寫心志，不是單一靠書法或詩歌，而往往是多種“語言”并用，水乳交融，難分彼此。這是文人書法家與寫字匠人的根本不同點。所以我們談“人文意識”，也不能忽略詩、文、思想、哲學等方面的修養。

在傳統社會中，作為藝術，書法擁有與詩歌、音樂、舞蹈等純藝術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藝術大家族中，書法還應該說是個“大戶”，因為只有它具有思想表達的直接性。但即便如此，書法的地位仍然非常脆弱：我們很少聽說文學家、音樂家呼吁要強化“人文意識”，他們沒有這種焦慮。歷史上有作家提出過“文章合為時而著”(白居易)，呼吁增強創作的時代性、社會性和人民性，這是針對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創作傾向而發的。沒有人為文學、音樂是否擁有“人文內涵”而擔心，究其原因，大概在于文學、音樂這些藝術門類是先天地就和人、人的思想情感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大藝術”，它們的產生直接導源于人類的情感表現需要。它們沒有游離于人的情感世界之外的純實用的“史前史”；從它們的藝術形態上說，它們也不存在可以游離于人的情感之外的“純實用藝術”的可能性。因而理論家不必為此擔心。書法不一樣，書法以漢字為載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并不是可以和詩歌、音樂等相提并論的純藝術。而在其實際存在形式中，它始終是和作為生活工具的實用藝術“聯體并存”。書法可以離開情感、離開“人文”而存在，因而，強調書法的“人文意識”，就成為人們維護書法純粹性和提高藝術品位的必要手段。

客觀地說，由于書法藝術是借用了漢字作為藝術載體，而漢字形體美的創造，它整體來看需要作者的學養、思想的支撐與參與；但局部看，就某些具體創作而言，學問、思想、文才并非完全和藝術創造力相等同，在很多情況下，它甚至可以排除情感因素介入。作為一個特殊書寫技能的掌握者，在相當程度上，學問并不直接影響他書法水平的提升或視覺語言的創造(只有在極高端的層面，視覺語言的創造或轉換，非擁有深厚的學養支持難以實現)。這種客觀可能性及其他多種社會原因的存在，就不能不引發部分書家的急功近利傾向：書法家不讀書，除了背幾首古詩，什么“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 遷史，薛濤箋，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鄧石如《居室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這種傾向的出現，背離了中國書法的“道統”，也很可能對千百年來由無 數代文人苦心經營而塑造的中國書法文化品格、形象帶來損毀和傷害。因而主流文化界加以抵制和排斥，是必然的。

所以書法界揭櫫“人文意識”旗幟，強調書法的時代性、現代性、主體性及博綜合群藝的創作能力(這都是急功近利者不易達到的)，守望和維護千年書法的“道統”，這既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