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而言，這是一個悲喜交集的日子。

1925年，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成立，禮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即便是在那個大師輩出群星璀璨的年代里，這一學術陣容也足以傾動學林。而此時的王國維，剛剛結束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差使，前一年冬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驅逐出宮。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魚藻軒，留下了簡短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2017年既是王國維誕辰14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90周年紀念。中華書局于近日出版了王國維與胡適、梁啟超、梁漱溟、顧頡剛等人的往還書信集《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10月21日至22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召開“2017年紀念王國維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劉迎勝、姚大力、陳來等近20位學者與會宣讀關于王國維的研究論文，藉此表達對先哲的孺慕與思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劉東教授作大會主題演講《王國維的悲劇觀念》，澎湃新聞整理了演講的主要內容：

從“以西格中”到“盡棄前學”

王國維何以突然中斷自己才華橫溢的治學生涯，歷來有諸多的解釋和猜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劉東教授認為，剝開偶然的誘因，真正起一錘定音、無可挽回作用的內因是王國維的“悲劇觀念”。

早在1904年，28歲的王國維就沿著叔本華哲學的固定取向，對比了中國的樂天傾向和西方的悲劇精神，并做出了態度決絕的優劣判定。在其早期著作《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認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吸取小說，無往而不有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

在劉東教授看來，《紅樓夢評論》一書標志著“新紅學”的誕生，也標志著“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端和“美學”在中國的舶來與落地。這本著作不僅造成了上述三門現代學問的誕生，還在現代中國造成一種隱然而又普遍的文學理解，即對人生達到了悲觀判定的作家，比對世界還保留樂觀態度的作家更為深刻。現代文學名人堂中“成就最高”的“魯郭茅巴老曹”全都屬于廣義的悲劇作家。這種文學判定標準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時候也造成不言而喻的教條、套路或禁錮。

年輕的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倚靠的正是風頭正健的西學哲思新潮的悲劇觀念，由此帶來有別于國人的獨到眼光。幾年后，王國維完成了《宋元戲曲史》，本書在形式上是一本考據著作，但無處不在地打上了西學觀念的底色，且延續了《紅樓夢評論》中曾抒發過的悲劇觀念，其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王國維寫作《紅樓夢評論》和《宋元戲曲史》時，正值其學術生涯的“以西格中”階段，也就是從西方的思想立場和思維方式中，討來一把現成在手的銳利斧斤，然后便只顧著用來砍伐中學的林木了。

辛亥革命爆發后，羅振玉、王國維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僑居日本達五年之久，王國維在此期間經歷一次學術轉型，從“以西格中”階段轉入了“求索文史”階段，乃至“盡棄前學”。劉東教授在其未刊的新作《悲劇的文化解析》中評述道：“(王國維)以一個西學入門者的身份，帶著強烈的挫敗感從西學撤回了中學。”

而王國維的學術轉型采取了相當決絕或戲劇化的方式。根據羅振玉撰《海寧王忠愨公傳》記載，羅振玉力勸王國維說，晚近學林疑古“變本加厲”，而歐西哲學“流弊茲多”，“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而王國維“聞而悚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馀冊，悉摧燒之”。

投身國學研究后，他的學術創作像火山一樣爆發，誰曾想這位百年一遇的國學大師投身國學研究實際上只有十六年的時間(1912-1927)，有些領域他原本生疏，竟然在一邊閱讀一邊寫作，一邊學習一邊研究中，如有神助般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而他的成就，用張廣達的文章《王國維的西學與國學》里的話說：“在西學強勢傳入，地上地下新資料層出不窮的情況下，他的建樹維護了先哲之業于不墜，為后進奠定了縱深拓殖的基礎。他的學術水準為他確立了國學祭酒的地位，贏得了國內學界無分新派舊派的一致悅服和當代國際漢學界的普遍崇敬。”

叔本華的陰影

然而，劉東教授認為，王國維雖然要“盡棄前學”，卻想要拋卻也拋不干凈，他是帶著深層的西學痕跡回到中學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在《回憶王靜安君》一文中寫道：“晚年他絕對不提自己會外文，可是因為他研究過外國學問，他的學術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國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說，他對西洋科學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來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作為學者的王君的卓越之處。”

但王國維對“前學”卻不愿多提，狩野直喜寫道：“我覺得來京都以后，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以后他擴展了元雜劇研究，寫了《宋元戲曲史》，可是對他來說，寫這本書已完全屬于消遣。此前他說過，雜劇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后再也不研究了。”

西學本身也屬于嘩嘩流淌的江河，它和中學一樣也處于方生方成之中，也有著自身不斷變化的形態與取向。所以，在這方面真正可取的理性態度，便是時刻站立在兩大文明的界面上，敏銳關切著來自雙方的發展與變遷，從而促動雙方并長爭高的恒久對話。而“學貫中西”的王國維曾有可能承擔起這種文明的對話，但是在學術轉向后，他卻從此對西學不再深究。

王國維當年曾如此下力的西學修習，后來在某個不可思議的節點或瞬間，沒有沿著思想自身的發展路徑前進，而令人遺憾地駐足遲滯不前。事實上，一直到了王國維生命的盡頭，他對于西方學術這種率然的放棄，都還帶來了相當消極的、匪夷所思的惡果。

他那句“為哲學家而不能，為哲學史家而不愿”的興嘆，正是當他面對叔本華哲學時油然而生。王國維“盡棄前學”后未能及時地跟進西學的最新發展，才使他看來畢生都未能擺脫叔本華的陰影。然而“悲劇觀念”對其他許多人而言，頂多也不過是“嘴皮子功夫”，即便是首次把悲觀抬到哲學高度的叔本華本人，也充其量不過是為了博取名聲。但可惜的是，一旦這種原本可疑的觀念被灌輸到王國維心中，由于他天性的真誠篤實、從無戲言，也由于他情感的濃郁低徊、沉潛剛烈，那可就不會只限于說說而已了，所以問題也就變得格外嚴重。

盡管由古希臘人凸顯的來自冥冥命運的戲劇性沖突，在任何文明和社會中都是隨處可見的，但中國文化歷來更加理性地面對人生的悲劇沖突。胡適曾攻擊中國人的“知命”是一種懶惰哲學，清華國學院另一位導師梁啟超則回應以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這句話很可以表現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為知命與努力的注腳，‘知其不可為’便是知命，‘而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偉大和勇氣，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

劉東教授認為，恰恰是孔子那種“知其不可而為”的有限理性精神，不僅幫我們確認了藏在“命運”背后的“分限”，也讓我們既立意去挑戰這種“分限”，又不至于一遇挫折便心灰意懶。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的啟發，盡管較之渾渾噩噩、無思無慮、對于任何狀態都安之若素的心態，對于人生的悲觀判斷往往顯得不無深刻，但是，進一步去反思這種悲觀判斷的價值，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超越這種幽暗的意識，以便給人生找出基于“有限理性”的解決方案，從而給我們的生命過程以相應的安頓，同時也向展開這種過程的歷史賦予相應的沖力，這理應是更加深刻、更有力道和更具價值的。

這并不是說，王國維自沉的原因僅限于這種未經反思的悲劇觀念，但即便它不是唯一或終極的原因，也是主要的、暗中起決定作用的內因。王國維的選擇凸顯了西方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巨大壓強，以及在那種壓強下不明就里的盲從。

而在王國維之后，一度連“自殺”尤其是“詩人自殺”都被說成富于“意義”的，或者至少表達了真性情，因此也值得為之喝彩。事實上，受這種“詩人自殺”之論的慫恿或鼓噪，此后還接著出現了海子等詩人的悲劇，而且這類結局也一概都受到了盲目的追捧。劉東教授認為這種鼓吹“詩人自殺”的價值觀是顛倒而扭曲的，是一種蠻橫無理的人生解決方案，是一種不具有哲學價值也不負責任的生命毀棄。

(盧南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