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書壇的種種現象，反映了書壇中人的各種訴求與行為——有讓人欣慰的，也有讓人覺得應當引導的、調整的。現象紛繁是正常的，沒有現象才是不正常的，現象是用來思考的，思考使人走向深刻，有利于書法藝術的發展。

持守規矩，不離正道

書壇中人的成分比較駁雜，和一些門類不同，書法藝術的公共性特征比較明顯，各行各業中對書寫有熱情的人都可以匯集到書壇中來。這些年很明顯地可以看到許多作家、演藝界人士、官員、名流都在書寫。這當然是一件大好事，因為書寫可以使人記取漢字，知其形、聲、義，書寫久了，對漢字也就有了切身的體驗，通過書寫感受傳統文人的優雅、斯文之姿、之韻。但是書寫和書法截然不同，書寫就是把漢字寫清楚了，使人知其義而不生錯舛，但它與書法相距十萬八千里。書法需要體統，需要一套經過刻苦訓練而掌握的創作技能，才可能進入審美范疇。如此說，一位再有才華的人，再赫赫有名的人，真想由書寫進入書法，都得從頭開始，按學書規矩而行，循其規蹈其矩方有前景。那種把書寫視為書法的人，也就無視書法的種種規矩和要求，無視書法藝術的外在門檻和內在規定性。如果再以此張揚、鼓吹，也就害處不淺。如果一位名人以書法之美應對社會，能起到傳播美感的作用;如果只是涂鴉，又以號稱著名書法家流行于世，那就是一種污染和破壞了。如今書壇中人不論何種成分，都以書法家自稱，故魚龍混雜、真贗交集。把自己的書寫等同于書法的人多了，書壇中人的身份就很駁雜，對書法藝術也就缺乏敬畏，誰都可以進來闖天下。《三國志》稱：“人各有志，所規不同”，一個人對于書法藝術的態度，可以看出格調高下，品位雅俗。同時，社會中不少人對書法家的認識也很膚淺，認為書法創作過程迅捷、輕易，并不考量其背后長期付出的艱辛勞動。

文學藝術各門類都有自己的規矩，書法自然不能例外。明人胡應麟認為：“風雅之規，典則居要。”書法生活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私有的，自由的，卻是需要提高的。書壇需要建全規矩，規矩是一種約束，也是一桿標尺，用以衡量書壇之人、書壇之事。守規矩應當成為一種習慣，不守規矩理應戒止。對于一個組織，在吸納新會員，在組織書法展覽評審、書法理論研究等活動中，持守規矩就可以更加客觀、公正使人信服;作為書法家個人，自覺遵守規矩，自律不輟，也有利于不離正道，行于大道。

抵制抄錄帶來的文化惰性

我們正處在一個學習的時代，學習對于書壇中人來說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當代書法家的學習現象還是有幾個比較明顯的不足。首先是學習的狹隘，譬如在學技能時，對其它修養的關注程度就不夠了。書法藝術只是一個范疇，學習應該進入更為廣大的空間，獲得更廣闊的視野，培養更深遠的胸襟。魯迅曾批評“叮于一處”的學習方法，因為人如此囿守，難免枯落。其次是功利的學習，什么能產生功利學什么。學所謂有用的，棄所謂無用的。功利之學使人偏頗、短視，成為實用主義者，是精神上的唯利是圖者。其三是應景的學習。學習可以作為門臉，自詡好學習愛讀書已成時髦。清人方東樹曾談到一種偽學習，是學不到真學問的。偽學做為一個面具，應對社會、他人，最終流為淺薄。對于個人來說，能否讓書法藝術成為持續發展的一種精神活動，最終還是倚仗讀書積累下的學識。人們在讀書中感受思想之美，道理之美，情調之美，修辭之美，原創之美。相比之下，古代書法家的形象是比較豐富飽滿的，究其根柢是文化素養在起作用，是一個有文人情懷的人，而不是一個干巴巴的書寫藝人。陸游認為：“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很有活力，生機勃勃，風雅鼓蕩。書法創作允許不原創，書法家一生可能會反復寫某一個內容，或以抄錄古人詩文為務，但有文化素養和追求獨到的書法家卻會追求原創、嘗試原創，抵制抄錄帶來的文化惰性。《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詩帖》都是原創，原創使人提升，有活力，有一個追求的方向，書法創作就是追求最大的可能性，探索其復雜性，體驗其神秘性，倘若蹈襲的惰氣萌生，也就使人喪失原創的動力。當然，原創的基礎來自大量的閱讀、思考，才能得以轉換。在這方面，古今書法家的差距也最大——許多的個人書法展覽上都是古人詩文的聚合，看不到我手寫我文的場景。抄錄成了習慣，也就不可能開辟新的審美空間、開拓個人的審美理想。一個當代書法家除了創作，成為技能高超的善書者，他在文、史、哲方面還有哪些學理性的研究?如果是古人，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是不難的，但對于當代書法家來說，除了創作，還是創作，也就不免單調，不免平面，有志向者理應要有超出書法創作之外的文化追求。

書法評論的公信與自信

當代書法評論也是大家覺得十分薄弱的地方，原因是長于頌美短于規過。礙于遠近的人際關系，書法評論總于屈已于人、于事，達不到評論的真實。史論研究者眾，面對過往的史實、人物、事件，不牽涉世俗趨舍，表達的心態也就大有不同。

清人薛雪曾經論述：“阿私所好，愛而忘丑。如某之與某，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當代書法評論往往就陷入這種人際關系的牽絆之中，從而不能盡到評論的義務。習近平總書記曾批評“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認為“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因為評論一媚俗就喪失了它的功能。因此一個評論者也需要貯存一些評論的基本素質。譬如藝術的良知，良知的具備使人從文本出發，面對文本而不是面對人情。人情何其多，面對人情、為情所困也就損傷了良知，筆下必然阿諛奉承之論，一個評論者為情而評，棄文本于不顧，文不符實，也就自損形象，無良知可言。因此把握文本是第一位的，削弱人情給予的擾攘是一種必須。譬如藝術的立場的建立，學衡派曾認為：“講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立場是由自己的審美經驗、思考確立的，不是浮萍任意東西。立場又是獨立的，不因人、因事俯仰無定，而是一以貫之，并隨著逐漸的提升，使立場更為完善。譬如在評論能力的掌握上，要注意評論不是謾罵，要有學理支持，能力需要培養、儲存，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評論的獨立、獨到，更能揭示其深刻內涵。譬如評論語言的運用，再精密的思考和認識，最終都倚仗語言來體現，語言的能力如何，關系到能否評說清楚，因此語言的力度、溫度，語言的美感都很值得期待，許多評論語言的蒼白、浮華、失度、晦澀、粗糙、混沌，都使評論主張大打折扣。古代文人是贊美并踐行風雅精神的，關注時下的現狀，有明確地介入意識和主體性精神，使書法評論建立公信與自信，其中就含納了思想、知識的增量，因此每一次的評論，也是評論者對自己精神世界和專業力量的勘探和考量。遺憾的是當代書壇的評論隊伍難言強大，評論人才依然不足。

書壇就是一個巨大的生態場，四時異景，萬卉殊態，或吟詠規范，或不守畦町，有各自的生長態。但是，只有自覺遵守書法藝術規律，規延風雅，去除蕪雜，不斷提高個人精神生活的質量，才可能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書法藝術事業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