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在打工春晚舞臺上。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作為我國特有的文藝形式，春晚(主要是央視春晚)是全球華人的大聯歡。但隨著觀眾審美訴求的多樣化，春晚觀眾日益出現分眾化趨勢。為適應受眾的分眾化，央視春晚辦起了分會場，地方電視臺也根據各自的受眾特點不斷強化自己的特色。盡管如此，現有的各種春晚仍然不能滿足觀眾尤其是新興觀眾群體的需要。春晚的類型、內容迫切需要進一步豐富化。

三億打工者的現實文化需求

打工者(主要是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個新興群體。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打工者總數接近3億，如果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總人數估計占到我國人口的三分之一。

打工者往來于鄉村和城市中間，身上既保留著濃厚的鄉土氣息，又沾染著城市文明的繁華，但同時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們中的一些人也面臨著“鄉村回不去，城市融不進”的尷尬。即便一些最終在城市扎下根的打工者，他們也是花了一代甚至兩代人的時間，才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換，而這一過程無不充滿著艱辛與曲折。應該說，打工者身上鐫刻著社會巨變的時代印記，他們的人生故事就是40年改革開放宏大歷史的縮影。每年春節期間，數億打工者及其家人，在城鄉之間遷徙，在兩種文明之間切換，思鄉歸家，得失冷暖，去留徘徊——打工者群體有滿腔的感慨，需要一個釋放、交流和升華的舞臺。

目前的各種春晚，一是以打工者為表現主體的節目偏少，跟這一群體人數不相稱；二是節目往往簡單把打工者當成某種傳統美德(誠實守信、老實奉獻)的載體加以贊揚或同情，或者當作一種落后、呆傻或狡黠的陪襯形象來呈現，很少展現他們從事具體勞動的艱辛過程和自身對于精神價值的文化思考。這種文化表達上的滯后，已經無法適應新一代打工者在文化自覺方面取得的快速進步。“新工人們”渴望創造能表達自己真誠情感的節日文藝，渴望得到其他群體的理解和尊重，也想表達自己對社會責任擔當的思考。

在這樣的背景下，打工春晚應運而生。打工春晚出現于2012年，最初由為打工者群體提供文化教育等公益服務的公益機構北京工友之家和新工人藝術團等發起。統觀六屆打工春晚，節目類型豐富多彩且極具現實主義色彩，主要內容基本都圍繞勞動報酬、勞動尊嚴、留守兒童、流動少兒入學和女工處境等具體問題展開。工友們自編自導自演，想通過這些節目重新認識勞動價值，用藝術形式再現自己的勞動生活，表達對家鄉的思念，歌頌工友間的兄弟姐妹情誼，探討工人自身的發展與社會良性發展的相互關系。

勞動者自己唱響勞動者之歌

對勞動價值的歌詠是每屆打工春晚共有的主題。打工春晚對于勞動價值的肯定，集中體現在每屆晚會結束時極具儀式感和主題色彩的一個節目上——全體演員和觀眾高聲齊唱《勞動者贊歌》。此歌旋律剛勁激越，歌詞洗練鏗鏘：“離開了親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戰的路途/為了生活而奔波，為了理想而奮斗/我們不是一無所有，我們有智慧和雙手/我們用智慧和雙手，建起大街、橋梁和高樓/風里來雨里走，一刻不停留/汗也灑淚也流，昂起頭向前走/我們的幸福和權利，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勞動創造了這個世界，勞動者最光榮/從昨天到今天到永遠——勞動者最光榮！”

在資本廣受青睞，一些人總想著不勞而獲的當下，這樣的歌曲讓很多打工者找回了久違的自豪感和自尊感，這跟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提出的“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觀點不謀而合。贊美勞動、贊美勞動者、為勞動自豪，也滲透在其他節目當中，比如《工裝秀》和《勞動舞蹈》對勞動之美就有別開生面的展現。這兩個節目直接把各種勞動用具搬上了舞臺，將勞動的具體動作和節奏有機地編入了舞蹈造型。在演員們熱烈奔放的舞蹈律動中，年輕的打工者身穿各種工作服，一個接一個、大大方方地走著模特步上臺，熟練流暢地展示著各種各樣的勞動動作，展現了某種混雜著自信、樂觀和反諷意味的獨特文藝精神。

除了勞動和思家主題，打工春晚在女性和兒童主題方面也有重大進展。近些年的相關節目展現了幾代女工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發出了男女平等的吶喊，并且將女性問題與社會問題有機融合起來。這些以女性打工者為表現主體的節目在思想覺悟方面，要高于很多女性文藝作品。不難看出，打工春晚已經呈現出某些超前的文化思想元素，成為民眾節日文藝的新創造。

在春晚中尋求精神歸屬

除了弘揚勞動價值、展現勞動者的日常生活，打工春晚尤其關注打工者群體的精神歸屬問題。比如，在2017年打工春晚上，六位來自“皮村文學小組”的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來、徐良園和王春玉)齊聲朗誦了他們共同創作的長詩《勞動者的訴說》——

快過年了/漂泊在外的打工者/誰不想家？/家里有自己騎車上學的孩子/家里有盼我團聚的爸媽/我們在城市里打拼一年/修建起的美麗/處處風景如畫/收獲裝滿沉甸甸的背囊/回到家又把城市牽掛/為了家鄉的富裕/為了城市的繁華/苦點累點算個啥？/流血流汗我們悄悄地擦/明年我還會回到這座城市/因為這里有咱們工友/共同的家/明年我還會回到這座別人的城市/因為這里有咱們工友/共同的家。

不少打工者面臨現實歸屬和精神歸屬的雙重困境，可謂“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他們的詩五味雜陳：感傷中浸透著堅強，孤獨中散發著溫馨。這幾個文學愛好者說自己很幸運，因為他們在“工友之家”可以抱團取暖，集體創作，彼此切磋。文學小組結成的“友愛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們共同的精神支撐，成了他們的精神家園。思家主題在這里取得了突破，已經擴展為“新工人”對于“友愛文化共同體”的熱切期待。如今的打工者們普遍感到，由于得隨著工廠的搬遷而不斷四處遷徙，他們對即將遷往的新城市和新區域充滿惶惑，特別期待在落腳的地方也有一些能夠接納他們的“工友文化之家”。這其實已經觸及到一個現實的文化課題：國家和社會如何為打工者群體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文化空間和公共文化服務，如何在打工者中推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點在打工者群體和打工春晚上表現得相當突出。打工者群體的生存環境、勞動環境和創作條件都相對艱苦，也制約了他們文化創造力的進一步發揮。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已經認識到了打工春晚的積極意義，團中央禮堂、北京朝陽區文化館曾經免費為其提供過錄制場地，有三屆打工春晚還實現了在公共電視頻道播出。為了讓打工春晚能夠延續和創新，并最終成為推動打工者群體日常文化建設的重要動力，還需要打工者群體自身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