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局部)

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濃重的文化底色，沒有禮樂教化就沒有先秦大周的和諧萬邦與華夏禮樂文明。其中“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記·文王世子》)，禮樂是培養胄子，培養國家統治人才的教育核心內容。“樂由中出，禮自外作”(《禮記·樂記》)，樂注重人的情感認同，禮強調人的行為養成，二者相輔相成、相須為用、相行并施是先秦儒家培養文質彬彬君子的關鍵之道。

樂教具有融合性與人的感性培養的獨特價值，故，在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進入經學時代之前，不僅發揮著獨立教育的重要意義，還總是作為其他類型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輔助。“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禮記·王制》)，先秦時期樂輔詩、書、禮而教。“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在孔子儒家教育體系中，樂教作為最后一塊拼板，輔助詩、禮之教，實現了培養君子人格最終目的達成。“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史記·儒林列傳》)，由此可見，雖至秦漢，樂教早已移除于官學，但作為學習之方依然因襲并對人影響至深。

在社會層面，遠古的百獸率舞、周代的六代樂舞、漢代的樂府樂歌、兩晉的四廂之樂、唐代的開元禮樂、宋金元的禮樂戶、明清的通祀禮樂貫穿中華文明史，樂教對于信仰建構、國家治理、民族融合、倫理建設、心靈和諧等諸多方面曾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形成了華夏民族天人合一、以和為貴、慎終追遠、禮下尊上、敬業樂群、孝老愛親、友朋親鄰的內在精神結構與獨特精神品格。

中華樂教從形式上看類似西方文明中的美育，二者都以藝術教育為手段與載體，但最終目的指向不同。西方美育強調理性與感性的接通，強調人的主體性與直覺經驗，強調人的精神自由與心靈解放，強調“非功利”“無利害”，不看重人的有用性，看重人本身的發展，具有濃重的人本主義色彩和超功利的文化特質。而中華傳統樂教，雖可謂有實無名的“美育”，但在實的形式背后則具有明確的社會目的，它強調與禮相承，對于個人，發揮涵濡教化，易物無聲的獨特教育功能，實現核心價值觀下的社會型人格培養與道德養成，高揚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的教育觀；對于社會，則作為一種治理手段，與禮、德相承，“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禮記·樂記》)，并廣播于社會各階層、角落，達到和善民心，改善風俗，和諧社會之目的，即所謂“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禮記·樂記》)。此外，還必須要提出的是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樂教，極致地發揮了其特有的文化承載與教育功能，即清人俞正燮所言，“凡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形成了“頌《詩》”“弦《詩》”“歌《詩》”“舞《詩》”(《墨子·公孟》)這一獨特的人文景觀，同西方“美育”一道成為推動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雙子引擎。

當前我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注重經學時代以來經典誦讀與記憶，同時，也開始較為普遍關注傳統技藝的傳承。這些工作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認為，其也存在較大的可以完善的工作空間。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對我國傳統文化，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后使之為我所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因此，我們認為完善我國當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應對中華樂教和西方美育的好的做法、工作理念、教育模式予以互鑒分析、取其精華、發揮利用。對于中華樂教，可取其“內圣外王”“以藝載道”“以藝成德”，朝著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教育理想進發，努力實現人人從心所欲不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心所欲不逾“中華傳統美德”，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工作推向新境界。對于西方美育，我們除了繼續發揚對其已經形成普遍認同的教育理念，還可借其稱謂，倡導推行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體系，因此，我們建議：

一，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美育(新樂教)。具體要義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道德追求、精神本質、經典文本美育化，再具體而言，通過音樂、美術、舞蹈、影視、動畫等諸多藝術手段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化并予以教育實施。

二，成立國家美育研究中心。其核心工作是研究建構新時代中國美育理論與實踐體系。新時代中國美育是中國當代教育文化對中國傳統樂教與西方美育的繼承與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其核心工作內容是通過科學研究從理論和實踐上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體系，具體內容可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實施綱要與教材的編創，示范性項目是實施，教育原理、教學手段、教育評價體系的建立，“種子教師”的培養與繼續教育等。

三，建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示范性實踐基地。目前，北京市美育“高參小”項目實施中對此已經有了許多成功的探索，推出的“舞詩”(《詩經》意境)、樂教課程等廣受師生的歡迎；中華吟誦學會開展的“吟誦(唱)中華文化經典”在全國十幾個省市推廣，獲得很好社會反響；北京四海孔子書院推出的“禮樂儀典”也已經成為其教育的重要品牌，石家莊某中學推出“功夫足球”的教育模式值得重視，等等。我們認為，如果通過示范性基地的評估與授牌鼓勵這些有益實踐探索持續推進，并通過研究把成功操作模式提煉出來，應能夠更好推動工作、帶動發展。

四，推行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美育。具體工作體現為“制禮作樂”，不僅為中華傳統節日以及其他社會紀念日，也為學校、工廠、城市社區、農村地區等各種社群慶典制禮作樂。將中華傳統可承性禮儀、新時代的文明禮儀、新時代儀式音樂以及其相關藝術活動設計結合起來，重塑新民俗。讓“禮樂”在鄉里、城市、社區、學校、工廠遍地開花，美善鄉俗、市俗、行俗、廠俗、校俗，改良鄉風、市風、行風、廠風、校風，復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再現禮儀之邦之時代新風貌。

五，深入進行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研究。可將其課題擴展到音樂、美術、電影、戲曲、戲劇、動畫等所有的藝術學科門類中，普遍建立涵蓋所有藝術門類的新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美育體系，推出音樂美育類、美術美育類、舞蹈美育類、戲劇美育類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和教學體系。其中教材編寫與教育實踐應以中華優秀傳統美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新時代文化精神的藝術美學闡釋、呈現與實踐模式的探索為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