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作家金宇澄、藝術家向京以《流動的繁花》為題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分享會。6月21日到24日，根據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舞臺劇也將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大劇院上演。

在當天的分享會中，金宇澄聊到了《繁花》的創作緣起和寫作過程，及他安置在《繁花》中的一些巧思及文學創作的探索，此外金宇澄和向京也就《繁花》改編成舞臺劇的過程中發生的故事等進行了分享。

多年后回望生活，最有意義的就是今天的瑣碎

《繁花》于2012年開始發表，2013年3月份出書，迄今已有五年多，但討論的熱度仍不減。金宇澄在分享會上回憶了最初創作《繁花》的過程：他看到朋友在一個網站上寫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的故事，“我當時在想，沒名沒姓的很多人好玩的事情很多。我就取了一個網名叫獨上閣樓，然后用這個名字開始講故事。因為我發表文章的這個網站上的人都在講上海話，我就也用上海話來寫。”

金宇澄講到在他開始寫作的那段時間中，“有一天我經過上海作家協會附近的一條橋的橋底下，看到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女人在擺地攤，在賣小孩的鞋襪之類。我仔細一看驚呆了，這個女人我記得在1970年代曾是上海靜安這個街區的最美的美女，沒想到四十多年后的她像現在這樣。還有一個使我感覺震撼的就是時間的流逝，時間會改變一個人到這樣的地步，假如不是在此，是在哪一個高級的場所遇到她，因為有過去的對照，我同樣會感覺震撼。”

很多對于《繁花》的討論都集中于小說的寫法上，因為它和我們習慣的帶有西方小說的敘述方式、語言都不大一樣。曾有作家指出《繁花》是一部自然主義小說。金宇澄在現場回應道：“《繁花》是一個超級市場，你進去以后完全是自己選擇。在小說創作中你越是強烈地推薦自己的立場、觀念，越是有時效性，隔一段時間來看越是沒有美感。”

金宇澄談到，《繁花》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非常世俗的故事，“一開始一個通奸的故事，這個故事結束后，就是兩個人對話，滬生就說：這個男的把自己不穿衣服的妻子拖出來，太不像話了，法國人妻子如果有這個事，他(丈夫)就會把房門關上。然后又說道，圣經中的故事說一個婦女犯了錯誤，要把她用石頭砸死，上帝就說，你們哪一個人是干凈的，你們就去砸。所以《繁花》中我放置了每一個人對同樣一件事情不同態度與不同聲音。”

“《繁花》里面有很多在飯局里講的各式各樣的東西，你根本不需要去改變和塑造，只是各種有意思的場面寫出來就可以。文章的結構會變成里面含有一新一舊一新一舊的故事這種結構，而最有價值的就在這跳躍之間。”金宇澄說。

金宇澄說，多年以后我們回望生活，最有價值的不是被過分拔高的事情，今天看來最沒有意義的事情多年后看一定是充滿意思，“《繁花》里都是飯局，根本不是什么鴻門宴，什么較量，都是像我們時常碰到的飯局一樣，每個人都在講自己的事。但是若干年后，有人說我給你看一盤十年前你吃飯的錄像，你要不要看。你肯定說，我根本不記得了，證明你認為它完全沒有價值。當這個人打開錄像帶給你看，你一看就驚呆了，那一天是怎么樣，這個人已經怎么樣了，那個人怎么樣了，你看了以后當天晚上說不定會睡不著覺。”

金宇澄說他很反感的一個詞叫塑造任務，即把各種各樣的特點貼到一個人身上去，好像寫作可以洞悉一個人的一生，“我活了六十多歲，一輩子也沒有了解一個人，我們以前的小說里面都是全能視角——這個人他怎么想，他家鄉怎么樣，或者他心里有隱秘的什么事，另外一個人怎么想。這樣的小說本身就給你一個誤判，以為人是可以被了解的。我小時候我媽媽跟我說，我和你爸爸之間的感情就像水晶那樣透明。我爸爸九十多歲過世以后，我媽媽拿出一堆信，說你爸爸八十幾歲的時候和一個老先生來回的通信說的那些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實際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有限的。”

金宇澄也認為全能視角需要被放棄的一個原因還在于互聯網的發展與信息的發達。“每天發生這么多事情，這是過去沒有的。實際現在已經是虛構寫不過非虛構的時代。非虛構太精彩了，我們虛構反而一做就簡單化。故事的紋理、褶皺都沒有了。因為寫作者不可能調查這么深，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覺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實際大家立刻都知道了，你怎么來體現你的想象力、你的虛構能力？你只能從最簡單的方式做起。”

上海話不應該是障礙

本次對談以“流動的《繁花》”為名。對于即將改編成舞臺劇的《繁花》，金宇澄談道：“改編成電影或者舞臺劇，我真的覺得這是它第二次生命，它已經流出小說之外，變成另外一個東西，這些都在我寫《繁花》預料之外的。包括改編時他們也做了大量的考據，過去穿的衣服和妝容等，我只能簡單地說是樂觀其成。而且我不會過于挑剔，沒有一個小說可以用其他方式還原，電影和舞臺劇都是另外派生的東西。”

《繁花》的改編中一個讓大家比較糾結的問題就是語言的使用。“《繁花》改編電影時，我和王家衛導演討論過，導演一開始就堅持說：我們要說上海話。我說非上海的觀眾怎么辦？他說你看韓劇都看的那么火，都不會有問題吧。雖然是這么說，同時我們雙方，包括話劇也是，我們都在深深地覺得用上海話有它的好處，但同時又有一種擔心，怕觀眾會覺得不好。”金宇澄說。

“但是我觀察發現最近五年，各地對方言的興趣也比過去要多得多。因為我們現在生活的趨同化現象實在太明顯，大家都用普通話，思維也跟著趨同。實際上語音最能代表一個地方，我在寫《繁花》時，就在努力跳出普通話思維，到最后寫兩大桌人一邊吃飯，一邊吵架。琢磨他們的語言時，我就跳到方言思維，方言很有力量，實際也是給這部劇加分的。”金宇澄說。

藝術家向京也認為語言本身不是一個障礙。她認為故事發生的個人命運、集體命運，作為中國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況且《繁花》還有很強的故事感，很容易被卷入其中，是可看的，可觀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