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一座自己或熟悉、或向往、或眷戀的城，我們于焉往復，迎送時間。城市看著我們年齒增長，我們也看著城市熙來攘往。”

8月15日，上海國際文學周系列活動之“城與人：探索一張新的城市地圖”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行。李陀、金宇澄、毛尖、羅崗四位作家與學者就城市與人的關系展開討論。

李陀的小說新作《無名指》與金宇澄的《繁花》恰都圍繞著城市與人的關系展開。兩人對各自作品的解讀，還體現著京滬兩地作家的不同思考。

上海國際文學周系列活動之“城與人：探索一張新的城市地圖”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行（艾斯／圖）

作家該怎么寫城市？

“我覺得這幾年，中國發生的深刻變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急劇發展。今天中國應該是世界上城市化最高的國家。雖然我們現在還有很多農村人口，但城市化發展到這個程度的時候，文學上怎么寫城市就成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李陀認為，首先作家應該汲取歷史上作家寫城市的經驗。“回顧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那些大作家，其實沒有一個作家簡單地贊美城市化，不像我們有些作家，像郭敬明，對城市那么熱愛。為什么這些大作家不簡單地贊美城市？就是因為城市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現在這些問題在咱們中國已經一天天地具體起來、嚴重起來了。”

“比如現在孤獨是個時髦詞兒，抑郁癥也非常普遍，還有吸毒問題、犯罪問題、道德底線的突破問題。”李陀感慨，那么文學怎么辦？

“如果我們僅僅是看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新聞和媒體報道已經夠多了。”李陀認為，如果作家想以寫作干預社會現實，小說是應該寫社會問題。“這種寫作有沒有必要？有。它有沒有意義？有。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它就是寫作跟新聞報道、媒體是平行的，基本上都是媒體所肯定的、否定的或者討論的，不過文學應該高于這些。”

李陀舉例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看他的小說的時候，就感覺到他對城市問題的討論遠遠高于新聞。他對一些問題領域的探索，比如現代化社會里，人的心靈到底有多黑暗，他的寫作所達到的深度，是我們新聞媒體寫作所不能具備的。”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就非常重要，因為只有文學才能把這些由于城市化所暴露的非常嚴重的普遍問題進行透視和分析，來幫助我們認識現實。”

在城市化中出現的人

李陀評價《繁花》，首先的貢獻是“近來當代的作家在寫作里開始關注日常生活，《繁華》在這方面最突出，是一個引領”。

“說起關注日常生活，似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可如果我們去看當代的小說寫作，真正重視并寫好日常生活的并不多。關鍵是，人的內心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細微沖突、還有一些自己都不能認識的復雜的感情變化，一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開的。所以小說寫作，應該是通過日常生活的描寫來進入時代的，而《繁花》就很好地做到這一點。”

李陀坦言，在這方面，《無名指》不如《繁花》。“這里有種種原因。《繁花》寫的是扎扎實實的、在上海有根基生長起來的上海人，這樣它進入日常生活的寫作就非常扎實。比如，小說里經常出現那些非常微妙的‘不響’，里面所包含的復雜的心理和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開。”

“但《無名指》想寫的是在城市化中出現的新一代人。這部分人我覺得沒有得到文學的足夠重視，而恰恰這部分人未來是城市的主體。”

李陀說，這些“新人”不像《繁花》里的那些人物，生活得那么踏實，那么有根底，相反，這些“新人”是近年過于迅速的城市化的產物，和城市一樣新，他們新一代的知識人，享受著今天消費主義社會帶來的各種各樣的享受，但在精神上是蒼白的。“《無名指》寫的就是這一代人，其中那些知識分子人物，他們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本來應該更沉重，不應該這么輕飄飄，但是他們并不自覺作為新人應該肩負什么承諾、承擔什么角色，他們是完全沒有覺悟的一些人。”

金宇澄表示，其實《繁花》中也寫了不少外來人，也不是大部分都扎根于上海。“上海一直這樣在變，比如1920年差不多有200萬人，1930年300萬人，到1950年就有近500萬人了，大部分都是外來的，上海原本的南市小縣城，城北土地剛殖民開發，造出西式馬路，老城廂的人就驚呆了，縣城里面高低不平，走獨輪車、抬轎子，城外馬路原來這樣平整，西式馬車有那么輕便，于是紛紛搬出來，城市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發展起來的，要的是一種眼見為實的好以后，才肯搬來。”

金宇澄認為，北京、上海都一樣，包括美國紐約也是。“集中了最聰明的、最有生命力的人。”

在他看來，上海就像一座大森林一樣。“你看不清這座大森林，等于亞馬遜雨林，你要想給它下個定義很難，因為你只有幾平方米的視野，看到有個黑影掠過，說不定是一個大動物，但是一會兒又沒有了。”

相較而言，農村生活非常敞開。“家里做個餅，鄰居都知道了。你犯了件錯，村里人一輩子記著你。但是人實際不喜歡這么被別人惦記，喜歡獨立自由，最好能跑到一個可以保存自我的地方，像動物進了森林，誰都看不到它了。所以張愛玲說，她即使在公寓窗前換衣服也沒人發現，太好了。有活力的人為什么進城，為什么城市化？就是要自由。”

《無名指》與《繁花》的相同和不同

羅崗從一個讀者的角度，講述了自己閱讀《無名指》和《繁花》的感受。

“這兩本書有一個相互映照的關系。兩位老師都與自己生活的城市有很深的關系，也有著很深的感情。”

從職業上說，李陀和金宇澄都不是專職小說家。“他們一個是《北京文學》的編輯，一個是《上海文學》的編輯，看了非常多的作品，然后才開始小說創作。兩位的小說與現在的流行小說不同，他們的小說并不是‘往前看’，而是在‘回頭看’。回到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甚至更早的話本小說的傳統中，重新出發，讓讀者讀懂。城市給了人們自由，但是他們可能承受不起。而且兩位的小說都直面人所面臨的心理問題。”

毛尖表示，把兩本小說放在一起比較非常有意義，從中可以看出京滬作家對城市看法的差異。

“就小說故事而言，《繁花》更牛。但《無名指》厲害在它的歷史視野和文學抱負，我覺得這個抱負和陀爺個人履歷相關，也和北京相關。金老師寫《繁花》沒有這樣巨大的歷史野心的，這多少也折射出京滬兩地差異吧。”

“這種差異在小說中也是。”毛尖提及，《無名指》中的楊醫生行走北京，有強烈的浮游感。“你會覺得他是離地一寸在走，這跟《繁花》中的人物不一樣，《繁花》的人物都走在上海地上。楊醫生離地一寸走，就像陀爺的歷史感一樣，有一種俯視蒼生感。”

李陀回應道：“比起《繁花》，《無名指》不那么‘腳踏實地’，這是我對當代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看法。剛才金老師說上海人也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是從現代城市里有歷史地生長起來的，但你要知道，從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幾代人都是在上海這個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里長大的。可我寫的那些人生長沒有這樣的歷史。”

“不僅僅是我寫的那些人，我認為現在中國各個城市里的新興小資產階級都是沒有根的，我恰恰想把這些‘沒有根’寫出來。有的人批駁我的小說沒有正面人物、人物不深刻。但他不是正面人物，怎么寫成正面人物？他本就不深刻，我怎么寫深刻？恰恰我想寫他們自以為深刻的不自覺的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