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重要的途徑之一是政策導向。毛澤東同志有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其實，政策也關乎黨領導的文藝的生命。歷史經驗雄辯證明：政策正確，文藝繁榮；政策失誤，文藝受挫。改革開放以來，黨從波瀾壯闊的變革實踐出發，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地對文藝政策進行必要調整，使文藝導向更科學、更精準，從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持續健康繁榮發展。回顧總結40年來黨制定執行文藝政策的豐富實踐和經驗教訓，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重要文件的成果，對于我們面對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堅定性和自覺性，做到要在守正、貴在創新、重在實踐，極有禆益。

改革開放新時期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上世紀70年代末，歷史進入新時期，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做出全黨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決策。面對這一全局性的重要歷史轉折，文藝要徹底沖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威逼文藝為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政治”的樊籠，根本改變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局面，必須對文藝政策進行重要調整。

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欲提升國民素質、振奮民族精神，“首推文藝”。為適應全黨工作重心由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要歷史轉折的需要，從政策導向上解放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思想和文藝生產力，在1979年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祝詞》中極具膽識、石破天驚地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隨即，《人民日報》社論提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取代過去在抗日戰爭環境中“文藝為政治服務”“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提法(必須指出，當時這樣提是有歷史緣由的)。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和平建設實踐已經證明：要求文學藝術從屬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既在理論上欠科學，又在實踐中見弊端。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愈文明，社會愈發展，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愈多樣化。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藝術的多種方式都需要，都各司其職，或作用于物質世界，或作用于精神世界，互相聯系，互為補充。戰爭環境強調政治，確有必要。和平建設環境，則應力戒簡單地以政治思維取代藝術審美思維把握世界。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就從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上對黨的文藝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由此極大地解放了思想，激活了文藝生產力，拓寬了創作題材，深化了創作主題，豐富了創作風格，開創了現實主義文藝復蘇的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面。

伴隨思想解放

“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

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實主義文藝令人矚目的創作實績是在黨的“二為”方向、“雙百”方針政策導向下取得的。為了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持續健康繁榮，黨又及時提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旋律。伴隨思想解放，創作題材和創作風格日益豐富多樣，曾一度出現題材選擇失衡、時代主旋律欠響的傾向。在反對“題材決定論”之后，又出現“題材無差別論”。題材是重要的，但不是決定一切的。即便是重大題材，在平庸的創作者那里，可能也會寫得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藝術感染力，誠如茅盾先生當年批評某些作家藝術家“糟蹋了題材”；相反，即便很小的題材，在高明的創作者那里，也可能開掘出深刻的時代主題，如魯迅先生的著名短篇《一件小事》，就是通過人力車夫撞倒一位老婦人后車夫與“我”的不同態度這一小題材，開掘出“榨出皮袍下藏著的‘小’來”——這一“知識分子應當向工農大眾學習”的時代主題。可見，主旋律只是指題材，更重要的是指創作主體灌注在創作全過程中的對時代、對人民的使命意識和擔當精神。這就是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深刻闡明的政策性導向的“四個一切”——“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這就導引作家藝術家全面辯證地認識和處理好“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的關系，在創作中既努力做到旗幟鮮明地弘揚時代主旋律，又充分施展審美才華，實現題材、風格、樣式的多樣化，促進文藝謳歌時代，禮贊英雄，百花齊放，爭奇斗艷，持續繁榮。

關于社會主義文藝

“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尤須強調文藝的人民性。改革開放以來，黨在政策導向上不斷強調要認識和處理好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要反映好民生、民情、民意，敢為人民鼓與呼。這既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前途命運的關鍵。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江澤民同志厚望文藝家“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同志強調：“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更是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和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反復強調：“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一切有抱負、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追隨人民腳步，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而跳動。”

正是在黨的“二為”方向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關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人民性的精辟論述指引下，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真正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不僅“身入”，而且“心入”“情入”，創作出一大批不負時代召喚、無愧人民期望的寫人民、為人民、服務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譜寫新時期、新時代人民文藝的新篇章，迎來共和國文藝史上絢爛多彩的春天。

面對市場經濟大潮

“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新情勢，黨領導文藝的政策勢必要做出新的調整，其中聚焦于文藝與經濟的關系并明確文藝批評的標準，顯得極為重要。

首先，文藝必須面對市場、面對受眾，經得起人民和歷史的檢驗。一部受眾很少或者沒有經濟效益的文藝作品，是很難發揮其社會效益的。但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甚至唯票房、唯碼洋、唯收視率、唯點擊率即唯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甚至犧牲社會效益，那就完全背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宗旨。因此，黨從文藝政策導向上，一再強調務必認識和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針對在建立和逐步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進程中文藝戰線反復出現的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的思潮和做法，從鄧小平同志諄諄告誡一切有責任有擔當的文藝工作者都應當把自己作品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開始，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都多次強調文藝作品要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當兩個效益發生矛盾時，要堅持社會效益是最高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更是精準分析、反復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因此“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在今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重申“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言之諄諄，其意切切。

與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一文藝政策密切相關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文藝批評標準的問題。毋庸否認，忽視社會效益、盲目追求經濟效益并導致低俗、庸俗、媚俗流行以致敗壞國民精神素質、審美修養的那股文藝思潮，與背離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歷史的”文藝批評標準，片面夸大觀賞性、盲目追求觀賞性有關。從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的歷史的標準”，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即思想標準與藝術標準相統一，都是堅持在創作美學范疇里就內容與形式的辯證法來科學確立標準。觀賞性并不屬于創作美學范疇而屬于接受美學范疇，它不像思想性、藝術性是存在于作品中的恒量——其內容表現的歷史深度與廣度決定思想性，其形式達到的審美水平決定藝術性，它是作品之外的觀眾的接受效應變量——同一作品因人而異，不同人生閱歷、文化素養、鑒賞情趣的人自有不同的觀賞需求；同一作品因時因地而變，不同的歷史環境、文化語境下自有不同的觀賞效應。相當長一段時間，一些創作者為贏得市場份額強調觀賞性，愈演愈烈，發展到盲目追求觀賞性，以致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此種教訓，需要汲取。2015年10月3日，為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認真落實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明確重申“堅持思想性、藝術性相統一”的文藝批評標準。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所有這些，都從文藝政策和文藝批評標準的理論思維上廓清認識，為創作實踐指明方向。廣大文藝工作者在學習、領會、踐行黨的文藝政策的過程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做到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把堅持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把提高質量當作文藝作品的生命線，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努力創作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譜寫中華民族新史詩。

面向偉大復興中國夢

“堅定文化自信”

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習近平同志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的第一條希望便是“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對黨領導人民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紅色文化的自信，對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對后兩種文化的自信，已有關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文藝創作的若干政策規定。《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則專門對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和總體要求、主要內容、重點任務、組織實施和保障措施，從政策上作出精辟闡釋和全面部署。習近平同志關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論述，更是打開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文化眼界，匡正過去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模糊認識，清醒認識優秀傳統文化的永恒魅力和強大生命力，認識其對于激勵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積極作用和對于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作用，從而堅持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揚棄繼承、轉化創新，努力使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優秀傳統思想理念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既豐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質、思想修養和人生境界，又大大拓展自身的創作題材視野、深化作品的精神意蘊和文化內涵。堅定文化自信，無疑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持續繁榮注入了一股新鮮的強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