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李大釗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努力探求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路徑。他關于傳統文化的價值、對于中華文化的自信、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辯證關系等認識，是黨的歷史上的寶貴思想財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李大釗自幼年始即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自會說話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讀《千字文》《三字經》等啟蒙讀物。1895年李大釗入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前兩位塾師皆以博學聞名鄉里，第三位老師是出自國子監的鴻儒黃玉堂。他們的悉心教導使李大釗成為頗有名氣的“文童”。李大釗熟讀《四書》《五經》等儒學典籍，“寫的一手好詩文”(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打下了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清政府實行新政后，各地紛紛創辦新式學堂。李大釗1905年進入新式學堂永平府中學。在這里，他開始接觸西方科學知識，同時也繼續研習儒學典籍，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認知不斷加深。

正是由于長期系統的學習和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知，奠定了李大釗文化觀的基礎。在李大釗看來，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已嘗有偉大之貢獻”(《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頁)。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體系，還是科技發明和中醫藥學，都成為世界文明寶庫中璀璨奪目的珍寶。中華民族有著自強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雖歷經劫難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正如李大釗所說“天道未改，種姓猶存”(《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44頁)，其中飽含著他對中華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揚。

深受傳統文化濡養的李大釗一生踐行中華民族仁愛忠信的文化價值觀。他曾為北京師范大學一名學生梁容若題寫著名的“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56頁)李大釗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青年時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他便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對封建軍閥篡奪政權、共和政體有名無實的現狀，他奮力發出自己的“隱憂”和“大哀”。他憂國之所憂，哀民之所哀，始終把自己的學識與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下定決心為挽救“神州陸沉”“再造中華”而努力奮斗。

二

1913—1916年間，李大釗到日本留學。此時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他也由此對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釗認為東方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這是東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點”。在他看來，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能夠融會注重物質的西方文明，“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對中華文化發展前途表現出極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君學”，但他和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都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李大釗主張“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盤否定孔子，他反對的是被歷代封建帝王塑造成“專制政治之靈魂”(《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29頁)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現代新國家。他對孔孟學說也沒有一概否定，而是辯證地看待，以求解決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問題。他認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個人修養和符合建設現代新國家的部分，應繼續發揚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實踐”主張及“自重”的個人修養精神。“但學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74頁)。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將其與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論，認為根據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學說來修身養性、謹慎自持，最終就可以“養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憲紳士之風度”(《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520頁)。盡管李大釗為著“科學”“民主”的目標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認為總的來說東方這種海納百川的“靜”的文明能夠使西方人變得更深沉、更有內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東西文化的論爭逐漸分為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派主張“全盤西化”，一派主張東方文化優于西方文化并堅持用東方文化來改造世界。李大釗則科學地規避了他們的片面性、機械性。他既不贊成激進的全盤西化論者的主張，又不贊同拘泥于傳統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認識到兩種文明雖性質不同，但具有互補性。東西方文明一主動一主靜，“正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東方文明應該吸收西方文明的優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7頁)。同時，東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質”之外，增添“精神”氣質，“宜斟酌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他還指出，有志之士應使西洋之“動”的文明融會于東洋“靜”的文明之中，“使之變形易質于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一生面”(《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李大釗對融會、調和西方文化充滿自信，這是因為他對東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也與他客觀、理性的態度和辯證、科學的方法有關。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學萬能論”也受到廣泛質疑。著名哲學家杜威(美國)和羅素(英國)都主張用東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戰爭，以期“有所貢獻于世界的文明”(《學問的新問題》，《新學潮》1919年9月)。中國許多文化界名人亦紛紛提出用東方文明來療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啟超、梁漱溟等。梁啟超寫了《歐游心影錄》，抨擊西方文明和“科學萬能論”。梁漱溟則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李大釗指出，西方這種“疲命于物質之下”的文明“不無趨于自殺傾向”(《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隨著十月革命的爆發，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李大釗以敏銳的眼光，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二十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俄羅斯無產階級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憑借、法寶，“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李大釗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對根據中國社會“實境”吸收、應用這一新文明解決中國的問題充滿信心。他于《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3、24頁)民族文化是“實境”的構成要素之一，只有從“實境”出發根據中國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民情風俗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思想，才能真正使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為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國社會的有效武器。為此他號召“把三五文人的運動”變成“勞工階級的運動”，也十分重視農民，號召知識分子去做“開發農村的事”。

李大釗由一位對民族文化有著深刻認知的傳統讀書人到理性地主張融會、調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據中國“實境”吸收俄國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抽象的學理和不變的教條，研究馬克思主義必須研究它“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并在這個過程中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強調正確認識國情非常重要，考慮中國的問題，是不能置國情于不顧的。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實際運用。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社會主義“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發生“適應環境的變化”，是要在運用中加以發展的。這些思想不僅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獨特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袁詠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歷史文化中心教授、湖北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