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美協原主席鮑加回憶：

“黃山會議”，迎來油畫藝術的春天

鮑加

大漠千里(油畫)鮑加

淮海大捷(油畫)鮑加

1978年有個會，決定了中國的走向。

1985年也有個會，在改革開放后的全國油畫界乃至美術界都具有重要意義——1985年的油畫藝術研討會(黃山會議)，主張觀念更新、強調藝術本體和本質功能與藝術中個性的重要性，成為中國油畫家的“涇川起義”“油畫藝術的春天”，更成為中國當代油畫藝術發展的里程碑。

它的主辦單位很“權威”：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中國美協安徽分會(即安徽省美協)、中央美術學院、北京畫院和《美術史論》編輯部——“但起初純粹是民間發起的油畫家聚會。現在回想起來，這次研討會的促成，既是偶然，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回憶起八五往事，曾畫下《毛主席視察馬鞍山鋼鐵廠》《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淮海大捷》等作品、86歲的安徽省美協原主席、著名油畫家鮑加特別自豪，“那時并沒有想到這個會日后在中國美術發展的道路上會有那么重大的影響”。

開會就是一個樸素想法

為什么會開一個這么“重要”的會？

剛辦過的大展不能不提。

1984年初冬，第六屆全國美展油畫作品展在沈陽舉行，“僵化、形式不多，我們看到感覺很不滿意”，鮑加回憶——作品“開倒車”的傾向讓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張祖英、陶詠白，中國美協安徽分會借調至《美術》雜志工作的周昭坎及中國美協安徽分會的鮑加都覺得得為油畫家創造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平臺，“咱們美術界得開個會”，在沈陽住在同一屋的張祖英和鮑加一拍即合，“開會就是一個樸素的想法”。

為什么這么“重要”的會，會在安徽召開？

“1980年，《清明》雜志刊登了安慶業余作者石楠寫的一部描述潘玉良一生的小說《畫魂》，反響很大。但北京的一些畫家評論青年作者‘不懂妓院，不懂巴黎，也不懂畫’……我們看到有些不滿，作者也有很大壓力。所以我們希望把潘玉良的畫搞回來展覽——那可太難了，后來通過文化部與中國大使館聯系，為了逃過法國海關，半夜把畫從中國大使館搬到船上運回來，之后中國美協安徽分會的兩個同志去上海港接收，大船進不了港，我們是劃著小船去接近大船才把畫接回來的——之后我去驗收，有3000多件。”鮑加說，潘玉良的畫回國前就引起美術界和文學界的強烈反響，小說作者、《清明》雜志、中國美協安徽分會都介入了這場爭論。

鮑加說，那個時期的安徽，在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領導下，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比較大，特別是“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在全國影響極大。同樣，在文藝方面，安徽也相對比較開放。中國美協安徽分會曾經邀請美國油畫家亨利·柯來安徽寫生作畫，并在合肥舉辦展覽，甚至著名的美國現代派畫家羅伯特·勞森伯格也到安徽，“我們為他提供用宣紙制作現代藝術作品的機會，前后達20天。后來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看到他的作品，安徽涇縣宣紙廠的大印都在畫面上。這在當年可謂膽子夠大。”鮑加說。

沒錢怎么搞？

要開會，回京后張祖英去找時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靳尚誼，到北京畫院找閆振鐸，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找華夏、張明坦和晨朋。周昭坎往來于合肥、北京，安排接待、會務，為了買到當年稀罕的大屏幕背投投影機，周昭坎專門到北京西單商場訂貨，自己押車從北京運到安徽。1984年11月，王路、王朝聞、華夏、朱乃正、張祖英、張薔、聞立鵬、晨朋、閆振鐸、鮑加、靳尚誼組成了籌委會。

鮑加呢？他去找錢了。

“討論會原定20多人，后來有300多人報名參加，沒錢怎么搞？我直接找到安徽省委分管文教的副書記袁振，他問我‘要多少？’‘至少要10萬塊’——那時候10萬塊是個大數目咧——他說‘我先給8萬塊’，而且很快就把錢轉到安徽省文聯了。”鮑加回憶。當時安徽省文聯為了搞“創收”，將黃山腳下涇川的一個“三線”工廠改造成一座旅游酒店涇川山莊，正為開業找客源，聽說中國美協安徽分會要搞這個活動，主動要求把這次會議安排到他們那里開。經過分管“多種經營”的安徽省文聯副主席、作家張鍥的協調，涇川山莊與文聯達成了優惠接待的協議，保證了會議的如期舉行。

“涇川起義”了

1985年4月19日至20日，參加油畫藝術研討會的畫家、理論家與媒體陸續從南京、蕪湖等地抵達涇川山莊，“來了300多人，光接站就受不了。”鮑加回憶。

來的都是大腕——吳作人、蕭淑芳、吳冠中、羅工柳、艾中信、靳尚誼、朱乃正、詹建俊、從美國飛回來的陳逸飛……四代同堂，盛況空前。4月21日的開幕式后，4月22日至26日，小組討論與大會發言交替進行，會議幾乎天天超時，常常到了吃飯時間還散不了會：吳冠中上來就說這次會議是油畫界的“涇川起義”，他提出藝術家要和生活的土地“風箏不斷線”的觀點；艾中信提出藝術創作應遵循自由發展的原則，“要多樣，不要一統”；王懷慶認為，過去文化思想受到禁錮，好像一個人裝在一個壇子里面，當壇子打破的時候，人還習慣性地蜷在那里，手腳仍不能放開；陳逸飛介紹了美國的情況：美國藝術界流派眾多，但流行一般不會超過18個月，每一個畫家都要有自己的“商標”——自己的面貌……

白天開會“拖堂”，晚上更加熱鬧：講座、錄像、幻燈齊上，一直持續到午夜：葛鵬仁介紹日本美術現狀，鄭勝天介紹西方藝術趨勢，鐘涵介紹歐洲繪畫觀念，晨朋介紹蘇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油畫……4月26日的閉幕式上，時任中國美協主席吳作人給會議“定了調”：會議“各抒己見，這非常好。油畫藝術方面的問題，本來就應當各抒己見。油畫藝術從來沒有規定的形式。油畫藝術在中國發展到今天，更有這個可能性使每個畫油畫的同志都能各抒己見，都能按照自己想做的、能夠做到的去作應有的貢獻。總的說，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使油畫成為中國的油畫，要把中國的油畫推向世界，讓世界承認中國油畫。”

多年后，談及這段佳話，美術界還有人感慨：這樣的聚會，之前文代會美代會才有可能，但青年畫家可能沒資格參加；而之后，老的一個個走了，不同門派的畫家要坐到一起心平氣和地討論藝術也很不容易。因此，說這次討論會是空前絕后的盛會，一點也不過分。

事情的發展似乎順理成章

打破單一壓抑的藝術路線、聲討種種清規戒律、要求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化、藝術家要發揚個性與自由……在油畫藝術研討會后，“發揚創作個性”“創作多樣化”的大旗在美術界高舉起來，對整個美術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新時期美術創作繁榮的起點。1985年7月，研討會紀要《迎接油畫藝術的春天》發表，40余篇論文結集為《油畫藝術的春天》出版發行；1986年4月，與會畫家探索畫展“中國當代油畫展”展現了題材與形式的多樣化；以高等美術院校學生為主體的’85新潮美術開始對美術界形成沖擊波；1987年在上海舉行的首屆中國油畫展和1989年在南京舉行的第七屆全國美展(油畫部分)已呈現革新之貌；而會議舉辦地安徽，“確立了中國當代繪畫在歷史進程中的使命感，安徽的藝術家在創作實踐中，也逐漸體現出新的審美意識，題材、內容、形式風格多元發展，創作心態更為輕松自由”，鮑加說，“從此，中國美術的發展以清新、活躍和強勁的面貌出現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文化舞臺上。之后，事情的發展似乎順理成章。”

油畫藝術研討會也改變了鮑加的創作世界。而在那之后，改革開放讓越來越多的畫家有機會出國，看看外面的藝術風景。鮑加也被派到巴黎，“在巴黎國際藝術城，前后呆了一年時間，1986年上半年回國，直到1987年，從沈陽到廣東，我在全國做了66場報告，把我在歐洲拍的照片制作成幻燈片給同行看”，1987年他率團去保加利亞，1988年去斯里蘭卡，1993年到美國……“改革開放形勢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