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仲子全家福 (油畫) 1928年 徐悲鴻 龍美術館藏

花(油畫) 1946年 秦宣夫 私人藏

留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文化史中最富時代特征的現象之一。在美術領域，留法藝術家大多選擇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以油畫、素描、雕塑為主要研究科目。在那里，他們既接受到了西方學院派古典主義、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美術的教育，也帶回了西方現代主義諸流派的思想，為20世紀中國美術帶來了傳統書畫體系之外的油畫、雕塑、素描、色粉、水粉等新的美術類別、新的美術觀念，甚至與之相關的新的生活方式，從而成為活躍在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重要群體之一，奠基、開拓、改變、豐富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美術。

1月12日至3月3日，由中央美術學院主辦，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龍美術館聯合舉辦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美術(1911-1949)”展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舉辦。展覽用一個主展——“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美術(1911-1949)”及三個專題展——“他鄉之鄉：中國留法藝術學會”“他山之石：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雕塑”“飲水思源：留法藝術家的法國老師們”，展出40余位留法藝術家的200余件作品，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影像資料等，為觀眾全方位展示了這一時期這群留法美術人的美術面貌。

一個孵化器般的藝術團體

當年這群藝術家滿腔熱情地走出國門，踏上去法國留學的道路。身在他鄉，面對新的藝術觀念與思潮，他們該如何更好地學習藝術，又該如何將所學知識回饋給祖國？1933年4月2日，常書鴻、劉開渠、曾竹韶、王臨乙、呂斯百、唐一禾等一批留法藝術生，本著“需要一個更緊密的、更純潔的藝術團體的組織”，出于“互相了解、互相研究的真誠的態度”“自由地評論藝術界的現狀，藝術上的問題”的目的，在巴黎常書鴻寓所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并得到迅速發展。

藝風、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專號——展柜里這片邊角已經破損、文字依稀可辨的紙張，正是當時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員向國內傳播西方藝術發展的重要載體、雜志《藝風》的封面。1934年8月和1936年11月，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兩次通過《藝風》刊發《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專號》《現代藝術專號》，向國內系統介紹了西方各種藝術流派和各國藝術發展情況，并從不同角度對現代中國美術的發展進行了闡釋，播撒了西方現代藝術的種子，被評論界稱為“劃時代的論述”。僅常書鴻、陳士文、鄭可、劉開渠、王臨乙五人在《藝風》各期雜志中發表的文章就達90篇。中國留法藝術學會也成為世界現代藝術在國內的重要傳播者，對推動中國現代繪畫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大批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員陸續回國，投入到保家抗敵的歷史洪流中，同時成為中國美術教育與藝術實踐的積極推動者。直到1945年3月24日，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第58次大會舉行，學會重新步入正軌，才進入又一個活躍期。滑田友、潘玉良、常玉等學會成員，用各自的藝術實踐積極探索中西合璧的藝術道路。他們的藝術成就越來越受到法國主流藝術圈的關注和認可，同時他們持續把中國藝術介紹給西方并產生影響，成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

從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學會活動一直延續了20年，先后聚集了常書鴻、滑田友、潘玉良、吳冠中、趙無極、呂霞光等111名旅法藝術家。展廳里，他們的名字被一一記錄在“光榮墻”上。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是一個藝術團體，更像是一個孵化器，從這里走出的藝術家對中國20世紀藝術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文明遷移中的重要紐帶

上世紀，中國藝術家在法國書寫了現代藝術最美好的篇章之一。在不同技法要素從一種文明到另一種文明的遷移過程中，中國藝術家和法國藝術家建立起的聯系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中國藝術家是到法國求學，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與法國藝術家形成“師承”關系——自20世紀初至20年代的吳法鼎、徐悲鴻、林風眠一代，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吳冠中及劉自鳴這一代留法藝術家身上，無論是在美術技法上還是在美術理念上，無不印有法國畫家的痕跡。

不論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中國人在法國出場的主要陣地，抑或在巴黎的自由畫院，如格朗旭米埃畫院，年輕的中國藝術家都與其法國老師們建立了很好的關系，如讓·夏布與劉開渠，亨利·布沙爾與曾田友等，這不僅僅影響到他們如何掌握素描、油畫或模型制作的技法，更影響了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思考，例如對美、藝術以及藝術家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等相關問題的理解。

法國畫家帕斯卡·達仰-布弗萊曾是徐悲鴻的導師，他曾這樣描述藝術學習：“藝事至不易，勿慕時尚，毋甘小就。”徐悲鴻聽從了導師的教導，他拒絕趨慕浮夸，實現了更博大的藝術及教育規劃，而該規劃甚至影響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同樣，吳冠中曾激動地提及讓·蘇弗爾皮對自己在構圖方面的影響以及安德烈·洛特對自己在色彩方面的影響。

遙想100多年前，這些年輕藝術家懷揣藝術理想的初心，登上波爾多斯號郵輪，經歷一個多月的航行來到當時的世界藝術之都法國巴黎。他們不畏艱難，努力求索，在藝術上研究西方的造型和融合規律，也從文化的角度體悟西方美術的歷史文脈。他們是一批藝術的“朝圣者”，他們帶回的不僅是西方藝術和美術教育的系統與方法，更是振興中國藝術和美術教育的激情與理想。“數以百計的中國藝術家雖然前往一個國家，但他們的取用多維而豐富，回國之后他們藝術的發展形式是多元多樣的，形成了百舸爭流的格局，這充分體現了中國藝術家對世界文化極強的吸收與轉化能力。也正是由于這種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藝術胸懷，使得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美術有了一番文質俱新的圖景，為中國美術的發展培植了厚實豐沃的土壤。”中國美協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