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作品《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78年，何建明寫下第一部報告文學《湘西探險記》，到2018年已是整整40年。

作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駐會副主席，何建明40年來完成了50余部以長篇為主的報告文學作品，“如果時間允許，我還能再寫10年，正好半個世紀，記錄我們中國的事情，也許比任何一部小說更具‘史實’意義”。

不久前，30卷本《何建明文集》出版，收入包括《落淚是金》《中國高考報告》《根本利益》《國家行動：三峽大移民》《部長與國家》《忠誠與背叛》《死亡征戰(zhàn)》等在內的主要代表作品。

這40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幾乎在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何建明都用筆記錄，陸續(xù)寫出了《永遠的紅樹林》、關注三峽工程建設的《國家行動》、抗擊非典內容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講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生命第一》、記錄利比亞撤僑的《國家》……

何建明說：“我時常想，一個作家，40年能干點什么？有人寫一部作品就奠定了他偉大的基礎，但是報告文學的文體并不一樣。我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今天講的故事很精彩，但到了明天，我又發(fā)現(xiàn)了更精彩的故事。”有朋友說，何建明你寫得太多了，你這至于嗎？但現(xiàn)實是，“我遇到一個新的題材，不寫，恐怕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這個社會。”

在新作《我的國家史》中，何建明呈現(xiàn)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現(xiàn)場實錄。何建明說：“我只是在過去的40年中，一直用摯愛的文體為自己熱愛的國家做‘筆錄’。現(xiàn)在，我愿意把這些‘原始筆錄’呈現(xiàn)給讀者，讓大家去感受一下昨天的祖國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何建明坦言，1978年，有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對他產(chǎn)生了影響，那就是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何建明當時還是一個在軍隊做新聞報道的文學青年，開始對報告文學產(chǎn)生興趣，并且一干就是40年。

“報告文學文體非常難寫，它既要真實，又要有文學性，它既很難寫，又獨具魅力，因為它要求詩性的真實，又具備真實的詩性。這也是其他文體所不可能具有的。”何建明說。

何建明善于抓住社會痛點，比如，引起社會極大反響的《落淚是金》，反映了貧困大學生的生存困境；《中國高考報告》揭示高考考生和家長的眾生相；《共和國告急》鞭撻亂采濫挖礦山，導致礦難頻發(fā)的惡果；《爆炸現(xiàn)場》描寫了天津大爆炸中，90多名消防隊員葬身火海的悲壯故事……這些作品都在感動讀者之外，也給人深刻的思考。

在何建明看來，報告文學特別講究“現(xiàn)場”，優(yōu)秀的作品就是作者抒寫和敘述“現(xiàn)場”的本領出色，比如人物的性格、語言和動作等。有的作者沒有掌握好這一本領，寫出來的作品就會像“廣告文學”“宣傳品”。

“除了客觀存在的事物稱之為‘客觀現(xiàn)場’，作者內心和價值判斷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主觀現(xiàn)場’，而成熟的報告文學作家，還應完成第三‘現(xiàn)場’——‘本質現(xiàn)場’，即作品的思想和精神。”何建明說。

如果現(xiàn)實中的真實“不合時宜”，是規(guī)避還是迎合？何建明沒有回避這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寫報告文學遇到‘合適宜’的時候并不太多，越遇到‘不合時宜’反而越是正常。最好的選擇就是尊重客觀現(xiàn)實、尊重自己內心獨立價值意識，從更高的立場和更遠大的方向去處理那些‘不合時宜’。要讓讀者喜歡、老百姓滿意，這是強調作家的良心、正義感、道德觀的意義所在。”

在寫反映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爆炸現(xiàn)場》時，何建明有這樣的體會，本來創(chuàng)作是要寫消防隊員英雄形象的，但他有強烈的意識：不能簡單地去寫好人好事，必須去關注事件本身的、尤其是對生命和生命本身的“現(xiàn)場”那些真切的認識與體味，這才是根本的。

何建明說：“在現(xiàn)在的電子聲像時代，用文字繁復地記錄一座房子是什么樣，一張舊桌子是什么樣，房檐上雕刻的花紋是什么樣，樹木的年輪是什么樣，是把它們保存下來的一種方式。紙筆之后是有耐心的觀察者，與機器相比，也許不那么準確無誤，但是有良知和溫度，這是文字存在的根。”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燁說，報告文學領域有個說法叫“文學的輕騎兵”，但這幾年報告文學的發(fā)展實際上已經(jīng)把這個結論改變了，不僅是輕騎兵，還起到兩種作用：一個功能是及時地反映國家民生、社會變遷、重大功臣、英模人物；另一個功能是與時代、社會、人民保持密切聯(lián)系，這恰恰是其他文體薄弱的方面。

黨的十九大把“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寫入了黨章。何建明的長篇報告文學《那山，那水》就是以文學的形式記錄了浙江安吉和一個小山村余村的巨變。

“創(chuàng)作《那山，那水》讓我再次明白：對一個作家來說，誰讓你寫、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對一個已經(jīng)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的事與人作出未來十年、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后的正確與否的判斷。”何建明說，“好作品的時代意義，是在作者有了準確判斷力時才能產(chǎn)生作用的。”

62歲的何建明馬上要去寫貴州的天眼：“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寫，是跳進去寫還是跳出來寫？這些都是給作家的挑戰(zhàn)。我這個年齡其實不應該過多挑戰(zhàn)，但我覺得還是想去挑戰(zhàn)一下。”

他笑著說，自己年輕時候覺得一個50多歲的人就是一個老頭子，沒想到自己一活也到60多歲了，但依然會穿漂亮的衣服，還染了頭發(fā)，最重要的是，心依然是年輕的。“我的熱血還在像青春一樣燃燒。因為這個時代太多的東西讓我們感受到，我們的生命依然是年輕的，也提醒我們，需要承擔責任和使命，應該培養(yǎng)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