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第三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在復旦大學舉行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上海和南京兩座城市有著密切的“文學雙城”傳統。7月6日，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三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在復旦大學舉行。

2017年，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發起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工作坊邀請杰出的青年作家、出版人和譯者等，與上海南京雙城為主的青年批評家共同交流前沿性文學藝術問題。

世界文學是一面鏡子

今年工作坊的主題是“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召集人金理說，他對于這個主題的思考，緣自一場十年前“80后”文學研討會。當時上海譯文社的副社長趙武平談到一個現象，說在策劃國外“80后”作品集時發現國外的“80后”還在探索一些形而上的東西，表達終極關懷。

“他意思是他們寫作蠻獨立的，也推測可能是因為很多公共圖書館、基金會能夠給他們一些資助。所以他們寫作的時候不像國內青年人比較功利地要面向市場。”

這番話讓金理深受觸動，他直言世界文學是一面鏡子。“有了這面鏡子我們可以對很多方面，包括閱讀、創作、出版、文學生態等多角度進行對照，可以照出我們自身的長與短。”

在工作坊現場，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范曄說起拉美文學世界的“Boom”一代和“Paf”一代。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初，拉美文學的繁榮與輝煌造成了世界性的“沖擊”，以至于有人用了“Boom”(爆炸)一詞來形容當時盛況。那一時期拉美的代表作家包括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斯特、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等等。

而“Paf”一代呢？“我之前在詩歌節碰到一個智利年輕詩人，85年的，比我還小。他送我一本詩集，詩集名就叫Paf，用了擬聲詞。”范曄說，“我覺得他們這一代詩人有一個特點，我稱之為無焦慮寫作，或者叫無護照寫作。”

“我們知道拉美作家一直以來，特別是馬爾克斯這些人在寫作中有非常明顯的身份焦慮。‘我們的美洲’、‘我是拉美人’這些東西很明顯地在他們的作品中沉浮、不斷閃現。但是現在的年輕拉美作家好像沒有身份焦慮，也不太糾結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后代。當年對文學爆炸一代那么重要的問題是古巴革命，今天代替古巴革命位置的是數碼革命。所以Paf一代比起Boom一代確實有很大變化。”

世界文學維度下的青年寫作

工作坊另一位召集人何平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離開世界文學的維度無法展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為例，幾乎所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寫作的作家都有重回世界文學寫作的過程，比如余華、蘇童、格非、馬原這些先鋒作家，經歷的則是面對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震驚感。后來他們回憶各自的個人寫作史，對從寫作的蒙昧時代、至暗時刻，到忽然被現代主義文學照亮記憶深刻。”

如今，青年作家成為當代文學現場中的重要力量。今年4月，《中華文學選刊》曾策劃了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向目前活躍于文學期刊、網絡社區及類型文學領域的35歲以下青年作家發去問卷，共收到117位青年作家的回復。

何平說：“我們要思考的是，在今天這個時代，青年寫作者和世界文學究竟是怎樣新的關系方式？青年作家和更早的前輩作家們有何不同？他們同時代的國外青年寫作是什么樣子？”

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長期從事外國文學的引進出版，從去年開始也代理中國作家的翻譯版權，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

“出版其實是信息情報的收集和過濾。國際出版界有立體信息網，比如美國有新青年作家在《紐約客》發表了一篇很火的短篇小說，這個消息很快會在國際出版網傳播開來。當好幾家美國出版社去爭奪這位新人的版權時，世界各國出版社都會前去打聽的。”

彭倫說，但中國現在比較欠缺的是信息發布的通道，其實哪怕是《中華文學選刊》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對外國出版商也是非常好玩的信息。

“現在國家對版權輸出很重視，這方面也設立了不少資助項目。但是你很難說效果有多好。我們經常看到消息說，某個作家的書在這個那個國家翻譯出版，但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我們都不知道。”彭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們輸出作品的版權，應該接觸世界各國有聲譽的、認真做文學的出版社，通過他們讓作品進入市場。因為他們選擇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考慮的首先是文本質量和作品的商業潛力，而不是說，你能給我很多政府資助，我就把作品本身質量和翻譯質量扔在一邊。”

工作坊現場

“青年寫作”與“成熟寫作”

對于“青年寫作”這樣的提法，《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思考是否可以換為“成熟寫作”？也就是不刻意區分年齡，按照作品的成熟度進行評價。

“我們一直鼓勵青年的姿態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帶來矯揉造作的作風，因為它不一樣。而一個成熟的寫作會有意地收斂作風。這些年我們對青年的刻意推舉太多了，也就容易造成寫作沒有障礙、緩慢進步、思考不深入，而是按照雜志路數發表，最后變成我們參與了我們自己都非常討厭的同質化。我們一直說要反對同質化，但我們一直在用鼓勵求新求變的方式來鼓勵這種事。”

“我們現在看年輕寫作者有點樣子的，很快就會消失。因此不要給他們不應該得到的虛榮，這樣會把人帶入火坑。因為不停地會有新的年輕人出現，一旦社會關注點降低了，他會覺得時代對不起他，他會焦躁、憂郁、生活不踏實，這是不好的。”黃德海希望，當人們在推青年寫作的時候，那是成熟的寫作。

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作家黃昱寧看來，國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國內那么急”。“比如新概念一結束就必須出好多書。他們不是這樣，整體的多樣性還是比較好的。”

她提及目前引起歐美主流文壇極大關注的愛爾蘭“90后”作家薩莉·魯尼(SallyRooney)。薩莉·魯尼的第二部作品《普通人》就獲得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說獎，從而成為這一獎項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

“最近我們在推魯尼的《聊天記錄》。”黃昱寧說，世界文壇對于純文學如何與互聯網世界對話也有焦慮。“魯尼的語言看上去非常時髦。她有一個主要的主題——戳破消費社會的真相，有一種文本對階層沖突的敏感。很令人驚訝，實際上反倒‘80后’、‘70后’不那么關心、不那么強調的問題，她又抓起來了，而這是一個19世紀的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在主流文壇對這個人那樣有興趣，會那么關注她后面的走向。我們既看到了她與這個時代接通的東西，又看到了與小說發展史一直有密切關系的這一條脈絡。”

如何發掘寫作新的可能性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黃葒也認為作家不要分“老中青”，分“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就夠了。

“法國是文學生產大國，文學傳統一直有很好的承繼和發展。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國別文學的疆界被打破，‘法國文學’的概念越來越被外延更寬廣的‘法語文學’所替代。”黃葒以貝爾納?韋爾貝爾(BernardWerber)為例，談到法語文學的一些新氣象。

從中學會考結束，17歲的韋爾貝爾就開始寫“螞蟻”，歷時12年終于在1991年發表了《螞蟻》，之后繼續推出以螞蟻為題材的“地球內部居民”系列小說《螞蟻時代》和《螞蟻革命》。螞蟻三部曲跟通常動不動就是火箭、機器人和外星人亂飛的科幻小說不太一樣：通過描繪地球上另一物種的生活來反思人類，探討人類在鋼筋水泥森林里生存的其他可能性。

“螞蟻系列”之后，韋爾貝爾又寫了“天使系列”、“諸神系列”、“科學探險系列”、“第三人類系列”。在寫系列長篇的間隙，他也寫了像《大樹》這樣的充滿奇思怪想和預言意味的短篇故事集。

“某種程度上《大樹》(法語書名叫《可能之樹》)有點像21世紀的新世說新語，里面有很多科幻情節的架構，又不乏哲學和倫理道德上轉念一想的荒誕和警醒，這也是為什么他用‘哲幻小說’來定義自己的創作類型。”

“韋爾貝爾說《大樹》中小故事的靈感常常來源于一次散步，一次和朋友聊天，一個夢境……為了保持快速虛構故事的能力，讓他從白天大部頭小說的寫作中解脫出來，放飛一下自我，探索存在和寫作的可能性。”黃葒說，“我覺得這給我們年輕作家一個啟示，當你埋頭寫長篇時，你其實可以在間隙寫一些能解放自我的小東西，給想象力松綁。”

“此外螞蟻是韋爾貝爾從小的愛好，后來他也去過塞內加爾跟蹤非洲黑蟻做過科學研究，為了創作甚至在家也養了一窩螞蟻，正因為觀察研究得細致，創作的時候有如泉涌。我想中國年輕作家從自身和現實出發，深入挖掘，然后找到一個超越日常和現實的‘跳板’，可能會發掘某一類寫作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