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后的第三天，冷空氣包裹的長沙迎來了86歲的王蒙。自《青春萬歲》“沸騰”了一代人的熱血，王蒙的創作一發不可收，67年筆耕不輟，其編年體式的系列作品幾乎書寫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今年，他讓人出乎意料地再次落筆愛情，一部《生死戀》寫到“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

10月27日，他帶著自己的新書《生死戀》來到長沙樂之書店天心店，與著名文學評論家、出版家、企業家、《瀟湘晨報》創始人龔曙光，中國作協全委、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長沙市文聯名譽主席何立偉展開一場主題為“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的文學對談。

“86歲也好，96歲也好，106歲也好，只要還活著，對愛情就應該有記憶，有感觸，有向往，就應該寫，來證明你還活著，證明你對生命的感覺，我很高興還能夠保持這種嘚瑟勁兒?！蓖趺烧f。

何立偉驚嘆于“王蒙老師永遠保持著自己的新鮮感和捕捉能力，永遠不會和當下的生活脫節，一直在進行文體的實驗，打破小說和散文的邊界”。龔曙光看見的是，“自魯迅先生開創了第一個白話文高峰后，中國當代文學也進行了充分的探索。在這樣的探索中，王蒙先生是一個標志性人物。他以自己的生命來觀照中國社會的進程，不僅把自己的生命擺進了文學，還擺進了文學史。我們可以通過王蒙的一生來看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變化，他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

“這場生死戀是王蒙式的生死戀，是中國社會的生死戀”

龔曙光：我跟大家一樣，讀著王蒙先生的書長大，也是他的粉絲。拿到這本書，我也在問，一個86歲的人怎樣寫愛情小說？一打開書，我的疑慮王蒙先生自己就說了：他要入生死，他要有一份獨特的體貼。

其實，文學史上關于“生死戀”的小說很多，更何況還有一部叫《生死戀》的日本電影已經刻骨銘心。但當我讀到一半時，我明白了，這場生死戀是王蒙式的生死戀，是中國社會的生死戀。

他寫了一個看上去很平淡簡短的愛情故事，卻概括了中國100年來的社會變遷。他沒有寫任何大的社會事件或任何一位政要，甚至有意淡化和回避了主人翁父親的特殊身份，而是把這樣一個愛情故事真正嵌到了社會生活變化的最深處，那就是人心世道，是每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何在社會碾壓中艱難生長出生命的微光。

書中主人公爾葆的出生來歷不明，他的死也去歷不明，但大家都心照不宣，這里既有社會的刻薄，也有社會的寬容。他的出生是社會的寬容勝了，他的死是社會的刻薄勝了，他個人的愛情亦如此。所以，王蒙先生雖然寫到了生死，但他并沒有聲嘶力竭，而是把社會對人性沉重的冶煉甚至折磨，擺在一個非政治、非社會、非經濟而又完全與之有關的生命狀態中。用王蒙先生自己的話來講，他從來沒有回避過政治，同時也非常文學，是真正的文學家。

所以，他給我最大的文學啟示是，不管寫什么，他始終都能把自己的生命擺進去。最早的《青春萬歲》，那是生命的一聲暢快呼喊；三年后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注：后改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下同)，那是青春生命遭遇的第一聲嘆息；后來的《春之聲》，那是對社會變化的一種欣慰感知；還有他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這邊風景》，那是在一個特定時期里一種特殊心緒下，對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民族、中國各種文化的觀照，他創造了一份獨特的價值。直到《生死戀》，這篇出乎我們意料的小說，還是王蒙先生在以他的生命來觀照中國社會的進程。

王蒙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他從三個方面代表了中國當代文學：第一是他的史詩性。雖然不能說某個作品具體對應著某一年，但是他按照自己生命的節律和時代的進程，不斷推出作品，為這個時代編年。迄今為止，他差不多有100部作品，完全可以按照編年的方式編在一起，來看看他筆下新中國70年的歷史和中華民族在特殊的年代里所展示的自我奮斗精神。

第二是他的創新性。自魯迅先生開創了第一個白話文高峰后，中國當代文學也進行了充分的探索。這種探索所展示的可能性，是超過“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民國時代文學的。在這樣的探索中，王蒙先生是一個標志性人物。他的《青春萬歲》就是新中國文學的新樣式，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以及后來由意識流開創、王蒙先生持續的文學探索，我們可以以編年的方式，來看看王蒙先生如何領著中國作家在各自領域進行文學探索。

第三是他的生命性。一個有成就的作家必須把自己的生命擺進文學擺進文學史。絕大多數好作家擺進了文學，但沒有擺進文學史，王蒙先生是少有的把自己的生命擺進了文學史的人。我們可以通過王蒙的一生來看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變化，這一點我尤其敬重王蒙先生。

王蒙：感謝曙光的夸獎。二十年前，我原計劃是寫完回憶錄三部曲就擱筆。感覺快70歲了，可以換一種生活方式了，所以從67歲左右開始，我有八九年很少寫小說。

那幾年我寫的小說，前半部分叫《笑而不答》，后半部分叫《尷尬風流》，更多是思辨性的。但是后來又寫起小說來，但與過去有點不同的是突出了小說的歷史感和滄桑感。

比如寫《生死戀》，我一開篇就津津有味地寫了兩樣東西。一是取暖的不同方式，從燒煤球火、撿煤核到點蜂窩煤；二是寫北京的小四合院、小平房、大雜院養貓，寫得津津有味。

龔曙光：尤其寫得好的是“貓叫春”。

王蒙：我里頭有這么一句話“在天愿作比翼鳥，在房愿為互叫貓”。山東大學著名的馬瑞芳教授就說，“你不怕把白居易給氣死啊”。這話實際上是褒獎，是否還包含著諷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承認是諷刺，我認為是夸獎。

我覺得，一個人活到86歲，他對時代、生活方式和言語變化的感知，本身就是非常文學的事。這其中有對過去事物的留戀，比如寫貓互相怎么叫，如何會見、結識、試探、兩情相悅，這就很讓人留戀?，F在住在公寓樓里哪聽得見？聽不見了，沒有那種生動活潑的勁兒了。

任何時候愛情都有它不變的一面，如相互的吸引、美好的想象、迷戀和失戀。可是，人們對愛情的體驗也跟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比如，我在書里寫到爾葆跟單立紅，一開始爾葆對單立紅并沒有那么主動，但是后來兩人過得非常好。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出國移民，爾葆也沒有變成外資企業駐北京的負責人，他們的日子反倒不會有什么問題。所以，我深深地感覺到，時代變化所帶來的命運變化不是絕對的。不見得遇見好事，你的命運就更好，也不見得遭遇壞事，你的命運就更壞。人的命運跟社會、歷史的命運是錯開的。

龔曙光：我看到最后的時候就想單立紅是誰呀？單立紅就是薛寶釵。很多人常問，賈寶玉為什么喜歡林妹妹不喜歡薛寶釵？您的小說回答了，最后爾葆喜歡了薛寶釵，真的喜歡她，但是最后爾葆為林妹妹死了，回答了《紅樓夢》。

面臨愛情、家庭、生死，無褒無貶是一種巨大的寬容

王蒙：這七十年里，每個人命運的變化太有意思了。近百年來，中國人的婚姻愛情發生很大變化。一開始大家集中批判封建主義，批評父母包辦媒妁之言。如果你看《家》，會覺得過去父母包辦婚姻簡直太惡劣了。可是當有了個人選擇的愛情，有了自由的愛情，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幸福？世界上那么多沒有父母包辦婚姻和種種限制的人們，他們就幸福嗎？美國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是不是殺了妻子？其實人生，你是得不出一個絕對結論來的，可這都是很好的小說題材。

何立偉：我讀了《生死戀》以后，重溫了當初讀《風箏飄帶》《春之聲》《蝴蝶》的文學豪情。故事非常簡單，但是寫得非常復雜。他寫的是當下社會，又不只是當下社會，他寫了一個人的一生，寫了中國社會的復雜，寫了中國人對愛情、對家庭、對生和死的復雜心理。

我特別喜歡的是，王蒙老師寫這些當代生活，寫每個人面臨的愛情、家庭、生死等浩大問題時，那種無褒無貶的態度，這種無褒無貶是一種巨大的寬容。

龔曙光：照說王蒙先生應該把這些東西全看透了，他寫得也很舉重若輕。但當主人公死了，王蒙先生還在寫他時，我覺得王蒙先生也沒看透。面對愛情與生死的時候，他跟我們一樣，甚至跟年輕人一樣，還是個少年，也看不透。其實最后，這部小說說的是，人80多歲了，關于愛情、生死，誰都看不透。

(王蒙側過臉去，邊聽邊笑著點頭)何立偉：因為這是一個誰也回答不了的問題。除了愛情還有生死，哲學的最終命題就是死亡。所以，這么巨大的哲學問題，誰說得清楚？誰也說不清楚。所以王蒙先生對它們采取了不褒不貶的態度。這顯示了王蒙先生對世態人情的一種看透以及他巨大的寬容。后來，爾葆的生活、生命、思想價值觀變得那么復雜，他都有一種很寬容的呈現。

只要活著就要寫出“嘚瑟勁兒”，證明你對生命有感覺

何立偉：王蒙老師是86歲的少年，比18歲的少年更有魅力。我在沒有寫小說之前是寫詩歌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讀了王蒙先生的《風箏飄帶》《布禮》《蝴蝶》《春之聲》等，到現在讀《生死戀》《郵事》，你會發現，他的文字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散文，而是一種語言的狂歡。

當年在湖南，我們有一幫文學死黨，徐曉鶴、王平、殘雪，我們都很狂妄，對上一輩作家不服氣，對平輩的作家也不服氣，殘雪是幾乎對誰都不服氣，但我們獨對王蒙先生服氣。為什么？因為王蒙老師在那個年代的作家里是最有現代性的。

他把西方現代小說的許多結構、手法融入進來，有明顯的意識流，非常現代，所以我們讀起來簡直腎上腺素急攀。讀了王蒙先生的小說，讓人感覺有種要寫小說的沖動。

他沒有任何文字上的“便秘”，汪洋恣肆、一瀉千里。借用陸游的一句詩，便是“如鉅野受黃河傾”，就是一個大平原，黃河的水傾瀉而來，汪洋恣肆。這種行文的狀態說明到現在為止，王蒙老師都是激情飛揚的。讀他的作品，如果沒有見到作者，可能會以為是個年輕人或者中年人寫的，狀態飽滿，元氣淋漓，思維非常敏捷，下筆千言。

王蒙：我為什么這些年又寫起文學性、感情性、故事性比較強的小說呢？是因為寫小說太讓人高興了。人寫起小說來，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我本來用的不是“抖擻”，而是“哆嗦”，后來我覺得“哆嗦”不好，改成了“抖擻”，其實我更應該用的是“嘚瑟”。寫起小說來真嘚瑟，連一只貓都能寫活了。

何立偉：可以自我陶醉。

王蒙：對，我更高興的是到現在還保持著這嘚瑟勁兒。今年夏天，我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寫了一篇醞釀了二十年的愛情小說，8萬多字。86歲也好，96歲也好，106歲也好，只要還活著，對愛情就應該還有記憶，有感觸，有向往。所以，凡是活人，暫時還沒有得阿爾茲海默癥的人，就應該寫，證明你還活著，證明你還對生命有感覺，還得寫出這個興致，這個趣味，有股嘚瑟勁兒。

何立偉：如今，王蒙先生的寫作手法也在不斷創新，比如《生死戀》中，他把年表列在小說里，很少人用這樣的方法。他寫微信這種即時通信工具，用“奇葩”這種網絡流行語，他永遠保持著自己的新鮮感和捕捉力，永遠不會和當下的生活脫節。

王蒙老師還有個很少被人提及的巨大功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王蒙先生擔任主編的《人民文學》推出大量新人新作，創造了一個新生代的文學生態。我的很多小說就是在王蒙老師以“頭條加編者按”的隆重加持下發表的，《白色鳥》在全國獲獎也是王蒙老師推薦?！度嗣裎膶W》還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露頭角的新生代作家召集在一起開了一個文學研討會，我當時有幸被王蒙老師邀請參加，還有莫言、劉索拉、馬原等一批當時冒尖的作家，我個人真是把王蒙老師當做我的恩師。

王蒙的“非虛構小說”，將是當代的《世說新語》

何立偉：我特別喜歡王蒙老師寫的《郵事》，你說它是小說，但明明寫的全是真的。因為一張郵政匯單寫錯了編號導致取不出稿費，文中的“我”那種投訴無門、七上八下的心情非常真實。但是，它又不是傳統的散文，非常具有小說性。這也是王蒙先生很了不起的地方，他一直在進行文體的實驗，打破小說和散文的邊界和藩籬，而且寫得非常好，通過郵政幾十年的變化來反映國家的變化，容量很大。

王蒙：寫《郵事》，我自己也很感興趣，因為我從小和郵局打交道，寫了各式各樣的和郵局有關的故事。

龔曙光：剛剛立偉講的這個話題，也是王蒙先生最近說得比較多的小說的非虛構。最近文壇有兩個相反的趨勢，一批散文家講散文的虛構，一批小說家在談小說的非虛構。

讀懂王蒙作品中的虛構與非虛構的關系，可能對于今天的我們更有意義。其實，王蒙先生近九十年的人生中，他所經歷且還記得的事情，已經經過了他生命中無數人的典型化。再寫出來時，哪怕是有文照錄，也是典型化了的東西。這種典型化和“虛構”所體現的王蒙的人生智慧，可能就比他早年的作品，乃至于比更多虛構類作家的作品，對我們更有價值。

其實，這類文字非虛構在文學史上是有的，我認為這將可能成為王蒙先生創作的又一類特別有價值的東西。非虛構小說，最有名的不外乎《世說新語》。雖然我們把它歸到小說類，但毫無疑問《世說新語》是非虛構的，那么非虛構怎么又變成了小說？我認為，任何一個文學家所寫的東西都是帶有真實性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實性，就是情感經歷的真實性。

何立偉：我讀過的最有震撼性的非虛構長篇是美國杜魯門·卡波特寫的《冷血》。

龔曙光：以小說的情緒去營造一種小說的氛圍，任何故事沉進去都還是小說，我就是這么來讀《世說新語》的。王蒙先生如果創作更多這類作品，我認為會是這個時代的《世說新語》。

王蒙：最近幾年，我創作了兩個非虛構的中篇小說，一個《女神》，女神連姓名都是真實的，我寫的是陳布文，老畫家張仃的夫人，她是個老延安，江蘇常州人，特別獨特，曾在周總理辦公室當秘書，字也寫得特別漂亮。

關于《郵事》，我完全同意你們的看法。小說，不完全在于虛構不虛構。小說有小說的那種“感”，有它自己的結構和注重的元素，與寫散文的人注重的元素絕對不一樣，角度、用詞、結構都不一樣，前后搭配的線也不一樣。我要學“更虛構”，比虛構還虛構。

其實，中國古代很多歷史作品和小說就分不清楚。比如《史記》，司馬遷是非常認真的一個人，完全沒有杜撰的意思，但是他寫的有些東西完全是小說家的寫法。比如《淮陰侯列傳》中，張良跟黃石公學藝，完全是后來的武俠小說。張良第一天6點鐘起來到那兒去，黃石公嫌他來晚了，把他轟走。第二天他4點就到了又被轟走。第三天晚上，他干脆就不走了。霸王別姬中，項羽“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他“泣”不能哭，他不出聲。“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說得太好了，為什么不能仰視？眼淚很多，仰視眼淚會流到耳朵里去，會得中耳炎，真實、具體又感人。

何立偉：還很有畫面感。

龔曙光：《史記》是史，應該基本上是屬實的，卻幾乎囊括了文學的所有主要形式，有小說、詩歌、散文。你說司馬遷寫《屈賈列傳》不就是詩嗎？魯迅先生不也說它是詩嗎？

王蒙：我越來越感覺到，哪怕全部根據真實事件、真實的人物寫，一個好的小說創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個世界。

嘉賓介紹

王蒙：中國當代作家、學者，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他樂觀向上、激情充沛，是當代文壇上創作最為豐碩、始終保持創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曾擔任文化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2019年9月17日，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龔曙光：筆名毛子，湖南澧縣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出版家，媒體人。2001年創辦《瀟湘晨報》，創造“南瀟湘、北京華”報業傳奇，現為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個人”“2011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等榮譽。在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等出版社出版管理學、文學論著多種，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日子瘋長》《滿世界》，其中《日子瘋長》繁體版經臺灣印刻出版公司在臺灣出版發行。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期刊發表文學作品逾100萬字。

何立偉：當代作家，湖南長沙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長沙市文聯名譽主席，著有《白色鳥》《小城無故事》《跟愛情開開玩笑》《天堂之歌》《老康開始旅行》《像那八九點鐘的太陽》等二十余部小說散文集。作品《白色鳥》獲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并收入人教版中學教材。他也被評為“21世紀最受讀者歡迎的100位中國作家”。

作品介紹

《生死戀》收錄了王蒙先生創作的4篇新作：2篇中篇小說《生死戀》《郵事》，2篇短篇小說《地中海幻想曲》《美麗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