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新冠肺炎疫情牽動著全國民眾的心。面對華夏同胞眾志成城、齊心合力抗擊疫情的堅毅勇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大愛精神，和同舟共濟、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輝，如何在藝術創作中貫注真情、直面時艱，如何建構具體創作中的表現角度、語境與姿態，使作品真正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成為每一位投身于“抗疫”主題創作的美術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王珂《致敬奔赴一線的醫護人員》紙本設色2020年

紀清遠《社區溫情》紙本設色68×105cm2020年

談起這個話題，想起近日有“不讀書，連捐助留言都寫不過人家”的網絡熱帖流傳甚廣。那么相較而言，日本援助中國物資上所書“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果真如很多評論者所說完勝“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嗎？國民整體文化素養有待提高的現實當然存在，但我以為這個對比段子聊作自嘲尚可，卻并未說到理上：文字有其對象和語境，引用詩文用于傳情表意，標語式表達用于防疾抗疫；前者重在修辭抒懷，故能以情動人，后者旨在激勵民心，貴在直截有力，二者本來立場不同，用意不同，各得其所，實無高下之分。同理而觀，“抗疫”主題美術創作的目的主要在于鼓舞斗志、撫慰心靈、凝聚人心，這樣才能起到助力“抗疫”的作用。正因如此，其創作手法重在敘事、說明和召喚觀者情感共鳴，而不在主觀感懷和文藝抒情，至少在疫情依然嚴峻的當下。

盧平《抗毒衛士》紙本設色68×68cm2020年

孫震生《致敬——平凡的堅守者》鉛筆淡彩18×21cm2020年

回顧過往，面對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文藝創作歷來都沖在抗爭隊伍的最前沿，并起到了鼓舞斗志、撫慰心靈的作用。這一次，當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災難，同樣需要既契合藝術表現規律、凸顯藝術本體語言特質，又能激勵、觸動人們心靈的好作品。但顯然，并非所有“抗疫”主題創作都能在藝術表現與情感表達方面達到這樣的水準和高度，“抗疫”關頭的美術創作乃至文藝創作整體也確實面臨著在數量上“鋪天蓋地”之后，如何能在質量上“頂天立地”、在情態上“腳踏實地”的課題。至少在當下，繪畫創作的“照片化”、人物形象與場景的模式化、題材思路的單一化等沉疴與積弊仍然存在，我們回應重大事件與時艱的主題性藝術創作依然任重道遠。

馬蕾、張彩翼《呦呦鹿鳴》油畫坦培拉240×360cm2019年中國美術館藏

徐悲鴻在1942年的《西洋美術對于中國美術的影響》一文中曾言“吾國因抗戰而使寫實主義抬頭”。其時救亡圖存、喚醒民眾成為藝術創作與宣傳的首要任務，“為人生而藝術”“為社會而藝術”顯然比“為藝術而藝術”更能與時代脈搏共振，更能回應時代命題。時至今日我們更應看到，主題性藝術創作有其自身特定的語境和語態，亦具有藝術規律與社會功能的復合性訴求，藝術創作者須在擁有相當水平的藝術表現能力的基礎上，具備置身事中、感同身受的體悟能力，與整體觀照、取精用宏的升華能力，方能創作出回應時艱、引發共鳴的好作品。

馮國豪《赤腳醫生—覃祥官》雕塑玻璃鋼158×200×120cm2019年中國美術館藏

|于洋|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

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青年藝術發展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