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千萬的武漢人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自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以來，他們在“圍城”里堅強地生存、抗爭，湖北省作協主席、作家李修文也是親歷者中的一員。

隨著武漢疫情的逐漸好轉，在下沉社區的過程中，李修文有一些身臨其境的感受、觀察和思考。對于武漢這座城，他覺得“真實的生活正在到來的路上，我們必會再次真正擁有它”。

3月1日，李修文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介紹，疫情發生后，越來越多的寫作者深入湖北投疫一線，進行采訪和創作。他認為，在災難文學的創作中，作家應該更致力于提高寫作的品質，“唯有這樣，才能使之與死難者、戰斗者的尊嚴相匹配”。

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受訪者供圖

對話：“真實的生活正在到來的路上”

澎湃新聞：從封城至今，您的個人生活和內心發生了什么變化？到今天為止，您出門了嗎？

李修文：我和所有在家隔離的武漢人都沒有區別，這些天來百感交集，各種復雜的情緒都感受到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不僅關注自己的內心，也盡力體會別人的內心。朋友們鄰居們，那些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一個病人和一個非病人，他們的內心是不一樣的，更不要說已經死去的人。我想，這也恰恰是作家這個職業的職責所在——感同身受、深思、理解，然后記住。

因為要去社區下沉，所以我已經出門了。目前，情況的確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轉。這幾天，因為我們協會有作家要正式介入到這場戰役的采訪中去，所以我還需要為了一些相關事務再出門。

澎湃新聞：您下沉社區時看見人們的生活狀態如何？經歷這場疫情，您覺得武漢人的精神和心理有哪些變化？

李修文：目前，我覺得我們已經從一種茫亂中鎮定了下來，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在積極地盤算和謀劃著如何度過接下來的隔離期。我想我們和全國各地被隔離的人其實是一樣的：期待著春暖花開，期待著正常的生活。

但是，仍有為數不少的人陷落在他們的特殊困境中，必須看見他們、找到他們、幫助他們。比如那些家里有人去世的人，外地滯留于此卻無家可歸的人，本身就身患重病的人、長期停藥的人，除了政府要盡責，其實很多人也強烈意識到，我們對他人也負有責任。

另外，以我自己所見，包括社區工作人員在內的抗疫一線人員，真的很辛苦。這么大的城市，這么高的管理難度，許多工作的落實，千頭萬緒地把擔子壓在了他們身上。都是人之父母，都是人之子女，這個時候，我們惟有繼續撐住，繼續管好自己，做好隔離和防護，才是真正的將心比心。

我就跟你說件小事吧。前幾天下沉的時候，我看見兩個老太太站在自己的陽臺上，戴著口罩隔空吵架，先是爭執蘿卜怎么做才好吃，后來發展到互相挖苦對方的廚藝，標準的武漢嫂子語氣，大嗓門，說著說著又哈哈大笑。

當時我站在樓底下，聽得鼻子發酸。是啊，這就是最真實的生活，而真實的生活正在到來的路上，我們也必將再次真正地擁有它。

澎湃新聞：可以談談您心目中的武漢人嗎？

李修文：武漢是一座充滿了野氣與蠻氣的城市，武漢人身上獨特而充沛的江湖氣可以說是揮之不去，所謂“不服周”，其實不僅武漢人，整個湖北人，濃重的楚人氣息仍然強烈地存在著。從屈原到列祖列宗、英靈先烈，他們的心神和魂魄，都還活在今天的武漢人身上。

在這次災難中，不管是醫護人員、政府公務員，還是作家和學者，都有不少人堅持說真話說實話。在這座城市里，永遠都不會缺說真話說實話的人。

災難寫作要更真誠也更真實

澎湃新聞：疫情過后，您會對這場疫情進行寫作嗎？

李修文：事實上已經開始了，我原本以為自己這么快就動筆是不可能的。所謂修辭立其誠，可能是因為最真實的命運來到了身邊，對著什么去“立其誠”已經成為了一種直覺吧，所以也就開始寫了。不過依然很困難，比如我跟不少當初在各種新媒體平臺上發出求救信的人聯系過，看看有沒有什么辦法使他們盡早入院治療，同時，下意識地想以此為線索寫下他們，但后來一打聽，有些人已經去世了，每次聽到這類消息，真是感到傷痛。

另外，這一次的災難，為什么極難書寫？因為它不是一場突然到來又突然結束的災難，而是在長時間內對人進行考驗。如果你不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煉，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寫作互相抵消了。如果真是這樣，死者的尊嚴何在？人與災難進行對抗的尊嚴何在？寫作的尊嚴何在？

我們的一些作品為什么被詬??？就是沒有更加仔細地去辨認，沒有更加深入地去傾聽，其結果就是不分青紅皂白，任由一堆感嘆號大行其道，沒有嚴正的態度，沒有一顆一起承受的心，沒有相匹配的倫理和美學，那么，實際上，你的職責就并沒有幫你去做值得做的事。

澎湃新聞：您覺得，一個作家寫災難，或者說災難里誕生的文學，其路徑在哪里呢？

李修文：杜甫之所以偉大，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的作品能“以詩證史”。任何人都有寫作的自由，但你應該面對自己的心、別人的心，更真誠也更真實地寫作；你應該盡可能地增強你寫作的有效性，盡可能地去觸及災難中人的精神境遇。

你看去年大家公認的兩部最好的長篇小說，《云中記》和《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部寫汶川地震，一部寫香港淪陷，文本與歷史都相隔了很長時間，但是，歷史卻在文本里得到了復活，死去的亡靈又一次在地底挪動了他們的踝骨。對于災難文學，我所理解的基本信條沒有發生變化：寫災難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災難，從災難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長。當然，因作家自身氣質相異，理解也會不同。

另外，此次災難不同于抗震和抗洪，作家們其實極難深入現場。然而作家們尤其是非虛構作家，如果不深入進去，可能陷入寫作的疑難。據我所知，情況得到好轉之后，已經有好幾個優秀的非虛構作家展開了采訪，我和湖北省作協的諸位同事也正在為這些作家做著服務。

災難文學要與死難者、戰斗者的尊嚴相匹配

澎湃新聞：“封城”之初，您的一篇口述，講述了親歷武漢疫情的感受，經媒體發表后，引起了廣泛關注和共情，您想到過嗎？

李修文：我哪里想到什么反應啊，我就是想把自己看見的聽見的說出來而已，順便，也給關心著我們的人們報個信，告訴他們，我們好還是不好，如此而已；但是我想，它是真實的，那些天，我經常想起巴金的《隨想錄》，《隨想錄》為什么那么重要？因為巴金在說人話，說真話，說實話。我無限敬仰魯迅先生，但我就真的能成為魯迅先生那樣的人嗎？恐怕絕無可能。才華只有這么一點，見識只有這么一點。但有一條路我們至少是可以經常提醒自己做到的，就是去說人話，說真話，說實話。

文章就在那里，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我接受采訪也不是什么深思熟慮，我要求我自己，我看到了聽到了什么，我說出的就是什么，糟糕就是糟糕，好起來就是好起來，寫不出就是寫不出，能夠寫了就去寫，如此而已。

澎湃新聞：也有人說，在此次抗疫中，“十萬作家集體缺席”，您同意嗎？

李修文：我當然不同意。別的省我不了解，湖北作家的情況我是了解的，我們的作家都是該坐著的時候坐著，該站起來的時候都站起來了，幾代作家都寫出了直面災難、直面現實的好作品。因為身處疫區的中心，我們的會員中有個特殊情形，就是好多作家都是全職的身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警察和社區工作者，所以，湖北省作協的自媒體每隔兩天便會推出一批來自各領域、各地市州的作品；下屬的《長江文藝》雜志和《長江叢刊》雜志更是定期推出精挑細選的詩歌作品，之所以精挑細選，是因為我們有足夠多的優秀詩人，也有足夠多的優秀作品。

作為一個作協主席，我想，在此期間，我的任務不是催促大家寫作，因為命運正在驅使大家寫作，這種時候，如何提高寫作的品質，使之更與死難者、戰斗者的尊嚴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說，我不同意什么“十萬作家集體缺席”的說法，相反，在我們的作家中，戰斗的有之，寫作的有之，寫出了好作品的更有之，我為湖北作家深感驕傲。

冷靜看待新生的艱難，寫出蘊藏其中的希望

澎湃新聞：除了作家深入現場的難度，您覺得寫出您心目中的好作品還面臨一些什么困難？

李修文：不光是寫災難，寫任何題材的作品，想要寫好總是很難的，我也并不覺得寫災難就一定要寫出最好的作品，在不違背基本常識和倫理的情況下，再簡單的作品都是令人尊敬的。

事實上，之所以有一些寫災難的作品讓人抵觸，就是因為他們冒犯或違背了基本常識和倫理，大家絕不是在抵觸一個創作者的熱情，但難度也無處不在。這次災難剛開始的時候，許多人都在重讀《鼠疫》，我也重讀了一遍。通過《鼠疫》，我們得到了兩個很醒目的結論，第一，跟鼠疫斗爭的唯一方式就是誠實；第二，人的內心里值得贊賞的東西總歸應該比唾棄的多。當然，絕大多數作家終生都可能無法寫出這樣的書，可我們總應該知道，什么才是值得我們為之努力的。

澎湃新聞：為什么您會覺得書寫災難的時候寫作品質會尤其重要呢？

李修文：目前發生在武漢的事，是最新最典型的中國故事。我覺得現在的武漢人可以叫做“新武漢人”了，因為這次疫情，許多武漢人的體內流淌著他人的血，許多武漢人的熱淚里也流淌著他人的熱淚，某種程度上，這便是新人的誕生。新人誕生以后不哭泣嗎？不嗷嗷待哺嗎？如果我們不冷靜地看待這個誕生的艱難，那么我們怎么可能寫出蘊藏在其中的希望？

“要改變我們的語言，首先改變我們的生活”，很多人都認為這句老話是有道理的?，F在，生活已經改變了，你就得要有這個決心去隨之改變你的語言，通過這種改變，文學的聲音才得以更加有效、有力和正派，這也是聽從了災難本身帶給我們的教訓。

澎湃新聞：接下來，您將如何度過封閉期？對于現在的武漢，您想說些什么？

李修文：我正在幫省內的一家出版社主編一本《抗疫書簡》，這段時間一直在看稿和準備序言。這本書的作者，既有在家隔離的普通人，也有奮戰在抗疫一線上的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者。今后我還要繼續下沉社區，盡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要和省作協的諸位同事一起，為那些深入現場的非虛構作家們做好服務。

對于現在的武漢，一如我此前所說——真實的生活正在到來的路上，我們也必將再次真正地擁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