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藝術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疫情提供了藝術創作大量的素材，藝術的創作和傳播會使人們會更加深刻地理解災難和疾病；另一方面，疫情過后、百業復蘇之際，藝術領域急需審視當下行業所面臨的困境和機遇，通過藝術創作者、藝術管理者、藝術研究者、藝術傳播者相關思考的交流，回顧“疫情時期的藝術”，迎接文化藝術行業的再次起飛。

為此，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管理系日前舉辦了以“疫情時期的藝術”為主題的網絡學術論壇，通過學界和業界的對話，共同分析和展望疫情背景下藝術發展的前景。論壇由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管理系主任楊紅主持，藝術相關行業從業者、相關專業碩博研究生等近3000人次參與線上論壇。

線上藝術教育&藝考

黃昌勇

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因為防控疫情的特殊要求，今年大規模的藝術考試不可能實行。教育部通過調查研究，包括征詢各個高校的意見制定了一系列方案。目前，很多學校已經公布了方案，決定其中一部分特別重視文化和人文內涵的專業很可能直接采取高考錄取的方法，取消一些專業類的考試。

對于這一方案，社會上支持與反對的聲音都有，反對的認為這樣不利于藝術人才的選拔和培養。在我看來，這種藝考方式的變革不僅僅是疫情下必須的選擇，同時也是中國藝術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

進入后工業時代以來，學術界對藝術和技術、文化和技術的關系，更多的是從批判的立場來反思，但是我們可能對它們正向的相互促進的關系思考的還不夠。

線上藝術教育通過技術的介入，打破了高等藝術教育傳統的一個模式，我認為這個傳統的模式其實是代表了中國傳統藝術教育的模式。

過去，我們的藝術教育更多的是感性的，它可能缺乏理性的總結、分析，以及邏輯的思維。以戲劇表演為例，通常的標準是老師來評判好不好，為什么好為什么不好，是他個人主觀的標準。而線上藝術教育給我們提供了更多好的平臺、條件與手段，讓我們可以把這種好和不好做科學標準化的分析，甚至做數理的分析，做邏輯的分析。

除了從教育的形式與載體上帶來一些轉型之外，此次線上藝術教育還從藝術教育的思維與模式上迫使我們進行一些思考。比如這次線上藝術教育，我們給表演專業的學生大量的劇本和表演理論的書目讓其研讀，意外地發現這些訓練促進了他們對藝術的思考。這說明，在我國的高等藝術教育與基礎藝術教育體系中，我們似乎更強調技能訓練，而忽視了通識的教育、人文的教育和文化的教育。

疫情時期的藝術vs非藝術

金江波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副院長

疫情的大暴發大流行，不僅可能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健康觀，同時可能還會改變我們對藝術的觀念。藝術究竟是否對我們正在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參與和表達？

我認為，需要重點審視在這場重大災難面前藝術家都做了些什么？我們也應思考，與歷史中人類面臨災難時期的藝術創作大作相比，如今的藝術家們除了貢獻了他們以抗疫為題材的創作作品之外，是否誕生了所謂的時代藝術大作？是否體現了藝術的精神與力量，乃至引發藝術新變革與浪潮？

古今中外，藝術創作在救亡和啟蒙運動中都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功用，與社會運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越戰時期，不少視覺藝術家通過現實紀實等直觀的影像記錄了戰爭的殘酷，從而推動了美國國內反戰浪潮的產生，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戰爭退出。這也說明，在特殊時期藝術承擔著社會本體的文化責任。這促使藝術家群體積極介入并發揮藝術特有的力量，為特殊時期賦予藝術撫慰心靈、振奮士氣的社會功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下大多數藝術家并不是直接接觸抗疫現場來進行主題性創作，只是依據社會傳播的照片和圖像，再加上一定藝術化的表達來生產。這是一種遺憾，這種情況會把藝術的力量弱化于當前藝術的表達中了。缺少了深刻的體悟，自然很難提出藝術主張，更無法創作出賦予社會責任的藝術作品。藝術在事實與現實面前，顯得脆弱無力。

藝術和非藝術是相對的，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對非藝術的世界進行吶喊。同樣，也要站在非藝術的領域中去審視藝術家的藝術行動。

疫情時期藝術的溝通&傳播

陳岸瑛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藝術史論系系主任

在疫情時期出現了大量的紀實藝術。比如形形色色的封城日記、紀實影像。它們和新聞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具有一種溝通情感的功能。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認為，一個人把他的一些情感，通過藝術的手段表達出來，在另一個人心中喚起同樣的情感，這就是藝術。他說，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改變世界，但我們只有在感動之中才能改變自己。在紀實的日記、紀實的文學創作和藝術創作之中，人們會受到感動，不僅取得了一種共情，而且使得整個情感受到了藝術的教育，有了新的信心和力量去生活，這個就是藝術的力量。

在疫情期間，藝術機構對網絡傳播的需求顯著提高。比如，今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就搬到了網上，清華美院的一些展覽也搬到了網上。雖然這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不得以而為之，但是以后線上的展覽也會成為一個重要傳播途徑，畢竟大部分觀眾不能來現場。

相對于藝術作品的展示來說，非遺和非遺的直播則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傳播優勢。比如最近紅遍網絡的李子柒種蘭草去做藍染的這樣一個視頻。從種植蘭草到裁剪衣服，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樣的傳播方式打開了另外一扇窗戶，讓人們在感慨人生不值得一過的時候也能夠有“悠然見南山”之感。

疫情與電影

蒲劍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

管理學院藝術管理系教授

災難在藝術創作當中也從來不缺席。關于災難在電影中的表達，大致有三種形式。一是全景式再現災難場景，這在電影創作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立的類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災難片。比如《傳染病》《流感》《流浪地球》等。

第二種表達是書寫災難中的個人命運。災難發生的時候，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有可能會被改寫，各種悲歡離合的故事隨時發生在受災人的身上。所以電影創作者將鏡頭聚焦那些在災難中的普通人，通過人物的命運轉折，歌頌人性的美好，贊美人類堅毅不屈的品格，鞭撻丑惡的現象。比如《泰坦尼克號》。

第三種是通過災難拷問人性，完成救贖。在災難中拷問人性、表現人性的掙扎、人類的道德困境、尋求自我救贖是一些嚴肅的藝術電影喜歡探討的命題。比如電影《游客》《唐山大地震》。

這次的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時候，我們通過新聞已經看到，有關部門開始組織劇作家到武漢去采風體驗生活，要準備拍攝影視作品。我想說，我們的電影創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達一種傳統的災難無情、人間有愛的主題，還應該更多地去表現從抗疫戰士到普通民眾面臨生死的人性拷問。

靳斌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

管理學院副教授

疫情期間，院線電影《囧媽》跟字節跳動合作在線上首發這個事件在我國電影發行放映行業掀起了非常大的一個風波。前幾天，又一部院線電影《大贏家》再次選擇了與“頭條系”合作，在網絡進行免費播出。疫情之下的美國電影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原定在派拉蒙院線發行的電影《愛情鳥》改在了Netflix首播。還有環球影業的《隱身人》、索尼的《疊色戰士》、皮克斯和迪士尼合作的《二分之一模仿》都改為了線上首映。

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網絡視頻平臺對傳統院線的沖擊越來越大，那么未來可能的發行方式到底如何變現？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回到問題的原點——什么樣的影片適合在影院播放，什么樣的影片適合在網絡上播出。在我看來，分化發行、同步發行是未來發行方式的多樣選擇。特種電影是非常適合在電影院放映的，因為特種片它的技術含量比較高，有大量的特效，而這種獨特的攝影體驗只能通過電影院高投入的設備才能還原。非常符合網絡傳播特征的一些影片，在網絡首播也會更為恰當。當然，對于影院和院線來說，還是需要不斷的加強自身的內涵建設，在資源的重組整合，在盈利模式的多元化、硬件的提升、管理的完善等方面，要不斷的加強創新的力度。

疫情與演藝

林宏鳴

上海大歌劇院運營籌備組組長

巴黎索邦大學博導

時至今日，現場演出幾乎仍處于史無前例的全面停擺狀態。據分析各種數據得出的不完全統計，國內第一季度已取消演出近3萬場，包含劇場和大型演出，直接票房損失約20億元。預計全年票房收入將比去年減少近半。

放眼國際，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取消整個3月的演出后，需承受每天17.5萬美元的巨額損失。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年度預算為3億美元，如今整季演出取消，預計將蒙受60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而澳大利亞因疫情嚴重而取消了近30萬場活動，直接經濟損失達2.8億澳元。

因為悶、宅和隔離在家，演藝機構和藝術家在疫情中的作為和影響，主要看在線內容及平臺的作用發揮。打開柏林愛樂數字音樂廳，3月13日至31日，跨越60年的600余場音樂會錄像在這個平臺面向全球用戶免費開放。以柏林愛樂限時免費數字音樂廳為開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費城交響樂團、赫爾辛基廣播交響樂團也推出了各自的在線音樂會。3月14日，在柏林愛樂開啟免費在線音樂會的次日，上海交響樂團的四位演奏家，戴著口罩在上交演藝廳面對著空無一人的觀眾席，以網絡直播的方式帶來復工后的首場演出，觀眾的點擊量達84萬。3月20日和26日晚，上海越劇院和上海京劇院先后在演藝大世界·云劇場亮相，最多一次觀看直播的人次逾170萬。藝術和藝術家的在線展示，或以高質量的品牌影響力吸引眼球，或以名家效應積聚粉絲，給處于疫情之中的萬千樂迷、戲迷帶來了撫慰人心的藝術之光。

劉京晶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

管理學院副院長

疫情暴發以來，全國演出市場面臨嚴峻挑戰，多家文藝院團和劇場取消了演出。據中國演出協會數據統計，2020年一季度造成直接票房損失約13億元，估算其他損失近80億元。疫情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演出主辦方雖不需要向消費者承擔違約責任，但應當予以退票，目前面臨的很大困境在于退多少、怎么退并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省市不同機構出臺了各自不同的退票政策，退票受理時限不一、退票標準不一、退票程序也不相同。即使在統一辦理退票的票務平臺，針對疫區和非疫區的退票政策也不一致，因此產生了許多糾紛。

事實上，“退票難”長期以來一直是演藝票務的痛點。目前我國票務管理尤其是退票制度僅停留在行業自律規范層面，缺乏強制性的法律約束力，也沒有明確退票的具體操作規則。此次疫情，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也是一次治理體制機制完善的契機。因此建議行業主管部門積極作為，正視消費者的痛點和演出商、票務平臺的需求，建立完善的退票機制，探索退票保險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票務數據平臺，推動演出的市場化發展，進一步規范二級票務平臺，扶持演出市場健康發展。

姚新垣

陜旅集團陜西華清宮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總經理

受疫情防控的影響，景區、演出、酒店暫停營業，疫情結束后，旅游市場將會有一段較長時間的恢復期和緩沖期，受宏觀政策制約，即使疫情結束，演藝市場依然需要恢復期，游客出行意愿受國民收入可能減少的影響，對演出經營收入將產生強烈的沖擊。

經過市場漫長的冰封，游客對個別演藝項目的認知也會漸漸趨于模糊，這對于一些存在品牌定位不清晰、質量粗糙、目標客戶不準確的演藝項目，將是致命的考驗，優勝劣汰的殘酷現實一定會加劇行業的重新洗牌。

疫情暴發對演藝行業的重創顯而易見，與其期待著疫情拐點、市場回春，我們更需要問自己一句：你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作為旅游演藝企業與機構，首先應加強內功，堅守演出品質不降低；其次要加大對高科技的運用，減少旅游演藝項目人員成本影響；第三要做好宣傳工作，樹立市場必定會恢復的信心，注重口碑傳播，提高與受眾的互動、聯絡；第四是維護客源渠道，與渠道商共商難關、共享利潤；最后要積極爭取當地政府政策支持，做好游客安全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