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堅持以人民為創作中心，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筆端。”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多次提到人民這兩個字，深刻解答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發人深省。

這些年，一些文藝作品中出現了脫離人民，只為滿足少數人或極端小眾獵奇的現象。我國有著8億農民，1.3億產業工人!但表現反映他們的文藝影視作品卻越來越少，這不能不說我們的文藝已經漸離漸遠了這些社會的主體和中堅力量。

誰來為他們立傳?我在創作中始終堅持一個創作原則，那就是我所寫的人物，必須是那些歷史不能忘記的人，那些給我們精神力量和思想價值的人，那些給我們勇敢和快樂的人，那些共和國不能忘記的人，一句話：真正的中國人。在市場化的今天，要堅持這樣一個創作原則，必須要付出更大的辛苦，享受更大的孤獨，換言之，正是你的不懈堅守，作品才能更具個性，遠離跟風模仿和復制，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

我每寫一部劇，首先必須下去生活，去接地氣，接磁場，去傾聽感受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生死歌哭。當年，電視劇剛進入市場化的時候，工業題材人人躲避，根本沒人做。我深入到大連特鋼廠，工人們見到我，一句話把我撂在那兒，他們說：高老師，你不寫皇帝太監娘娘，到我們車間干什么?我們工人還能登上電視嗎?車間主任說：高老師，怎么多少年了沒在電視上看見我們工人的戲?怎么，我們工人拿不出手嗎?你們別忘了，在中國，我們產業工人有1.2億!我說，我就是來寫你們的，不把你們搬上屏幕，我就不離開大連特鋼!我聽到了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叫我終生難忘!我斷斷續續在大連特鋼采訪了三年，寫出了《大工匠》，后來又在鞍鋼采訪，寫出了《鋼鐵年代》。2005年，我決定要寫《闖關東》，還是那條老路子，下去!我從大連出發，采訪了200多人，足跡遍布遼吉黑魯西南，行程七千多公里。后來，為了寫《大河兒女》我十幾次去河南，走了十一個市縣，正是在生活的熔爐中，我采集到了藝術的金子。

為人民立傳，其二要付出勇敢和艱辛。市場化的今天，投資方要“三快”：快寫、快拍、快播。這“三快”決定了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影視作品成了快餐，成了市場的奴隸。編劇成了機器，故事成了貨幣，哪有投資方讓編劇下去深入生活、深入實際的呢?另外，哪有幾個編劇守著賓館空調，喝著咖啡啤酒，愿意吃這份辛苦呢?但我知道最簡單的一條道理：在文藝創作中，你只有吃的是草，擠出的才是奶。你必須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你才能動真情動真容，你的作品才能有質感和時代感。為采訪創作《闖關東》，我在黑河出過車禍，在青崗子一病七天，險些出人命;為了寫《鋼鐵年代》，在煉鋼爐旁差點出大事故;有一年冬天我去訥河采訪，農家燒著大炕，村里人來串門，齊刷刷地坐在炕上，一床大被裹住所有人的腿，聽張家李家拉“瞎話”，一邊拉話一邊嗑著花生瓜子，第二天下炕我的鞋都找不到了，原來一夜嗑的花生瓜子把鞋都淹沒了，因為我一個煙頭，差點把命丟了。至于招虱子，晚上掉進茅坑里，那就不算事兒了。

為人民立傳，其三要經得起誘惑。五年前，我就想寫一部農民60年歷程的劇本，叫《老農民》，以1948年北方農村土地改革為背景，從土改到組建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一直到2006年中國取消了農業稅，2008年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這樣一部劇本可謂工程浩大，我想，我國有8億農民，我們的熒屏上農民的故事和農民的形象實在少得可憐。即便有，也是片段式的，喜鬧劇式的，并不是農民最本質最真實最生動的生活，8億農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們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我想給我們的后代留下一部農民的電視劇正史。我下遼寧，去河南，又三下山東，采訪了主管農業的副省長、副市長，當年的地委書記、縣長、社長、互助組長。用了5年時間，走了5個省。有的投資方和電視臺不看好這部劇，認為不狗血，不傳奇，農民戲沒人看，收視率不行。這時候有人出大價錢，讓我改成一部農民喜鬧劇，再說白了，就是寡婦、拉幫套、搞破鞋、生出的孩子不知誰是爹那一路。在這種誘惑下，我沒有動搖，我知道守住寂寞就是勝利，一寫就是五年。這部劇馬上上四家衛視播出了，我可以長舒一口氣，我為中國農民兄弟盡力了。

這些年，為了創作劇本，我走了太多太多的路，尋找到了一座又一座題材的寶藏和藝術的感動。想象力決定一個作家能走多遠，要使你的想象力更加豐富，應該到生活中去;作為一個編劇，如果你不想關閉情節的大門，每一部作品都能給觀眾講一個新鮮故事，應該到生活中去。為人民群眾立傳，人民群眾就歡迎你，健康的市場也一定歡迎。今后我仍然要繼續沿著“到生活中去、到群眾中去”這條路走下去。最近為了創作電視劇《運河風流》，我四下濟寧調研采風，經常住在微山湖聽年長的漁民講故事，收獲很大。這部劇完成以后，下一步，我將帶上幾位主創到廣西去，開始海上絲綢之路題材的采訪挖掘工作，打算六上六下，沉下去，真正扎下去，寫出老百姓的喜怒哀樂。

為人民立傳，不言辛苦，樂在其中。

(作者系中廣聯電視劇編劇委員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