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像一個筐，里面放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基本上都把人性、人道主義上帝化，當作他們學說的淵藪，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關心人，對人尤其是個體的人沒有研究，只關心物，是機械唯物主義。

——董學文

西馬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對人的異化危機的關注等，吸引人們用西馬來認識我們的社會。而西馬在原理上并沒有建樹，它不批判資本主義，而是革命失敗后躲進書齋解構文化的產物，對我國社會現實并不完全適用。

——陳飛龍

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哈貝馬斯、賴希、梅洛-龐蒂、薩特、阿爾都塞、杰姆遜……這一長串的閃光的名字影響了中西學界幾十年，他們都跟研究馬克思主義有關，被統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 ) 。11月13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以下簡稱馬文所)主辦的第五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再評價成為核心主題，祝東力、陳飛龍、董學文、趙文、丁國旗、蔣洪生、唐利群、崔柯、馮巍、劉斐等與會，重新梳理了西馬的基本特征與理論內核及中國對西馬文論的接受狀況，探討不同歷史階段的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創新及其中出現的問題，對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西馬化提出警示。

自上世紀80年代初西馬文論正式介紹到中國以來，其中許多重要的命題如對人性、人道主義的關注，審美救贖功能，技術與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化工業問題，文藝與道德、政治的關系，性別研究等，因其批判的鋒芒和理論的新鮮被理論界接受并廣為傳播，直至現在青年學子中仍舊對西馬津津樂道，而對馬克思主義則了解甚少乃至退避三舍。因而，為了扭正這種偏頗局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中“西馬非馬”的聲音一直存在。2011年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董學文為代表的諸多學者，呼吁學界警惕文學理論研究的西馬化傾向，強調西馬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的區別，認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應中國化，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

“西馬概念本身是成問題的”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趙文指出，這個詞匯的發明只是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一書序言中的一個不嚴謹的解說，他將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青年馬克思思想為理論依據、把馬克思主義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流派結合起來的、與列寧主義相對立的不同流派統統納入到西馬范疇之中。趙文認為，將他們稱為國外馬克思主義可能更合適。學界也有很多學者提出過這一看法。董學文也指出，西馬像一個筐，里面放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基本上都把人性、人道主義上帝化，當作他們學說的淵藪，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關心人，對人尤其是個體的人沒有研究，只關心物，是機械唯物主義。近年來還出現了一個所謂“實踐唯物主義哲學” ，自認為是超越了歷史唯物主義，成為西馬的一面大旗。

董學文認為，西馬并不能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基是有所偏離的，如反對主客二分，反對認識論，用存在論代替實踐論認識論等，很多都是將西方的一種思想嫁接到馬克思主義上，如“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西馬的分支之一。

盡管如此，西馬卻在國內學界流行數十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唐利群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她指出，西馬對市場化、對消費的批判和對人性的張揚有助于分析作品，所以運用得多，但是西馬也像一把雙刃劍，用西馬解讀社會主義文學作品時則是無力的。在市場經濟時代，西馬的可操作性也許是其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認為，國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無建樹才導致西馬盛行。對此， 《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陳飛龍強調，階級性、意識形態性、人民性、黨性等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成就。西馬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對人的異化危機的關注等，吸引人們用西馬來認識我們的社會。而西馬在原理上并沒有建樹，它不批判資本主義，而是躲進書齋解構文化的產物，對我國社會現實并不完全適用。“我們現在放棄了階級意識，放棄了黨性原則，我們的文藝都在張揚人性、人道主義，按照資本的邏輯走，注定要娛樂化、商業化。 ”因而，他呼吁，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千萬不能丟，要重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董文學、趙文也再次強調，研究西馬要深入化、具體化，中國借鑒西馬有當時的時代因素，應防止文藝理論研究的西馬化傾向。

而在對西馬的態度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對西馬等西方理論進行了大量地引進。陳飛龍認為，現在，我們對西馬的研究要從知識體系的認識轉到認知角度，即從一般性的介紹和知識獲取如西馬分哪些流派等，轉到對話、批判地看西馬。并且，西馬的認識體系要和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丁國旗則認為，對西馬既不要捧殺，也不要棒殺，西馬也是西方文論之一種，應讓它回到學術研究中成為資源之一種，維護西馬文論、美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差異性，并在學習與反思中建構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洋為中用，融會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