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劇照

農村題材劇一段時間以來的差強人意，既是后新時期以來全球資本市場、消費文化以及城市化進程書寫鄉土中國的表現，也是這一扭曲和遮蔽性書寫本身。相反，鄉土中國和中國農村如果要在這一社會結構再造和文化書寫進程中獲得逆襲的可能，以當下農村為主體、以“三農”問題為關切點的農村題材電視劇的制作和播出，就成為電視劇能否真正下鄉，并為農民所用的關鍵問題之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劇與農村社會本體地位的缺失

農村劇蘊藏的農村社會的經驗智慧或問題阻力顯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很難說是真正的“接地氣”，現實鄉村及其歷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缺席的。

中國農村題材電視連續劇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始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作播出的“農村三部曲”《籬笆·女人和狗》及其續集《轆轤·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網》。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化轉型全面啟動以后，農村劇迅速邊緣化而陷入低谷;到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三農”問題政策關注度的上升，農村題材劇才勉力得以維持;新世紀以來，本山傳媒出品的《劉老根》《鄉村愛情》等系列劇的熱播，以及《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喜耕田的故事》《清凌凌的水藍瑩瑩的天》等一批農村劇的制作播出，農村題材以輕喜劇的面目才又成為電視劇目中的一道景觀。總體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農村劇按照其發展狀態及表征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類是以農村社會的倫理沖突、弱者(通常為女性)命運為主要情節動力的苦情劇，以前述“農村三部曲”為代表。由于這一類型的農村劇主要以鄉村社會成員之間的親情關系、婚姻關系以及鄰里關系中的情感沖突來架構故事情節，其構成沖突的主要場景基本上限于家庭單位，其訴求則或者是對啟蒙主題的延續，或者是對友愛互助等善德倫理的聲張。因此，同一時期農村社會現實中普遍出現的結構性矛盾并未被真正觸及，或者只能處在抽象的或匿名的狀態。由本山傳媒制作、宋小寶主演的《櫻桃》《櫻桃紅》，其故事展開的場景雖然幾乎全部在農村，但怎么看也像是一個架空歷史的架空劇，不僅時下農村社會中重要的“三農”問題在劇中不見蹤影，傳統鄉土的文化經驗也僅僅被演繹成無邊的寬容、無言的忍耐和無立場的愛，近乎受虐狂般的莫名其妙的愛的堅執，是現代個體自我認同困境的隱喻，更彰顯了當下鄉土社會在媒介消費文化中畸形化表述的尷尬處境。

這一困境更典型地體現在第二類農村劇中，即新世紀以來從《劉老根》《馬大帥》到漫長的《鄉村愛情》等為代表的一系列熱播滑稽劇。這類農村劇之所以熱播，除了演員班底基本上是為人們熟悉的二人轉或小品演員，其言語、動作相對正劇雖有所夸張但少了造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接地氣;此外，輕松逗樂的氣氛更便于壓力倍增的當下觀眾消遣和放松，因而這類滑稽劇收視率屢創新高。如果說，趙本山早在出演的電視劇《一村之長》《一鄉之長》中還有一定對農村現實問題的批判性呈現，以及《馬大帥》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進城農民淪落為城市游蕩者的進退失據，而到《鄉村愛情》這種快餐式的文化消費品，鄉村社會已經完全異化成供觀眾取樂的奇觀。對于正處于劇烈變動中的鄉村世界來說，其權力結構的震蕩、生存方式的改變和身份認同的焦慮則在一片其樂融融的傻樂氛圍中全面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圍繞“三農”問題展開敘事的任務，主要落在了圖解新農村建設政策的主旋律農村輕喜劇身上，可以歸到這第三類的農村劇中。這類劇數量相對較多，從《希望的田野》等“田野三部曲”、《插樹嶺》《圣水湖畔》到《別拿豆包不當干糧》《清凌凌的水藍瑩瑩的天》，都是其中較為知名的作品。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面臨的耕地保護、基層黨組織渙散、人際關系惡化、空心村等諸多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現實農村中的復雜存在及其深層的社會歷史機制成因往往被簡單化和道德化處理。也就是說，造成矛盾沖突的他者在劇中是匿名的存在，資本對土地的覬覦、對鄉村權力結構和民主政治的破壞被處理成個別人的道德品質問題;相應的，對矛盾的化解和解決，也就只能寄望于鄉村“能人政治”或上級的“好人政治”，而通常作為及時雨而出臺的政策則成為推動故事情節走向大團圓結局的最終法寶。這樣一來，政策出臺的社會歷史動因實際上被消解掉了，更切斷了與社會主義農村歷史經驗的關聯，從而在一廂情愿的想象中輕松實現政策與現實農村的接合。這樣的農村劇也會征用大量農村生活的細節，但這些細節中可能蘊藏的農村社會的經驗智慧或問題阻力顯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很難說是真正的“接地氣”，因而在這些雷同的新農村鏡像中，現實鄉村及其歷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缺席的。

馬向陽怎么就下了鄉

馬向陽由此走出了個人的小世界，在與一個個難題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起經驗和智慧，體認并堅定了作為黨的基層干部的使命，從而實現了人格的豐滿。

與前述幾類農村劇相比，年內播出的農村題材劇《馬向陽下鄉記》顯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正是它的出現，使前述農村劇中現實農村社會缺位問題凸顯出來，也給此后農村劇的制作確立了一個繞不過去的標桿——不老老實實面對現實農村問題，不尊重農村社會的歷史經驗，不經過與農村社會復雜性耐心打交道的過程，不在敘事中充分呈現這個過程中的復雜可能，不在呼應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基本訴求的價值立場上選擇故事發展的可能走向，農村劇就不可能獲得農民的認可，就不能下得了鄉。

該劇的重要意義之一其實正在于表現了黨如何重新與底層農民站在一起的問題。就馬向陽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說，電視劇沒有回避當下城市青年和機關干部對農村的疏離狀態，在一共40集中，有十幾集細致描述了城市“潮男”馬向陽如何從“不得不下鄉”，到“身在鄉下、心在城里”，到后來情感認同、立場確立，最終將自己的命運與大槐樹村緊密關聯在一起的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馬向陽通過與大槐樹村形形色色的問題、錯綜復雜的關系、多種多樣的人物逐步深入的交往，更主要的，通過對各種曲折表達甚至扭曲表達的人民群眾基本訴求的理解和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把握，最終深刻認識到作為黨在基層的“第一書記”的責任，從而將自己人生的軌跡調整到與后者同甘共苦的命運的軌道上來。這個轉變很不簡單，一個有說服力的轉變不可能僅僅依靠黨的某項宏觀政策就輕易實現。與決策的正確至少同樣重要的是，作為黨和農民之間有效關聯的作為實踐的“物質性環節”，“第一書記”的真正產生不是在政策措施出臺的那一刻，而是必須經過其對農村社會各種難題的深度介入，認真理清矛盾和難題的錯綜復雜的結構，耐心細致地在各種力量和訴求中或呵護引導或批評糾正，充分尊重農村的傳統習俗和經驗智慧，最終從知、行、意各方面與底層農民同呼吸共命運，從而實現成功的“接合”。

在以往多數農村劇中，正面基層干部的形象往往是類型化的，從出場開始，其道德人格面向基本就是完成式的，因而承擔克服難題任務、推動故事發展的，實際落在其某種德性的力量上，當這種德性實在不足以有說服力地自行解決鄉村難題的時候，上級的“好人政治”、“清官政治”就會出場了。與此不同，馬向陽融入大槐樹村，經歷了從猶疑疏離、格格不入、焦頭爛額、勢單力孤到逐步體察民情、發現民意、最終取得信任、贏得民心的過程。正是經過這一過程，馬向陽從支前模范老祖奶身上感受和接續了活的革命傳統，從年輕寡婦丁秋香、游手好閑的青年花小寶、孤兒毛蛋等人身上以及大槐樹移植事件上感覺到底層和鄉村持存的生長性訴求，從鄉村能人二叔劉世榮身上認識到宗法倫理在鄉村治理中的正負效應，從落跑支書齊旺財及其妻子李云芳、村會計梁守業、困難戶主二喬爹等人身上意識到農民思想的復雜性，也從回鄉青年劉玉龍、齊槐身上看到了農村未來的希望，這所有的一切無疑都參與了馬向陽向一個優秀的“第一書記”的成長或轉變，馬向陽由此走出了個人的小世界，在與一個個難題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起經驗和智慧，體認并堅定了作為黨的基層干部的使命，從而實現了人格的豐滿。

就大槐樹村來說，其面貌的轉變同樣也并不簡單和突兀，這一過程中的復雜可能盡可能多的得以呈現。經由劇中的大槐樹村，《馬向陽下鄉記》所觸及的鄉村難題至少包括：鄉村政治生態惡化、自然生態保持舉步維艱、土地如何流轉、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以及“空心村”與人員流失等等。馬向陽剛開始所面對的大槐樹村，村支書齊旺財因土地流轉遭騙而被迫逃離，青壯年勞動力幾乎全部外出打工，基層組織近乎癱瘓，二叔劉世榮這樣的鄉村“能人”借助宗法倫理的殘存名義和新富人的力量試圖左右民意染指鄉村治理，底層百姓在其威逼利誘之下，或忍氣吞聲，或屈從依附。如此復雜的局面，正是時下諸多鄉村政治生態惡化的縮影。對于這一難題，電視劇并沒有簡單化地直接通過政府英明決策或少數“能人”輕易化解，而是通過馬向陽耐心細致而不乏迂回策略的工作，設身處地為村莊和村民的長遠利益考量，在日常交往中坦誠以對，尊重和發掘和接續農村和農民優秀的傳統，充分團結底層民眾，引導他們逐步克服小家小利的短視心理，再度意識到集體與家庭幸福的重要關聯，從而復活社會主義性質的村莊共同體。在這里，黨的政策措施是推動力之一，但大槐樹村的村民實際上才是最終解決難題的主體，只有當他們自己再度意識到集體與個人家庭幸福息息相關，意識到團結起來依靠集體的力量且參與到集體的建設當中，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擁有共同富裕的美好未來，他們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最終推動大槐樹村向好轉變。

近年來，土地流轉成為鄉村建設一個熱門話題，也是一個爭議不止的話題，是通過完成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將農民直接推向資本市場，還是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政府有效扶持，充分調動和發揮農民自己的智慧和生產積極性，使土地經營收益主要進入農民自己的腰包，對農民來說并非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反觀《馬向陽下鄉記》中對這一關鍵矛盾的處理，就更有可取之處。馬向陽在村民大會上和大槐樹村的村民們詳細算了一筆賬，這筆賬算出了土地流轉中農民作為經營主體和集體在分配經營權上的重要性，最終村民們拒絕了劉玉斌的經營承包。不僅如此，以農民為主體的土地規模化經營，由于同時強化了集體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話事權，且增加了集體收入，使其在鄉村治理上更能有所作為，使得流失了的農村青壯年更有可能形成新的集體認同。劇中回鄉青年劉玉龍，其價值觀并非簡單的發家致富，而是在共同富裕、建設美麗鄉村中實現個人價值，而村會計梁守業也流露出想成為對村莊有用之人的心聲，顯示了這種當代“社會主義新人”的可能，而正是在他們身上，才真正生長著大槐樹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