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郭英德 時間：2013年5月

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

“中國四大小說名著”，指明代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清代的《紅樓夢》四部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都是文化密碼，我們可以從中解讀中國人的歷史觀、政治觀、人生觀、生命觀等等。

《三國志演義》的歷史意識

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崗本《三國志演義》，一開篇引錄了一首楊慎的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fā)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首詞傳達給我們兩個歷史感受：第一，不管有多少英雄，他們曾有多少轟轟烈烈的事跡，最終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么?是不變的青山和夕陽。中國還是中國，青山還是青山，曾經(jīng)的英雄不再重現(xiàn)。

可是真的不會重現(xiàn)了嗎?這就引出了第二個歷史感受：歷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們當中，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的一生借助語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現(xiàn)——“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笑談”是一種語言表述方式，是說故事。所以，歷史上的英雄還活在當下。

結(jié)構(gòu)框架：分合循環(huán)的歷史宿命

《三國志演義》的故事，起自“宴桃園豪杰三結(jié)義”，終于“降孫皓三分歸一統(tǒng)”。在歷史敘述中，敘事者總是將充滿偶然性的歷史事件當作在必然規(guī)律支配下肯定發(fā)生的事實，于是原本不確定的歷史便成為朝著理性目的行進的必然過程。

民間流傳的《三國志平話》，原來構(gòu)想了一個歷史寓言：由于西漢初年高祖劉邦殘殺功臣，所以功臣們托生成為三國諸侯，最終顛覆了漢王朝。這種不切實際的前世因緣，蘊含著冤冤相報、道德報應的歷史宿命，表現(xiàn)的是民間的善惡觀念和因果觀念。而《三國志演義》卻用黃巾起義、三國歸晉這種確鑿的歷史變遷，取代了《三國志平話》的歷史寓言。那么，它的開端和結(jié)局又蘊含著什么樣的象征意蘊呢?

就開端而言，“黃巾起義”對中央政權(quán)的沖擊，不僅表征了王朝興衰循環(huán)的道理，而且揭示了一個王朝最終滅亡的種種原因：桓、靈二帝用人不當，特權(quán)集團——包括宦官和外戚——敗壞朝政，激烈的朋黨之爭，膨脹的個人權(quán)欲等等。這里的因果關(guān)系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表現(xiàn)出《三國志演義》對歷史的深刻思考。

《三國志演義》小說的結(jié)尾，呈現(xiàn)出一種對小說開篇情節(jié)的回應。在小說的結(jié)尾部分，敘事者常常運用閑筆，提到遠在眾多章回之前、標志小說開篇的一些情節(jié)。比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大喝“吾乃天子也”，這跟第一回劉備幼時同鄉(xiāng)中小兒以樹下游戲，自稱“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遙相呼應。歷史，仿佛在轉(zhuǎn)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它的起點。

從歷史循環(huán)論的觀點來看，分—合—分—合……構(gòu)成了一種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這就是毛宗崗所總結(jié)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種分合循環(huán)的歷史宿命觀并不高明，但比起《三國志平話》因果報應的宿命觀，已經(jīng)是切切實實的歷史觀念了。

情節(jié)主線：悲憤感傷的道德信念

《三國志演義》描述了諸侯割據(jù)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在“青梅煮酒”中，還借曹操之口，評述當時局勢，嘲諷門閥士族。小說家不贊成由曹操來統(tǒng)一天下，但卻肯定曹操在反對門閥士族、諸侯割據(jù)中的功勞。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曹操畢竟得了“天時”，最終只能由屬于曹魏一方的司馬氏政權(quán)來統(tǒng)一天下。

但是，全書的情節(jié)展開卻更鮮明地是以蜀漢一方為中心的，小說家極力謳歌、熱情寄望的是蜀漢一方。從第一回至第八十五回，小說展開了劉備一生經(jīng)歷的描寫。其中有兩個轉(zhuǎn)折點：第一個轉(zhuǎn)折點是第二十一回，在這之前，劉備在諸侯爭戰(zhàn)中只是一個極不起眼的小配角，在這之后，劉備集團作為一股新生的政治勢力開始與曹操集團正面對抗;第二個轉(zhuǎn)折點是第四十三回赤壁之戰(zhàn)，在這之前，劉備東奔西走，狼狽不堪，在這之后，劉備取得荊、襄數(shù)郡，并將勢力發(fā)展到了西川。而劉備一生最重要的事跡是三顧茅廬。從第三十七回至第一百零三回，小說實際上書寫了“諸葛亮傳”，以赤壁之戰(zhàn)、三氣周瑜、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重要情節(jié)，展開蜀漢驚天動地的戰(zhàn)績。

《三國志演義》以蜀漢為中心的總體構(gòu)思，具有深刻的寓意。本來，就像“春秋無義戰(zhàn)”一樣，三國爭戰(zhàn)也無所謂正義與邪惡的區(qū)別。但是由于小說家賦予三國中的劉備集團以“占人和”、得民心的客觀條件，“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使劉備集團成為正義力量的象征，而與之相對立的曹操集團卻成為邪惡勢力的代表。這種“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既表現(xiàn)了中國古代平民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又浸透了源遠流長的封建正統(tǒng)觀念，是二者的融合，構(gòu)成一種強烈的道德信念。

可是，嚴酷的歷史事實是，真正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是由邪惡力量曹魏一方派生出來的司馬氏政權(quán)，以正義力量劉蜀一方來統(tǒng)一天下終究成為幻滅的理想。諸葛亮臨終時不能不哀嘆：“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三國志演義》小說的后半部流溢著濃重的感傷情調(diào)，就像鋪天蓋地的迷霧一樣彌漫寰宇，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水滸傳》的政治思考

如果說《三國志演義》是在問鼎逐鹿的政權(quán)斗爭中思考歷史興亡的話，那么，《水滸傳》小說則是在綠林好漢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會動亂。《水滸傳》小說的故事始于“張?zhí)鞄熎盱烈撸樘菊`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師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圣旨，到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zhí)鞄煆堈嫒说匠⑵盱烈摺：樘镜叫胖葙F溪縣，游覽伏魔殿，擅自打開殿門，掀開石碑、石龜壓著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nèi)刮刺刺一聲響亮，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里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沖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這就是“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即梁山泊首領(lǐng)的來歷。

因天災引起人禍，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事情，距離梁山好漢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這有某種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會動亂來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說顯然隱含著“從盛世尋求亂世根源”的敘事動機。

小說的故事終于“宋公明神聚蓼兒洼，徽宗帝夢游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慘死，受玉帝敕封，陰魂聚于蓼兒洼。一天，宋徽宗夢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驚醒后，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在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多將佐神像。”，四時享祭。

禍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終，小說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對宋江起義的發(fā)生和結(jié)局做歷史和政治的闡釋。我把這種闡釋概括為“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漢本是“魔君”，最后卻變?yōu)樯瘛Ｉ窈湍еg的沖突在《西游記》小說里大量展開，《水滸傳》講的是魔變成神的過程，包括三個故事：第一，群魔亂世;第二，改邪歸正;第三，榮升天神。這個“魔君三部曲”隱含著深層政治思考，它蘊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義之烈”。

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單八個“魔君”降生社會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洪太尉“誤”放出來的，這一描寫隱喻著“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金圣嘆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在《水滸傳序》中他說：《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在第一回批語中他又說：“一部大書，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深有見地。

《水滸傳》小說第一回，寫破落戶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寵用，從一個市井無賴升遷為殿帥府太尉，倚勢逞強，無惡不作。高俅不務(wù)正業(yè)，“自小不成家業(yè)”，“只在東京城里城外幫閑”，而且品行不好，“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但他有特長，“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高俅在東京難以存身，“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閑漢柳大郎”。后來遇赦，高俅要回東京，柳大郎乘機將他托付給“東京城里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董將仕怕他影響自己的子女，將他推薦給小蘇學士。小蘇學士又把他推薦給王駙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來的徽宗，飛黃騰達，“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職事”。

小說家借高俅發(fā)跡的故事告訴我們，北宋徽宗時期官員的素質(zhì)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這就造成了官員的貪欲，成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時這是人才選拔體制的問題，皇帝僅憑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讓你生、讓你死，讓你升官、讓你貶職。所以高俅的故事隱喻的是對整個政治體制的批判和失望，對整體官員素質(zhì)低下的失望，這才導致百姓揭竿而起，“亂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單八個“魔君”降世，糾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擾亂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一方面又成為“宋朝忠良”，力圖以違背現(xiàn)實政治秩序的叛逆行為來達到整頓倫理綱紀的最終目的。這隱喻著“替天行道”思想的復雜內(nèi)涵。

梁山泊杏黃旗上大書的口號是“替天行道”，這是一個含意模糊的口號。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號。孔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專利，現(xiàn)在居然有人擅自出來“替天”了，這便說明原來的皇帝已經(jīng)不能代表“天”了，必須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個妥協(xié)的口號。在古代社會里，反叛政府的武裝力量不敢“擅改年號”，不愿像李逵那樣公然宣稱奪取皇帝的“鳥位”的時候，便可以用這個口號，把“天”說成是當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為說成是代替皇帝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這樣一來，反叛政府的武裝力量就可以給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在《水滸傳》小說中，九天玄女教導梁山義軍領(lǐng)袖宋江說：“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小說第七十一回從天而降的鐫有天書的石碣，側(cè)首一邊寫著“替天行道”，另一邊寫著“忠義雙全”——從這些描寫我們可以看出，在《水滸傳》小說里，“忠”、“義”是相輔相成的。

“忠義之烈”

造反與效忠原本是對立的兩碼事，怎么能夠把它們統(tǒng)一起來呢?《水滸傳》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為社會黑暗，奸臣當?shù)溃@才使得忠義之士被逼無奈，走投無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達到“為國盡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說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時寫的《滿江紅》詞說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后來燕青到東京，又向徽宗進言：“宋江這伙，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shè)‘忠義’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貪官污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與國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旗號下，經(jīng)過幾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內(nèi)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帶領(lǐng)眾兄弟懲惡除暴，救困扶危，創(chuàng)造條件，終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討，遏止覬覦國鼎的遼軍，掃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臘。

然而，即使“魔君”已經(jīng)改“邪”歸“正”了，但在現(xiàn)實政治中仍然不得善終。這批“替天行道”英雄，仍然被誤國之臣、無道之君逼向了絕路。小說的結(jié)局只能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

《水滸傳》小說這樣的描寫，引發(fā)了一個相當深刻的文化思考，這就是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政治與道德的嚴重分裂。宋江等人最終的結(jié)局說明，招安也許是坦途，但卻意味著生命會消亡。這是對傳統(tǒng)政治的深刻思考。這種政治思考告訴你，當你步入政治的漩渦中時，你可能面臨道德的考驗，可能最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西游記》的人生哲理

一部《西游記》，是一部孫悟空的英雄史，記錄了他的出生、成長、奮斗，直到成為“斗戰(zhàn)勝佛”的全過程，探求他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成功的人生意義。

自在不成人

《西游記》小說寫孫悟空的出生，有一點和普通人大不一樣的地方：他是天生地長的，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神猴。

孫悟空從石頭里蹦出來，他就擺脫了人與生俱有的社會關(guān)系。任何一個個體的人，當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無可奈何地落入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中，有父母、兄弟姐妹，這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網(wǎng)絡(luò)。個體的人與生俱來地落入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中，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結(jié)構(gòu)是一種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國的文化也是這種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們習慣說“國家”，“國”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而已，臣子對君主的“忠”是子女對父母的“孝”的放大。美猴王沒有家庭的束縛，也就意味著他一開始就不受任何的社會束縛，用小說的話，就是“不服麒麟轄，不服鳳凰管，又不服人間王位拘束”，成為一個擺脫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原生態(tài)的人。

那么，作為一個原生態(tài)的人，是不是就獲得了真正的“自在”呢?這還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生活的環(huán)境太狹隘了，來來回回的就是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個猴哥猴弟。他想要擁有更大的空間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尋仙問道，有了種種法力。這既提升了個人能力，同時也拓展了無窮的生存空間。一個筋斗云就可以翻出十萬八千里，生活空間如此之大，可以為所欲為，來去自如。

有了這么廣闊的生存空間，人就能獲得真正的“自在”了嗎?還是不行。孫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嘆起來，他看到老猴子一個個死去，想到自己遲早也要死去。孫悟空努力超越，到閻羅殿去，把自己的名字從生死簿中勾掉。

于是，孫悟空有了絕對意義上的自由。作為個體人，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對社會人來說，卻觸犯了規(guī)范，社會不允許沒有經(jīng)過任何修煉就得到這種絕對自由。孫悟空擾亂了正常秩序，對于這樣一個人，社會要么剿滅他，要么改造他。

孫悟空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喚醒的，原來他只有對空間自由和時間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孫悟空就變化了，他有對“名”的追求。原來他是沒有追求“名”的意識的，你叫他美猴王也罷，叫他悟空也罷，什么都行。所以當孫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時，讓他當“弼馬溫”，他還挺高興，可以天天管馬。

可是，當他知道“弼馬溫”是個未入流品的官職的時候，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間還有官職的區(qū)別，于是他又造反了。他給自己創(chuàng)造了響亮的名號——“齊天大圣”。這是社會教他的。社會教他，人和人不一樣，由于有制度化的衡量標準，人總是要被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當社會給你貼上標簽的時候，你就得到一種精神滿足。

社會教給孫悟空知識的過程就是他個人的欲望不斷膨脹的過程。最后他提出一個最極端的口號，就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孫悟空說這是“常言道”，咱們要追問：這“常言”是哪兒來的?孫悟空不識字，他從哪兒學到這“常言”呢?花果山猴子們哪能知道“皇帝”是什么?這顯然是玉皇大帝和臣子們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孫悟空受到了熏陶，被知識化了。他逐漸失去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導致了個人欲望的極端膨脹。

有了個人欲望的極端膨脹之后，社會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贊揚說“皇帝輪流做”體現(xiàn)出“造反精神”。但這種造反精神如果應該得到肯定的話，那么這個社會就毫無秩序可言了。“皇帝輪流做”，是靠能力還是靠年齡?怎么“輪流”法?如果人人想要當皇帝，這只能導致個人欲望的極端膨脹，造成社會秩序的殘酷破壞。

孫悟空打破了這種社會規(guī)律，擾亂了正常的文化秩序，這必定要受到懲罰。小說采取了寓意性的寫法，用“如來佛的掌心”代表一種無所不能的社會規(guī)范，個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個體人”一旦步入社會，就不可能再有絕對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為所欲為了。

《西游記》小說揭示了規(guī)范和自由之間的矛盾對人一生發(fā)展過程所起的作用。隨著他個人欲望的不斷膨脹，社會對他的壓制的手段也越來越嚴厲。憑借一身高超的武藝，美猴王幾乎所向無敵，但是他終究逃不脫社會關(guān)系之網(wǎng)。

成人不自在

孫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經(jīng)的事業(yè)，這是偶然的事情嗎?不完全是。《西游記》充滿著喜劇的、游戲的色彩。在閱讀《西游記》的時候，我們想都沒想過，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該有多么沉重!沒有人會替孫悟空掬一把辛酸淚。不是幸災樂禍，而是知道孫悟空不會總被壓在山下，他遲早會出來的。這是因為，在《西游記》小說中，孫悟空生活在一個有希望的、正常的社會里，這樣的社會能給有能耐的人提供種種機會。這種情況與《水滸傳》相反，《水滸傳》是不給人希望的社會，所以英雄只能被逼上梁山。但是孫悟空不會被逼上梁山，因為他生活的社會能夠讓他發(fā)揮自己的才能，達到“成人”的境界。

所以小說就有了一個寓意性的寫法——“緊箍兒”。緊箍兒是有形的東西，但卻有無形的含義。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兒是怎么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著緊箍兒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給自己戴上了。這是一種寓意性的寫法，說明孫悟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會規(guī)范，保護唐僧西天取經(jīng)的。“緊箍咒”有一個很雅的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孫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長大成人。

于是，西天取經(jīng)，是孫悟空充分發(fā)揮個人能力的過程，更是他收心斂性的過程。西天取經(jīng)賦予孫悟空的任務(wù)，就是要求他保護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懶。這是一種人生的命題，人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人生最大的價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過程。

西天取經(jīng)的八十一難，并沒有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那些周而復始、形形色色的險阻與妖魔，在這一意義上，都不過是作為孫悟空修心過程中所遇障礙的象征。小說第十七回寫道：“菩薩、妖精，總是一念。”妖魔生于一念之間。八十一難的磨煉，無非是隱喻著一個人明心見性必須經(jīng)過長期艱苦的“漸悟”過程。

任何社會中的人都面臨著“自在”和“成人”的兩難處境，你生活在社會當中，一方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發(fā)現(xiàn)面臨著種種約束。這是兩難的，人的一生就是在這種兩難處境當中找到最佳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孫悟空是成功的。

《紅樓夢》的生命體驗

《紅樓夢》有非常豐厚的文化價值，但今天我們只能講一個主題，就是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悲劇性的體驗。

這種“極苦極郁”的悲劇性的體驗，集中地表現(xiàn)在小說主人公賈寶玉的身上。在小說中，賈寶玉第一次正式登場，小說家就把賈寶玉放到被人質(zhì)疑甚至嘲笑的審判席上：“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nèi)原來草莽。”“富貴不知樂業(yè)，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這里有兩個要點值得注意：第一，把賈寶玉跟“世人”相對立，甚至到了“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地步，他是一個獨特的個體。第二個要點是，賈寶玉覺著自己不是這個世界的人，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為他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超前的體驗：“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他始終沉浸在一種自我的悲哀中。

邁進成年門檻的深沉恐懼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有一個特點可以得到共識，就是他在賈府這個大家庭中，屬于一個應該負責任而不負責任的人。

對家庭有意義的人生道路是傳統(tǒng)的讀書做官，光宗耀祖，而賈寶玉卻打心眼里厭惡這種道路，甚至多次對這種讀書做官的人生道路提出尖銳的批判。

再從賈寶玉的心理狀態(tài)來看，他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邁進成年門檻的深沉恐懼。

在小說里，賈寶玉的這種恐懼有著文化的、社會的根源。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是“嫡長子制度”。在一個家庭里，只有嫡長子才是合法的繼承人。如果賈珠還在世，他是當然的嫡長子。但是賈珠早早去世了，騰出位置給賈寶玉。賈寶玉不得不擔負起繼承賈府家族事業(yè)的責任，這是他絕對不愿意承擔家族的責任。

感知社會人生的熱切溫情

同賈寶玉對家庭、對社會的極度冷漠的態(tài)度相比較，他對人生、對生命卻有著一種極其熱烈的情感。一冷一熱，截然相反。通過賈寶玉形象的塑造，小說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的生存悲劇。

小說中警幻仙姑評價這種情感，稱作“意淫”。脂硯齋批語解釋“意淫”說：“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

在小說里，“意淫”還有一種說法，叫“情不情”。凡世界上無知無識的東西叫“不情”。脂硯齋評語說：“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所謂“情不情”、“情情”，第一個“情”是動詞，第二個“情”是名詞。

當聽到林黛玉吟詠《葬花辭》時，寶玉哭倒在地，他想：“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如果說寶釵、襲人還跟他有密切的關(guān)系，那么香菱是薛蟠的妾，跟他有什么關(guān)系，能讓他如此關(guān)心呢?所以賈寶玉的情感邏輯是非邏輯性的，他甚至想到：“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世間一切有靈無靈的事物，寶玉都覺著跟自己相關(guān)。在賈寶玉看來，人的重合價值不僅在于關(guān)心自己，而且在于關(guān)心自己所面對的所有事物，所以叫“情不情”。

賈寶玉的“情不情”，表現(xiàn)出一種超越經(jīng)驗的人生感受。他嘗受的是一種情感受到壓抑和摧殘的個人的痛苦，也是一種對生命轉(zhuǎn)瞬即逝、飄泊無依的感受，是一種生命的悲劇感受。

(郭英德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中國明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曾任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臺灣東吳大學、香港大學訪問教授或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