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詩會”被稱為詩歌界的黃埔軍校。第29屆“青春詩會”已結束一年有余，而詩人的青春卻永不會落幕和散場。劉年、江離、羅鋮、魔頭貝貝、田暖、桑子、郁顏、陳德根、微雨含煙、天樂、笨水、藍紫、林典刨、馮娜、離離，都說參加這一屆詩會的15位詩人是幸運的，因為《詩刊》社首次為他們每人編輯出版了一本詩集，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一年之中，他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拿下多種獎項。12月19日，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詩刊》社主辦了第29屆“青春詩會”作品研討會，商震、葉延濱、林莽、臧棣、吳思敬、張清華、李少君、何向陽、湯養宗、靳曉靜、霍俊明、楊慶祥等眾詩人、評論家與會，對15位學員的作品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評點和研討，并從中總結出當下詩人尤其是70后詩人創作的特點與成就，其中，對于當下詩人怎樣才能做一名好詩人的討論或有啟示。

寫“大詩”，做大寫的“人”

“1662年的雪落了下來/這是冬天，在我擁有的小小孤寂里/有一盆火在跳躍/從我的窗口看到的夜晚/單一而簡樸/并且每一個都會是雙倍的/多么熟悉啊，帕斯卡爾/我就是那個死去已久而今天/抖落了輕雪來造訪我的人”。這是江離的詩《1662年的雪》。1662年恰是帕斯卡爾逝世的年份。帕斯卡爾曾說“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蘆葦”，江離也受到過帕斯卡爾的影響。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詩評家吳思敬認為，江離的創作體現出當下智性寫作的傾向，智性寫作是告別了浪漫主義之后，詩歌界特別是年輕詩人轉入了對現代詩的思考和追尋。智性首先是基于感情，充滿感情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宣泄，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抒發;體現出比較深刻的對生活和社會的思考，又區別于赤裸裸的說教和哲理的直接表達;詩人通過想象力把人生片斷結合起來，創造出不存在的藝術世界。正如這首詩，江離不可能見到1662年的雪，但是基于他與大師的心靈碰撞，虛擬出了當時的情境。

江離的智性寫作當然與當下一些宣泄之作拉開了距離，不過，這在吳思敬看來還不夠，不足之處在于格局不夠大，而且，這不是江離個人創作中的缺失，而是一代人的缺失。吳思敬指出，70后、80后、90后這些年輕人與60后、50后、40后不同，出生就趕上了改革開放，成長環境相對寬松。老一輩幾代人經歷了諸多生活的苦難、政治的殘酷乃至于戰爭，留下很深的烙印，這種生命體驗不是后來憑借文字記載所能獲得的。而如今的年輕人尤其是在城市長大的年輕人，從小衣食無憂，“我們的年輕人如何了解人類的苦難，尤其是人類精神的苦難呢?”吳思敬對此心憂。

古人云，“詩窮而后工”。吳思敬指出，“窮”與“達”相對，并不是物質上的窮困，物質缺乏多用“貧”，“窮”更是政治上受阻難以實現理想和抱負，這種理想抱負多是欲“兼濟天下”而不得。他認為，當下的詩人如何了解歷史，了解我們的祖國，了解我們民族的苦難，而且有承擔苦難的意識，是成為一個大詩人需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點。艾略特曾說，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學，主要是用文學的標準;但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偉大，用的就不只是文學的標準了。吳思敬也同樣認為，一首詩語言是否精煉，立意有沒有深度，或者用了什么手法等，這些都是次要的，當下呼喚“大詩”?！按笤姟睘楹稳狈?因為具有偉大靈魂的人太少了。故而要寫出偉大的詩，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精進，更重要的是在立德、立人上站得住，“詩歌的寫作歸根還是人格的競爭，人格是什么高度詩就是什么高度，做一個大寫的‘人’才是更重要的。”

偉大的傳統也許只是可笑幻象

對當下詩歌創作的偏于自我化、偏于表達個人生命體驗的質疑聲由來已久，實際上“大我”與“小我”之爭自“詩言志”還是“詩緣情”開始在歷史長河中就存在，彼此互補共存，并隨時而動，不斷左右搖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可謂是達到了詩人自我抒發的一個新的階段，并延續至今。

一代有一代之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評論家張清華坦言，他看年輕人的創作，也已經有了“隔閡”。上世紀80年代風起云涌的啟蒙運動賦予了那一代詩人強烈的自我主體幻覺，而這在下一代人身上是很少或者沒有的，讀下一代詩人的詩歌不能帶著預設，期待他們寫作中先建構一個很大的主體，而要有明確的前提：他們的設定與我們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創作，幻覺少了，抱負小了，更真實也更瑣細了，但并不意味著進步或倒退，并不意味著主體萎縮。“中國文人往往自以為‘以天下為己任’，自以為可以憐憫天下人，這可以認為是偉大的傳統，也可以認為是可笑的幻象。這個傳統可能從這一代詩人開始有了變化?！?/p>

不僅不追求“大我”，在張清華看來，70后的創作在語言能力方面比上一代人強，但是自我人格力量的呈現上有刻意“矮化”自我的傾向。比如詩人笨水之名，賦予大自然鐘靈毓秀的“水”一個“笨”字，無形中完成某種自我建構。而在他的詩歌《現代青銅》里寫道：“我不殺敵，不當將軍/……我不攻城，不坐王位……如今，我肘關節疼痛，膝關節發炎/壓不住鐵，青銅，/壓不住脊骨的石頭……”先剝離了所有的政治可能性，混同于蕓蕓眾生，卻依舊是堅硬的自我，詩也如同一幅“自畫像”。當然，70后創作中不單單是個人化體驗，也體現出一種關懷，這種關懷不像上一代詩人那樣指摘或捍衛什么，更多是以無奈、理解、承認的方式去反省。張清華也強調，詩人不要滿足于成為一個好的詩人、文本意義上的詩人，還要能成為有意義的詩人，對現實有染指、有介入的詩人。

是犬作犬吠，是獅作獅吼

“一個好的詩人，不一定非要寫什么偉大的作品，也不一定要寫現代主義的作品，無論你寫什么，重要的是完成你自己。”詩人林莽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每位詩人身上有不同的文化傳承，流淌著不同的血液，有不同的境遇和生活背景，不一定要按“偉大”的標準來要求所有人。林莽最近在編輯詩歌雜志，收入的十幾位詩人創作風貌各不相同，如周云蓬為盲人，詩中寫出了失明者對生活的感知;一位90歲的退休教師，60歲退休開始寫詩，身邊的人逐漸都走了，他的詩中就寫出了生命的孤獨感;等等。所以，林莽強調，一個好的詩人是要找到自己，完成自己，寫出最符合自己的生命狀態，正如王國維曾主張的那樣，“是狗即作犬吠，是獅便作獅吼”。

而第29屆“青春詩會”的15位詩人，當然目前并不能確定誰將會成為偉大的詩人，但其創作風貌相異，也許恰恰是在走向偉大的路上完成著自己。除了江離的智性寫作、笨水的自我反省之外，與會詩人、評論家具有針對性地一一分析指出，馮娜的詩歌沉著睿智而豐富，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運用了散點透視的觀察方式，心懷遠方而閉門即是深山(林莽評);魔頭貝貝的詩歌兼具狂人氣質和漫游的感覺，是魔鬼與天使的結合，其詩歌與生活一致，“詩中放著各種酒瓶，躺著的，站著的”，是自傳式的精神成長的回憶，并且與我們通常認為的詩意是浪漫的不同，他的詩是反詩意的，不藏惡，不遮丑，不排斥對自我真實身體與精神體驗的揭露和展示(霍俊明、何向陽評);劉年的詩是有脾氣的，代表著站在我們另一面的那群人組成的社會，是有生命的詩(湯養宗評);郁顏的新山水詩將山水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糅在一起，簡潔而到位(湯養宗評);林典刨的詩情感細膩，傷感哀痛中有一種美(靳曉靜評);微雨含煙詩中則充滿現代感，這種現代感不是用象征隱喻等搭花架子，而是詩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地步，矛盾而邊界不明，驅使她必須用象征隱喻等形式來表達(靳曉靜評);藍紫的創作則逐漸從水仙一樣的自我映照中走出，不斷進步，不過還是流于平面，缺乏情感支撐，希望她的詩可以有一個杯盞，杯盞既可盛美酒，也可盛鮮血，盛一縷頭發(霍俊明評);羅鋮詩歌偏于感性抒發，語言具有吟唱性(臧棣評);田暖詩中處理了大量的物質性細節，并有一絲哲學的維度(楊慶祥評);桑子的詩有醇酒美人式的小情趣(楊慶祥評);陳德根的創作用心用情(李少君評);天樂的詩是可以識別出來的，帶有自己的logo，他是一個不好好說話的詩人，是一個基本上說廢話的詩人，也是一個基本上不說正確話的詩人(葉延濱評);等等。

某種意義上來說，不論是偉大的創作，還是自我化的創作，在歷史長河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詩意不可或缺，有詩歌，人類跋涉的艱苦歷程中才有了春天。正如馮娜在學員代表發言中所說：詩人只要寫作，就會像樹木在這里生長，春天就會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