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張　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劉慶邦　(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

張未民 　(吉林省作家協會主席、批評家)

雷　達　(中國小說協會會長、批評家)

向云駒　(《中國藝術報》總編輯、批評家)

核心閱讀

文學創作是一種內在生活和精神勞動，是一項關乎靈魂的事業。我們的寫作如果不能影響別人的靈魂，至少可以觸碰我們自己的靈魂

如何透過核心價值觀的概念硬殼把握它的生活本性，還原它的形象氣韻和生命神髓，體現它的情感共鳴，這一點對文藝家來說尤為重要

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沒有精神上的正能量作為基礎、作為理想、作為照徹寒夜的火光，它的人文精神內涵和思想藝術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新的時代，中國文藝仍需以中國精神為魂魄，砥礪品格，凝煉氣韻，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作品匯入時代前進和民族復興的滾滾洪流

張江：什么樣的作品可以稱得上“高峰”之作?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點可以成為共識，那就是好作品一定與靈魂有關，它能夠觸動靈魂、塑造靈魂、滌蕩靈魂。

文藝是關乎靈魂的事業

劉慶邦：當下的文藝，總體上看亂花迷眼，具體看又精品無多。對此，作為一個作家，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體，不可把自己當成局外人，去埋怨環境，埋怨媒體，埋怨評論家，甚至埋怨讀者。還是要眼睛向內，來一番自省，看看自己在整個文學生態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是不是為文學園地提供了積極、健康、向上、美麗、有益的東西。

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于這個說法，每個作家都耳熟能詳，但不是每個作家都能認同。有的作家報以微笑，認為這個說法高了，是在為作家戴高帽——不就是碼碼字嘛，哪里就夠得上靈魂呢，哪里敢與工程師相提并論呢?

我對這個說法也有些敬畏，從不敢輕易把自己的職業與這個說法相聯系。不是謙虛，真的，我認為自己的寫作勞動與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還差得很遠。然而，我不能不承認，文學創作的確是一種內在生活和精神勞動，的確是一項關乎靈魂的事業。我們的寫作如果不能影響別人的靈魂，至少可以觸碰我們自己的靈魂，通過寫作改善自己的靈魂，不斷完善自我。

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作家的寫作是作家的生命之歌，是他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作家的創作過程與作家的生命狀態有著緊密的聯系，作品的質量取決于生命的質量，作品的力量取決于生命的力量，作品的分量取決于生命的分量。所謂生命的質量，是指一個作家的人格。高尚的人格應當包括善良的天性、高貴的心靈、良好的道德、悲憫的情懷和堅強的意志。生命的力量，主要是對一個作家的思想能力以及他所達到的思想深度、思想寬度和思想高度而言。一個作家勤學、善思，對世界有獨特的看法，又勇于并善于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的作家才稱得上生命有力量。魯迅就是一位極具生命力量的作家。史鐵生身體不好，常年在輪椅上生活、寫作，但他對生命的不懈追問，對人生意義的深入思索，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量。作家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是受過挫折，經過坎坷，甚至被誤解過，被輕視過，被批斗過，鍛煉再鍛煉，加碼再加碼，生命才逐漸變得有分量起來。沈從文評價司馬遷說，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寫出偉大的《史記》，得益于他的憂患意識和生命的分量。不論是司馬遷，還是沈從文，他們的生命都很有分量，因而才寫出了有分量的傳世作品。

像司馬遷、魯迅、沈從文、史鐵生這樣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的作品為我們樹立了極高的標桿，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弘揚核心價值觀是文藝內在需要

張江：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一個作家的高尚追求。文藝作品不僅是創作者個人修為、素養、德行的外化，更應該是整個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承載和傳播。惟其如此，文藝才能在更廣闊的意義上實現其價值。這既是文藝的社會責任，也是文藝的內在需要。

張未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二十四個字，是對我們生活實踐的正能量的集中表達，具有向上的道德崇高性，同時又是對倫理底線的守護，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它是用觀念性符號表達的生活，如何透過它的概念硬殼把握它的生活本性，將藝術審美視界與價值倫理視界相融合，還原它的形象氣韻和生命神髓，體現核心價值觀的情感共鳴，這一點對文藝家來說尤為重要。

中國自古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望文生義地理解“文以載道”，難免會簡單化，似乎“文”就是一個裝載工具。其實只要仔細思考，想想“道”這一目標遠大理想宏偉的本體，文怎么能夠“裝載”得下?反而可能是人行走在生活的常道、正道之上，被這偉大的道所指引和承載，我們的“文”才可能具備偉大的品質，從而實現自己較高的審美境界。

歷史上，人類創造出無數深刻而生動、與偉大理想道德融為一體的文藝經典，這些經典作品審美光輝與道德光輝同在，它們自覺擁抱生活與生命的本質，從不把這種本質作抽象空洞的處理，而是還原生活的完整、積極與鮮活生動，由此進入價值觀的核心地帶，可以說，真正的文藝精品都應該而且一定是核心價值觀的表達者和表現者。中國自古以來的優秀文藝作品都離不開民族核心價值精神的指引和塑造，因此才有其與日月同輝的燦爛景象。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如此闡釋“文”與“道”的關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這是說，我們要心存敬仰敬畏之心，明白“文”都是生活之“道”的神圣產物，這樣文藝家才能像圣賢一樣使道垂之于文，他自己也因文藝的創造而可能闡明道，實踐道，從而“日用而不竭”，生活和生命以及文藝才不會枯竭。對于今天的中國文藝來說，建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國精神是應重之“道”。

真善美是永恒價值所在

張江：事實上，文藝所載之道，很少有高不可及的“大道”，而多是日常生活的“常道”。其中，真善美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倡揚真善美，抨擊假惡丑，在抨擊假惡丑中倡揚真善美，這是文藝的職責所在，也應該是所有文藝工作者投身此中的基本使命。

雷達：從審美常識來看，藝術的真實性、功利性、欣賞性三者的完美融合，是真善美統一的藝術境界。綜觀古今中外的文藝史，作家藝術家們獲得的每一次巨大成功，總是與真善美相統一的精神價值密切聯系的，凡是在歷史風雨中站穩了腳跟，經得起時間淘洗的作品，都是把真善美凝結為一體并凸顯其寶貴價值的。魯迅就曾說，凡文藝都有“圈”，例如“美的圈”“真實的圈”“前進的圈”，而這恰好是他認為最重要的審美標準和藝術批評標準。

毋庸諱言，在我們的文藝創作中，真善美的聲音弘揚得還很不夠。而弘揚真善美的聲音，恰恰應該是一個民族文學的精神旨歸。我們今天的不少作品，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氣，并不缺少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對污穢的膽量，卻明顯地缺乏呼喚愛、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這樣說，絲毫沒有輕看批判性文學的意思，揭露、批判、直面“慘淡的人生”，反對“瞞和騙”，任何時候都必不可少，多年來它已經產生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只有揭露性文學才是好的，才是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沒有精神上的正能量作為基礎，作為理想，作為照徹寒夜的火光，它的人文精神內涵和思想藝術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當然，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構精神對立起來。真善美不應是虛浮的、淺薄的頌歌，它是在與假惡丑的斗爭中發出其光亮的。所謂正面的價值聲音，并非如有人淺薄的理解，以為只是表彰好人好事之類，它要廣闊得多。它是中國精神的高揚，是偉大人性的禮贊，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僅表現為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現為對國民性的重構，不僅表現為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而且表現為重鑄民族靈魂的理想。

文藝要貫注優秀中華文化血脈

張江：文學藝術既是時代精神的審美呈現，也是歷史傳統的當下延伸。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凝聚著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沉淀而成的智慧、氣韻、神采。中國文藝要獲取更加綿長深厚的發展動力，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軟實力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形成獨具魅力的精神標識，必須貫注優秀中華文化的血脈。

向云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古人云：“文人者，大匠也。”大匠操斤，不惟技法，猶在神氣。在主體人格上，中國文化傳統推崇“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藝術精神上崇尚“文以載道”，在文章境界上追摹“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即所謂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而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當代文藝工作者應該舉道義、立使命、敢擔當、履責任。這使命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這道義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又與時俱進的文化傳統。

文藝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構成，必須要有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精神，必須要貫注中華文化的血脈。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不僅承載著中國人的精神、氣質、思想和追求，也以其自身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多樣的門類、風格、形式，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富形態。詩經、楚辭、漢樂府、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精神史。遠古巖畫、原始彩陶、商周青銅、秦磚漢瓦、魏晉石刻、隋唐三彩、宋瓷元瓶、明式家具、清代織錦，一部中國工藝美術史也是中國形象的演變史，留給世界文藝寶庫一批輝煌的珍寶。此外，放眼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紅山玉器、編鐘、兵馬俑、三星堆、長城、敦煌石窟、故宮、園林、清陵、書法、昆曲、古琴、中國繪畫……一部繽紛的藝術史長卷，鋪展在人類文明長河之中，彪炳天地，享譽世界。擁有如此豐厚博雅、廣大精深的文化遺產，站立在如此壯麗偉岸的巨人肩膀之上，我們應該為人類續寫新的文明篇章。

張江：歷史上，中國文藝憑借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底蘊，卓爾不群，傲然挺立，創造了輝耀千年的偉大歷史。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文藝仍然需要以中國精神為魂魄，砥礪品格，凝煉氣韻，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作品，更加剛健有為地匯入時代前進和民族復興的滾滾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