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

《神圣家族》，梁鴻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49.00元

梁鴻坦言《神圣家族》的寫作更隨性，試著用看似輕松的方式來勾勒一種鄉土現實，只講述，不評判。所有的觸動和結論，都讓讀者自己體會和得出。

在2010年出版《中國在梁莊》之前，梁鴻是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思潮的青年學者、評論家。以梁鴻的敘寫和人物口述記錄她的故鄉“梁莊”現狀、鄉民個人際遇的《中國在梁莊》問世之后，評論界、讀者中有了不小的反響，也引發一些對當今中國農村問題的憂思和關于非虛構寫作的議論。這本書連同此后的《出梁莊記》給梁鴻帶來一系列榮譽和更多關注，諸如“非虛構寫作”“鄉土中國記錄者”之類標簽就此同她聯系在一起。

梁鴻的新書《神圣家族》仍然是寫鄉土的，只不過聚焦范圍從故鄉“梁莊”轉到她時時經過、短暫逗留的“吳鎮”。她用小說般的筆法寫出發生在吳鎮的十二個故事，那些人物就在這虛實相間的文字里上演著悲喜劇。2016年初的北京圖書訂貨會現場，梁鴻在《神圣家族》新書發布會上和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談起創作這部新作的心得，“我每次回梁莊，會去吳鎮上的哥哥家。無事就搬個凳子看街市上人來人往，有一天我就想，為什么不寫這些人呢?”她把這個想法和《上海文學》的編輯、作家金宇澄說了，對方鼓勵加約稿，欄目名為“云下吳鎮”的一組文章就這么陸續發表了。“云下吳鎮”也是這本新作最初的書名，《神圣家族》這個名字還是李敬澤給改的，“《云下吳鎮》未免小清新一點，在基督教背景里‘神圣家族’是有特殊含義的，讀過這本書就能理解，實際上梁鴻在書里也是寫了這樣一些‘神圣家族’的人。他們不是被供在廟堂上，而是流浪在鄉野里。”李敬澤這樣解釋。

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時，梁鴻坦言《神圣家族》的寫作更隨性，試著用看似輕松的方式來勾勒一種鄉土現實，只講述，不評判。所有的觸動和結論，都讓讀者自己體會和得出。

讀書報：這幾年，包括你在內的國內非虛構寫作者及其作品，連同美國人何偉、歐逸文們的非虛構寫作，經出版社的積極推動，被更多讀者接觸、認同，說是形成一陣非虛構寫作出版與閱讀的熱潮也不為過。你分析過產生這種熱潮的原因嗎?

梁鴻：從宏觀的社會層面來看，非虛構寫作的流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現在人們的文化素養同以前相比有很大提高，人們并不是不懂文學，為什么還喜歡看以真實面目出現的非虛構文字?我不是說非虛構寫作就不文學，而是說，這樣的寫作相對于那些稍微遠離現實的文學感覺上離現實近一些。可能生活在這樣令人眼花繚亂、支離破碎的真實之中，人們更需要一個確定的真實?這是宏觀的原因。還有個更具體的原因，鄉村，本來就是埋藏在很多中國人心里的塊壘，難以釋懷，那些關于鄉村的非虛構寫作把讀者心中的這些情緒激發了出來。

讀書報：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是位主要寫作非虛構作品的作家，她的獲獎曾引發過非虛構寫作是不是文學的爭議，最終諾獎還是給了她，這也算是對非虛構寫作的某種肯定吧?

梁鴻：諾貝爾文學獎畢竟還是有全球文學風向標的意義。不管是出于人道主義、出于政治上的考慮還是因為文學本身，諾獎肯定了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的寫作方式，承認這是文學。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寫這些非虛構作品時所付出的努力，她的勇氣和堅持，值得肯定。她作品中的思想能引起讀者更多思考，那種多聲部的寫法對我很有啟發。

讀書報：你在《神圣家族》中寫到的“吳鎮”和你筆下的“梁莊”不止是講述方式不同，也許還有更深層次的差異。你在《神圣家族》首發式上也說起，這次的寫作不像寫“梁莊”那么宏觀，而是更側重寫具體的人和事，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這本書從醞釀到寫作都要更隨性一些?

梁鴻：是的，我寫《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都有比較詳細的規劃，動筆之前我要去哪些地方，拜訪哪些人。而寫《神圣家族》，我常常是寫著寫著，腦子里突然跳出一個人物，哎，就寫下去了。計劃性沒有那么強，索性讓自己放手去寫。

讀書報：“梁莊”是你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而“吳鎮”是你常常經過和短暫停留的地方，身在其中和旁觀者，兩種不同視角對你如何敘述和表現“梁莊”和“吳鎮”有怎樣的影響?

梁鴻：影響應該會有吧。寫《中國在梁莊》的時候，我無法把自己從寫作中完全疏離出去。那是“我”回鄉的所見所聞，線索是“我”帶著讀者到梁莊去，必然摻雜個人情感。所以有人覺得我關于梁莊的寫作帶有太多的個人情緒，這是沒辦法的事。那不是個普通的村莊，我也是梁莊的一部分，做不到擯棄情感去寫。寫《神圣家族》的時候，我更像個好奇的孩子，在旁邊看著“吳鎮”，欣賞鎮上的眾生相。那些人物的快樂和苦難和我是有距離的，是天然的疏離。可能從文本上看，《神圣家族》更加文學化，但回過頭想想，我也沒有投入那么大的情感。我對吳鎮的愛，不是對梁莊那種撕心裂肺的愛。

讀書報：在這本書的有些篇目里——《一朵發光的云在吳鎮上空移動》《到第二條河去游泳》，里面有些描寫很有超現實意味，比如少年阿清躲在樹上時間久了，幾乎成了“樹人”，在河里游泳的女子看到那么多的人生故事，等等。為什么書寫鄉土生活的時候要這么處理?

梁鴻：我本人特別喜歡《到第二條河去游泳》這一篇，寫了一個想要自殺的女性，跳到吳鎮的另一條河里。這兩年農村的自殺現象非常多，但大家談論起這個問題時的觀點太多，我不想再去多寫什么觀點。就像我現在也不想再參加什么關于農村問題的討論。這一篇也許讀者感覺有超現實的味道，可我覺得特別真實。這是個我聽來的故事，當然寫法是我自己的。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很震驚，可談者說起來談笑風生。我通過特別內化的基調去寫這樣的死亡，所以給人超現實的感覺。

讀書報：城市化進程除了對鄉村的價值觀或生活方式有所影響，對傳統的道德倫理也有很大沖擊，書中《肉頭》那篇寫到鎮上的飛短流長，用文中一句話概括，“這吳鎮啊，早就爛透了。都沒一點兒道德，說跟誰好就好了”，這種傳統倫理道德的崩壞也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嗎?

梁鴻：我寫這些，是想表達小鎮生活的不同方面，熱氣騰騰又烏七八糟，倫理在他們那兒就是閑聊的談資，而不是鄉村社會中對倫理的某種干預。這種閑聊，無所指，對當事人也沒什么傷害，卻形成漩渦般的效應。其實，整個小鎮社會都沒有特別大的倫理根基，像無聊的無底洞一樣。

讀書報：書中人物的一些遭遇引人深思，今日中國鄉土社會面臨的養老、婚戀、精神文化消費、政府舉措與農民利益沖突等問題，這樣直面現實的寫作還是需要一些勇氣吧?

梁鴻：我只是想把人物的生存狀態寫出來，至于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現實原因使他這樣，讓讀者自己去感知吧。《到第二條河去游泳》雖然是寫農村婦女的自殺現象，但我連一個字都沒有寫自殺本身，這個詞都沒有出現。我要把人物和事件推在前面，吳鎮只是個背景。對我而言這是更鮮活更自由的表達，至于這種寫作是不是更文學化了，并不重要。

讀書報：你在《中國在梁莊》的“后記”中曾這樣寫道“生長于農村，家庭貧困而多難，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體會到那掩蓋在厚厚灰塵之下的鄉村生活里某種內在的真實與矛盾”。我也曾聽到北京土生土長的朋友說起，每逢春節特別羨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外鄉人。所以啊，有個故鄉可以不時回去看看挺幸福的。

梁鴻：這本身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從人類的普遍情感來說，有個老家偶爾回去，像回到母親的子宮一樣，是非常幸福的。但面對老家，會有很多讓人失望和難過的地方，也包括外人對老家的批判。這種矛盾，我們不用把它理解成所謂懷舊，就是人類再正常不過的一種情感。在中國，可能面對的還有很多現實問題。我為什么特別抗拒“鄉愁”之類的提法，甚至在接受采訪或者寫文章時都避開這個詞，就是因為這個詞太情緒化，沒有什么意義。

讀書報：《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中的人物命運其實是動態的，書出版后，他們在現實中的故事還在延續，你對他們還有后續的關注嗎?會不會繼續寫下他們的故事?

梁鴻：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幾次，有些梁莊人物，誰發生什么事了，誰去世了，鄉親們都會告訴我。可能過十年二十年，我再寫一本“梁莊”，也可能再也不會寫。梁莊在我的腦海里是一直存在的，我肯定還會不斷回去。這是長期的、持續的關注。對于梁莊，我不是有意識地去取材，當年就是突然想回家了，想寫了。不過動筆之后才發現后面有這么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