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林的《文學問題：后理論時代的文學景觀》(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在“入世”的同時，浸潤了詩意，浸潤了作者的學術理想。

“后理論時代”是本書所有問題的歷史語境。理論之后，中國文學理論何為，中國文學批評何為，正逐漸成為文學研究者們普遍關注的話題。在吳子林看來，文學不是對象性研究的學科，而是處世態度和生命實踐，是“對人的生活世界的反思、批判，以及對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價值的重構、再塑”。因此，文學研究是“生命的學問”，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都需要持有“文學抱負”，將文學視為實現生命價值的終生事業。

生命，可以說是吳子林在“理論之后”的時代語境中把握中國當代文學文化命脈的理論起點，同時也是其理論旨歸。在本書收錄的13篇論文中，有關創作方法論、文學語言、文學與政治、文學與信仰、作家主體性以及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的可能向度等問題，都是在這一綱領之下討論的。在作者看來，生命的價值在于它的健康、立體和完整。現今的社會，卻以過剩的物質生活傷害著生命的完整性。對于自身所處的時代，作者深刻地感受到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是如何在擠壓思想，遮蔽世界的意義。囿于現象之中的世界造成了人的異化，而人的異化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語言的墮落。被粗糙的語言包圍著的精神是貧瘠的，而貧瘠的精神又同時加劇了粗糙語言的泛濫。在吳子林這里，“言”與“思”之于生命意義的塑造是一個雙向影響、循環往復的過程，作為生命實踐的主體，作家和文學研究者都必須敬畏文字，注重人格的培養和鍛造。在《“修辭立其誠”——重建誠的文學》一文中，吳子林將作家的“同情之心”視為文學創造的根本問題。“修辭立其誠”不只是一個修辭原則和文學批評原則，在文學面臨質疑、文學對現實的干預不斷弱化的今天，重新審視這一傳統文論思想，對主體精神的生成和擢升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文學愈發“被”邊緣的今天，重提文學的主體性問題，在許多學者看來，是很有必要的。而本書的可貴之處在于，跟許多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或桎梏于龐大理論體系之中的學者相比，吳子林更注重從文學文化現場出發，以一種參與性的姿態進入到各種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之中，開展思想的對話。也因此，讀者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從具體的事件或問題開始，在對不同學科領域的理論資源進行整合改造的過程中，生成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如《重回敘拉古?——論文學“超軼政治”之可能》一文，作者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遭遇的輿論中發現了知識分子走出“敘拉古”的途徑。文學藝術的政治之維，乃是一種以“人類良心”來干預現實的“詩性正義”。無論是對哪一類文化現象的思考，吳子林最終都回到了對“人”的關心上。在他看來，只有人格修養成為藝術精神的主體因素，影響才是全面而根本的。對人性孜孜不倦的反思，凸顯了作者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本書的寫作，是一次對20世紀人文精神的回望。需要看到的是，吳子林對后理論時代中國文化諸面相的診斷并非是對文學主體性理論的簡單抑揚，他以一條清晰的學術理路在對前輩學者的成果作出批判性反思的同時，接洽了中國傳統文論資源，規避了文學主體性建構的理論誤區，呈現出一派獨立而堅定的思想面貌。

新世紀以來，一種構建中國本土化的、原創性的、適應于當代社會文學文化發展實際的文論體系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在當今文化沖突加劇的語境之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確面臨著一種民族性的焦慮：一方面，文化的斷層帶來了傳統文論話語現代轉化的困難，另一方面，西方文藝理論批評話語長期以來的主導地位造成了批評主體的身份失落。在民族性焦慮的驅使下，文學研究者如果不能真正把握中國傳統學術思維的特質，不能以中立、開放的心態面對西方文論，那么要實現基于中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中國當代文論轉型，必然是困難重重的。因此，突破對西方文論話語的真理性倚重，以一種現代性的視域清理中國傳統文論資源，重拾對文學藝術的感受力，進行文藝理論的綜合創新，顯得尤為重要。

以中國傳統治學方法打通西方理論，進行主體間的對話，在人文價值尺度上開展有溫度的批評，宣示了吳子林對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某種愿景。談及中國文藝學研究的出路，他認為，真正的批評家，必定要具備三個條件：其一是強勁的人格，其二是與此人格相應的合理的批評資源，其三是對文學和生命、存在的激情。這意味著批評主體除了要能夠在精神層面上“獨善其身”，更要能夠通過批評實踐發現、激活、勾連中西方仍處于隔膜狀態的理論資源，甚至能以自身的寫作，達到對生命與存在的終極體悟。吳子林的“生命”之學問構想，也正因對主體性的重視，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及理論建構的先驗維度，具備了扎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