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左)做客復旦大學。本文圖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提供

在十四萬字的《回望》中，作家金宇澄寫下了父母的故事：維德是中共在上海“淪陷”期的隱秘情報人員。1945年與姚云相識。姚云是上海銀樓業(yè)主的女兒，背景差異極大的他們相戀并共同走過一生。

1月12日，金宇澄做客復旦大學，與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就《回望，上海的城市生活史詩》交流心得，并探索何為上海，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人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金宇澄還分享了《回望》的創(chuàng)作心路。

回望塵封多年的往事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非虛構方式記錄了個人的歷史，全書四章，《我的父母》《黎里·維德·黎里》《上海·云·上海》《我們回望》，分別于人物的不同時期。“維德”和“云”是父母的名字;黎里、上海是故事主人公出生地。其中的上海，是全書大部分故事的背景地。

“非虛構最依賴于材料，以現實說話。”金宇澄坦言《回望》本來是不可能寫的——父親從未和兒子詳述過當年的細節(jié)。

父親離世后，塵封的往事通過舊信、筆記、申訴材料、照片以及母親口述，逐漸被金宇澄知曉，寫作契機是讀到了父親與一位朋友的大量通信。1990年代上海、南京兩個耄耋老人卸下所有包袱，不再“什么都不能談”，幾乎每天用正反兩面密密麻麻的書信，保持密切的聯系。

“我爸爸做過《時事新報》記者，他的描述很有現場感，特別生動。我媽媽把這些信給我的那個晚上，往事歷歷在目。”

金宇澄說，文學在于人的回顧，這段個人歷史的保留，除了書寫，不會有其他再現的可能，我是在一種無法挽回的心情中，寫下了《回望》。

“記憶與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須，那么鮮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們在靜然生發(fā)的同時，迅速脫落與枯萎，隨風消失，在這一點上說，如果我們回望留取樣本，是有意義的。”這是金宇澄在《回望》書中寫下的最后一句話。

文學不是給答案，文學是人學

小說家的這一次“回望”，讓歷史洪流中的一部個人史浮出水面。

“整本書代表了時間的變化。時間，讓兩個年輕人慢慢變成老人，他們的改變都無法預料，也那么真實。我覺得最有意味的是關于個人情感流露的部分，不同年代各自的態(tài)度，包括他們的特殊經歷和當年寫下那些特殊的文字。”

金宇澄坦言，即使父母的記錄有差異，都會一一保留。“按一般非虛構樣式，比如人物傳記，都會整理均勻、清晰、完備，我完全是按材料來定的，以我現在的視角，有限地做，材料多盡量表達，材料少，可以空白。”

面對形成《回望》的種種特殊的細節(jié)，金宇澄的感受“甚至失去了判斷”。如父親描述當年在“汪偽”監(jiān)獄的慘狀，囚犯餓得奄奄一息，有錢人如果沒有外界朋友的接濟，只能一件一件當掉自己衣服，換取食物，最后餓死在牢里。“我沒想到，父親寄往獄外的大量文字，都圍繞在米價的饑寒交迫之中，處于等待接濟的焦慮之中，這樣的內容在以往的小說和電影里都沒見過。”

“一般的印象，一個地下黨在監(jiān)獄里就是革命斗爭，落實到具體歷史細節(jié)中，像張愛玲的華麗大袍后爬滿了虱子，真實常常伴隨著細節(jié)的復雜對比，因此說這本書的特別，是在于如實記錄，我不愿多添一個字。”

“他們當年經受的困惑，苦難，現在看來往往很難理解的，人的種種決定，其實都帶有歷史的必然，初看是偶然，其實是一種宿命，我不想在書中評價，但讀者會這樣看。”金宇澄認為，文學的特點是表現人的細節(jié)，不必事事給出答案，給出一種治療人生的良方。“文學其實不需要這樣的應答，比如人應該怎樣生活，不是一個給答案的過程，得出的印象就是，原來人的生活只能是這樣，歸根到底來說，文學就是人學，表現人的復雜經歷和處境。”

金宇澄表示，他回避了通常批判意義的尺度，避免提供一種主觀的理念，“我個人認為最好的文學不必有一種明確的引導，只要把人、把細節(jié)寫出來就可以。比如我們現在那么喜歡超市，如果進去就有一個服務員拉住你不放，推銷介紹種種商品，強烈推薦的主張，我們肯定跑掉了。為什么?因為我們的理解程度，已經和過去不一樣，看世界的方式也和過去不同，我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們了，已經不需要導購了，導購時代已經過去了。”

金宇澄認為，寫出自己最熟悉的東西，就有了發(fā)言權。“寫父母完全是因為這些材料的生動程度，但它們在我這里，仍然是有限的一種視角，不是全知視角，不能因為有了這些材料，自己就成為一個‘我什么都知道’的上帝。”

現場觀眾翻看《回望》

用文字留住城市的腳步

《回望》中有一張金宇澄自繪的地圖，標出父親母親于1965年之前居住過的地點，竟有近三十處，包含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縱貫南北，遍布市郊。

金宇澄說，上海這樣的超級大城市，通常的理解就是冷酷的水泥森林，人們往往獨處一隅，各自孤單，但此圖繪成后發(fā)覺，父母原來在上海待過那么多的地方，是他們最熟悉的情感維系之地。

《回望》中金宇澄自繪的地圖

但是面對單獨的個人，金宇澄認為大城市同時顯示了一種“熱帶雨林”般的神秘魅力，蘊含著無限的可能，這也同于長期以來對于城市的批判，因此作為個人，寫出最熟悉“那幾平米中的事，才會是一種真實。”

李天綱感慨上海作家執(zhí)著于寫城市和人的生活：“上海本身的城市歷史和文化、生活方式極有魅力，這背后涉及到了很重要的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們不只是探討上海而已，城市與我們一直是有所互動的，在這里發(fā)生任何的內容，都和我們的存在有關。”

金宇澄認為，對于上海的認知，難免有傳統的慣性——上海等同于外灘和萬國建筑群。“真正的上海什么樣，都是在不注意的地方才能有所發(fā)現，上海太豐富了，并不是一個歷史短暫、面目扁平的地方。”

“我們對城市的理解，其實都是通過細微的地方，平時教科書里的條條框框不帶有感情，甚至是不準確的，但是文學幫我們把這些細節(jié)豐富起來，不斷地幫助我們，甚至重新理解這個世界。”李天綱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上海，其實不知道整個的上海，是壓著‘多少個上海’的一種層層堆疊的構成，這個城市還在變，中國都在變，但上海最集中，尤其在1840年后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一部上海史，其實是半部中國近代史。”

李天綱表示，上海的現代化仍在繼續(xù)，變化始終發(fā)生著，各個地方的人涌入這座城市給它帶來新的豐富性，同時也不斷有舊的事物在消失，舊的建筑被拆除，隨之里面的故事也煙消云散。

“拆掉的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首先反對在有歷史文脈的地方大拆大建，其次是主張人人都來記錄自己。我們特別需要非虛構作品、作家，我們拼命地寫作歷史，留住歷史，用文字留住城市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