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魯迅傳》

陳漱渝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2018年2月出版

我今年虛歲78，近四十多年來連編帶寫出了百余部書，其中印得最多、賣得最好的當然是我編選的魯迅作品，少則幾萬冊，多則幾十萬冊。這取決于魯迅經典恒久的影響力，跟編者雖然有點關系，但關系不大。我自己寫書大多帶資料性、學術性，讀者范圍有限，能印三四千冊并且能賣光就屬于正常情況。唯有今天推出的這本《民族魂》不同，1981年8月27日至9月24日在《中國青年報》連載，后經增補，于1983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37年來，先后由北京出版社、中國社會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多次再版，再版時又根據出版社的需要變更了書名。我不知確切的印數，估計加起來至少有幾萬冊吧?這本書相對賣得好，當然也是基于魯迅經典持久的魅力。此外，這是一本普及性的讀物，學術圈里的同行可以看，一般青少年要了解魯迅也可以看。我追求的目標是專家學者讀了不以為淺，一般讀者讀了不以為深。這其實應該是普及性讀物的共性，但真正做起來十分艱難，其中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我之所以會寫這種普及性的作品，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從魯迅作品中得到一種啟示，就是不能輕視文化普及工作。魯迅寫過《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這樣深奧的文言論文，也寫過《門外文談》《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類普及性的作品。他認為沒有普及就沒有提高，但普及不等于膚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他殷切希望專門家放低身段，為一般讀者多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要培養鮮花和喬木，離不開泥土和園丁。回顧近一個世紀的魯迅研究史，有關魯迅的傳記(包括評傳、合傳、畫傳等)大約有五十多種，但專為青少年寫的相對完整的魯迅傳，大概還只有這一本《民族魂》。有從事普及工作的學術自覺，這就是我寫《民族魂》的必然性。

所謂偶然性是指我完全沒有撰寫《民族魂》的原定計劃，之所以會寫這本書完全是由于當年《中國青年報》文藝部編輯顧志成女士的臨時約稿。1981年是魯迅誕辰100周年，《中國青年報》想編發一組介紹魯迅生平的連載文章，約稿對象原定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當年為編注《魯迅全集》，魯編室從全國各地借調了一批魯迅研究學者，陣營強大。但是這個組稿計劃中途泡了湯，原因大約是魯編室組織的專家都太忙;此外，用集體創作的方式為魯迅立傳，觀點、文風都難以統一。顧志成只好在當年7月7日下午冒雨闖到我家，要我救場補臺。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推諉，因為過兩天她要去北戴河避暑，組稿計劃沒落實她就去不成，于公于私，她都要求要幫這個忙。

顧志成其人，現在一般讀者可能感到陌生，但當年我卻已有耳聞，雖然不能說是名聲如雷貫耳，但的確讓我敬佩。原因是她介入了一樁有關作家張揚的案件。

凡是經歷過“十年運動”的人大多知道，“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革了“文化”的命。當年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幾乎沒有文藝作品出售，頂多只賣魯迅作品和浩然寫的小說《金光大道》，被人戲稱為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廣大知識青年都到農村插隊落戶，無書可讀，所以流行一種手抄本。用手抄的方式私下傳播并未公開出版的小說，其中有一部就是湖南作家張揚寫的《第二次握手》。因為這部小說寫了科學，寫了愛情，寫了周恩來總理，就被定性為毒草;加上張揚插隊的那個村死了一頭豬，懷疑是張揚放的毒，雙罪并罰，所以就給他判了死刑，據說“文革”后期的湖南省公安廳已經批準，尚未執行，就勝利粉碎了“四人幫”。顧志成從內部通報看到這一材料，認為張揚有冤，就手持一份團中央的介紹信從北京去湖南探監，會見張揚，幾經周折，張揚終于徹底平反。通過這件事，我認為顧志成是一位有俠肝義膽的女士。她既然仗義，我當然也應該仗義。這就是我承諾趕寫《民族魂》的原因。這次新書發布會，我原想把顧志成請到現場，但是一通電話，才知道她前年得了腦血栓，顱內安裝有十幾塊金屬，不但出不了門，而且接電話也是破例。打電話時她女兒守候在旁邊，生怕她一激動出現突發情況。通話時顧志成表達了對《民族魂》再版的祝賀，以及對不能出席發布會的歉意。

下面重點講講《民族魂》這本書從初版到此次再版有些什么變化?最近因為搬動書房，《民族魂》的歷次版本已經找不全了，總的印象是在不變中有變。不變的是基本內容和總體風格。最初因為連載的需要，本書分成了若干章節，每章限定在三千字左右，要求有個基本情節。雖然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魯迅生平的若干片斷，但必須顧及魯迅生平的各個時期，以及不同時期的主要貢獻，也就是要遵循以點帶面，借一斑略窺全豹的美學原則。基本風格就是在忠于史實的基礎上盡可能增強它的可讀性，“博學約取，厚積薄發”，“文華而不失實”，力求史料性、文學性和學術性的有機結合。導演史踐凡在拍攝以魯迅生平為題材的電視連續劇時，第一集就采用了《民族魂》提供的細節，即小魯迅呱呱墜地時，家人根據紹興的習俗讓他品嘗了五種東西：醋、鹽、黃連、鉤藤、糖，象征人生的酸甜苦辣辛等種種況味。像這樣可視性很強的歷史細節，正是我對文學性追求的具體表現。

變化是刪掉了個別章節和個別情節，潤飾了一些文句。個別章節是指初版本中有一章，題為《一份珍貴的情報》，內容是魯迅為當時設在上海的中央特科遞交了一份情報，涉及一位第三國際在華的情報人員約瑟夫·華爾頓被捕的情況，提供這一史料的是當年中央特科的吳奚如。我刪去這一章是因為吳奚如的回憶尚屬孤證。有一條學術原則叫“孤證不立論”，就跟如今判案證據不足時寧從無一樣。這是最穩妥的辦法，并不表示我否定吳奚如的回憶，因為肯定或否定我都拿不出旁證。不過魯迅身邊的一些朋友跟我黨的情報系統都有關系。胡風就是吳奚如的朋友，馮雪峰本人是中央特派員，承擔了情報工作的秘密使命。魯迅署名營救的牛蘭夫婦也是第三國際情報人員。刪去了一節是魯迅寫信慶賀紅軍東渡黃河抗日討逆。對這件事目前存在爭議，因為這封信的文風跟魯迅的文風有很大不同。我個人的看法，是聯名寫賀信一事肯定通報了魯迅，但魯迅并不是執筆人，發這封信之前未必給魯迅看過。目前這封信是作為“附錄”收進《魯迅全集》。我刪掉這一情節，是為了避免爭議，為《民族魂》爭取更廣泛的讀者。這樣做是為了慎重，不能說是出爾反爾。類似的修訂還有一些。比如《“木瓜之役”》一章，寫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講授生理學，初版對魯迅的講義評價極高，現在發現這份講義并不是魯迅的原創，而是魯迅根據日本的同類教材編譯的，故刪掉了初版中的一些溢美之詞。《長安行》一章，原說魯迅在西安講學如何成功。現在發現，1924年陜西教育廳組織的夏期講習班總體上并不成功。由于多數講師的講題脫離陜西小學教師的實際需求，所以大多數學員中途翹課。這在當年的《新秦日報》曾有報道，應該屬實。我根據最新發現的史料修訂了相關章節，目的是讓這本史傳更具客觀性，因而更能經受讀者和時間的檢驗。有關文字的潤飾，并不是增加了什么華美的辭藻，而是刪改了那些在學術著作中不應出現的詞語。比如對復雜歷史人物進行簡單化的政治定性，統稱為“反動”“右翼”“御用”“漢奸”“特務”之類。這種做法跟《魯迅全集》注釋的修訂原則是一致的，反映出我國政治環境的日趨寬松，同樣是增強了這本史傳的客觀性和學術性。

《民族魂》讓我懷念的還有當時的寫作環境。當年我家五口三代擠在三間小屋里，不僅沒有書房，也沒有像樣的書桌。顧志成1981年7月7日約稿，《民族魂》8月27日開始連載，其間不到兩個月時間，又趕上了北京40年來未見的高溫悶熱天氣。我把一臺用票證買來的縫紉機推到了略有幾絲涼風的過道，光著脊梁趕寫了這本書。這一經歷說明苦難可以成為一種財富，坎坷可以成為一種動力。現在我有了書房、書桌，電扇、空調，但未必再能寫出《民族魂》這本書中那種充滿激情的文字。這恐怕也是一種人生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