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報》刊登的《哥德巴赫猜想》。資料圖片

“我們高興地向大家推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遲同志深入科研單位寫出的這篇激動人心的報告文學，熱情謳歌了數學家陳景潤在攀登科學高峰中的頑強意志和苦戰(zhàn)精神，展示了陳景潤對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一著名世界難題的卓越貢獻。”這段“編者按”，刊登在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

當日的這份報紙，只有4個版，卻拿出了兩個半版面的篇幅，并且還是從頭版整版開始，轉載了《人民文學》雜志當年首期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激動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

四十年過去了，這篇報告文學讀來依然“激動人心”。此中奧秘究竟何在？又給當前的文藝創(chuàng)作留下哪些有益的啟示？日前，人民文學雜志社在京召開“紀念《哥德巴赫猜想》發(fā)表四十周年暨新時代科技題材創(chuàng)作座談會”。圍繞這些問題，與會者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各自的答案。

“科學的春天”這首大歌的領唱

轉載這篇報告文學時，《光明日報》“編者按”還寫道，廣大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會從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讀者則“一定會為我們國家有這樣優(yōu)秀的科學家和這樣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事實證明，這樣的判斷精準而又切合實際。

《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徐坤當年就是在《光明日報》上讀到這篇文章的，“讀了一遍又一遍，‘陳景潤’‘皇冠上的明珠’‘(1+1)’‘自己撞在樹上，還問是誰撞了他’，這些關鍵詞和生動細節(jié)，一直刻在腦海里，印象太深了”。

作家葉梅初讀《哥德巴赫猜想》則是在田間地頭。1978年，她在湖北恩施偏遠的山區(qū)生產隊蹲點。當時由于父母受到沖擊，她經常遭遇莫名其妙的批評，心里很壓抑。就在田間勞動時，她接到家人寄來的當年首期《人民文學》雜志，站著一口氣把《哥德巴赫猜想》讀完了，“那個感覺，現在想起來都忍不住熱淚盈眶，真是云開霧散、豁然開朗，天地是如此明亮”。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李敬澤當時14歲。他跟著大人，聽著廣播喇叭里朗誦《哥德巴赫猜想》，“沒有人組織，大家都聽進去了。感覺喇叭里的這個聲音，給我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為何當時的雜志、報紙、廣播都在傳誦這么一篇文章？因為它扣緊了時代的脈搏，滿足了人們內心的渴盼。

《人民文學》雜志原常務副主編周明今年84歲高齡。他說，當年編輯部獲知，黨中央決定要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科學家積極投身祖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大家都覺得，要是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讀者一定會喜歡看的，同時也借此推動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們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文章合為時而著。在李敬澤看來，《哥德巴赫猜想》的發(fā)表不僅是一個文學事件，也是一個社會事件。這部作品敏銳地捕捉了時代精神，是文學對社會歷史進程一次非常有力的參與，讓人們重新認識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的價值，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美好前景。

“《哥德巴赫猜想》是‘科學的春天’這首大歌的領唱。”《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施戰(zhàn)軍說，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在當時甚至就是報效祖國、攀登科學高峰的代名詞。說長大要當科學家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孩子，甚至邊看書邊走路撞到電線桿說對不起的人，才是了不起的智者。這是一個時代的新風尚。文學藝術出色地參與了這一重知識、愛科學、得民心、有力量的社會風尚的形成。

“《哥德巴赫猜想》是站在思想巔峰之上的寫作與思考。它的長久生命力表明，文學最為重要的還是思想品質與精神品相。”報告文學作家徐劍說。

一萬八千字，就像一首詩

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查爾斯·斯諾在題為《兩種文化》的演講中指出，科技與人文正被割裂為兩種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這必然會妨礙社會和個人的進步與發(fā)展。他呼吁保持高度警惕，并著手加強合作。作家彭程表示，這樣的呼吁與提醒至今依然值得關注。

“科技題材因其專業(yè)性強，與日常的生活隔膜比較大，比通常的題材難寫。但并非不能寫，也并非寫不好。寫作者自己要懂，再調動各種可能的手段，讓讀者看得懂，賦予其形象性、生動性、可感性，將容易顯得單調、枯燥的內容描述得流暢。而《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成功的范例。”彭程說。

“……他跋涉在數學的崎嶇山路，吃力地邁動步伐。在抽象思維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巖升登，降下又升登！……他無法統(tǒng)計他失敗了多少次。他毫不氣餒。他總結失敗的教訓，把失敗接起來，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龍繩子和金屬梯子。……一張又一張運算的稿紙，像漫天大雪似的飛舞，鋪滿了大地。數字、符號、引理、公式、邏輯、推理，積在樓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為膝下群山，雪蓮萬千。”《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這些句子，歷來為人稱道。

“讀《哥德巴赫猜想》為何讓人激動不已？因為詩人的激情排山倒海一般涌來，字里行間有著飽滿的詩性。”葉梅說。

在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看來，一萬八千字左右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像是一首詩，將抽象、玄奧的科技術語和概念形象化，變得生動可讀，“充分彰顯了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短、平、快、新、實的特點，實現了報告性、新聞性和藝術性、文學性的完美統(tǒng)一與融合”。

篇幅不長，但容量不小。《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說，這個作品回顧了中外數學史發(fā)展歷程，交代了陳景潤的身世、工作和生活，還對國家歷史發(fā)展進程進行了概述性描寫。該揚上去的地方就揚上去，該抒情的地方就抒情，整體上把握得恰到好處。

“可以說，《哥德巴赫猜想》有力地界定了報告文學這個文體的內涵和外延。”李敬澤說。

為進一步激發(fā)文藝工作者創(chuàng)作積極性，鼓勵和表彰優(yōu)秀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繼承和發(fā)揚徐遲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榜樣力量，1月20日，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京宣布，第七屆“徐遲報告文學獎”評選工作正式啟動。

一個人，與一個文體、一個獎項，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要“厚積薄發(fā)”，不要“薄積厚發(fā)”

徐遲動手寫《哥德巴赫猜想》時已經63歲了。“讀這篇報告文學，你分明能感受到他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很典雅、高貴，文字有韻律感。”徐劍說。

不僅傳統(tǒng)的底子深厚，徐遲還是翻譯家，譯著《瓦爾登湖》至今都是權威版本。他19歲開始寫詩，寫過一系列的小說、散文和文藝評論，《徐遲文集》共計10卷。他寫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是真正的“厚積薄發(fā)”。

然而，當前的創(chuàng)作卻存在“薄積厚發(fā)”的跡象。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發(fā)現，現在不少的科技題材創(chuàng)作還停留在知識介紹的初級書寫階段，或者成了純粹的好人好事表揚稿，還不能傳達出動人的情緒。原因在于，采訪、學習不到位，書寫能力也不到位，不能深入人物和事物的內里，只能是簡單化甚至是粗暴地處理題材。

報告文學作家趙瑜也認為，現在的部分作品，寫的人物只是一個符號，陷入理念化、概念化、數據化的誤區(qū)。這就越發(fā)看出徐遲刻畫人物的功力，“他寫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圍繞人、人心、人性、人的特征、人的時代代表性來寫。他是把陳景潤當成文學畫廊中的人物來寫的”。

從航天系統(tǒng)成長起來的報告文學作家趙雁說，現在的科學家還有科學本身，給人的感受不再是枯燥和乏味，“科學是很有趣、很美妙的，科學家是很有魅力、很有情懷的一群人”。

中科院科學傳播局科普與出版處處長徐雁龍也表示，當前科技的發(fā)展進程可以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豐富的素材和線索，有大量的精彩故事值得挖掘，有大量的科學家值得關注，這個領域依然是創(chuàng)作的資源寶庫。

施戰(zhàn)軍介紹道，今年《人民文學》的《新時代紀事》欄目，將陸續(xù)刊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科學家、科學攻關團隊、高新科技突破性成就題材作品。

《哥德巴赫猜想》就像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作品的成色；也是一桿秤，可以稱出作品的斤兩。

“重讀《哥德巴赫猜想》，我們深切感受到，新時代的作家們需要學習徐遲先生當年深入現場的扎根精神，報刊從業(yè)者則更要學習當年的前輩編輯們謀劃好選題、找到好作者、編出好版面的志業(yè)情懷。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涌現一批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住的新時代精品力作。唯其如此，我們的文學才能夠切合實際地參與到新時代新風尚的社會精神建構之中。”施戰(zhàn)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