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當下，文化承擔著偉大的歷史使命。文化自信從哪里來？這不僅僅是主觀世界的思想意識問題，而依然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們應當面對當下的現實需求，特別是在文化方面的時代性要求，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在繼承與創新之間，沿革因創，會通變化，才能真正創造出新時代文化并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過，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條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對傳統文化的深刻闡釋中。中華文化的復興與時代性存在，依賴我們對優秀傳統文化科學、現代的解讀和實踐。

張岱年先生主編的《中華的智慧》一書，2017年年底由中華書局刊行，深受讀者的喜愛。該書眾位作者都是中國古代哲學領域里的名家，而主編先生的精心校勘和審慎態度，使我們對該書的敬意更深一層。該書更為永久的魅力卻在于比較全面、科學地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包括中華思想的意蘊理路、人文精神、價值觀念，以及諸種通向致知明理的方法論。

《中華的智慧》張岱年主編中華書局

“智慧”一詞是張岱年先生對應于西方哲學的原義“愛智”提出的，體現出自覺的對話意識和民族意識。他說：“西方哲學所取得的成果可謂之‘西方的智慧’。中國古代哲人志在‘問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歷代哲學家所提出的創造性見解，亦可謂之‘中華的智慧’。”張岱年先生對“道”的理解可謂簡潔明快，切中要害，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哲學家的新高度。他將道具體概括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觀、倫理觀、方法論等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綱領的統帥之下，當時還年輕的哲學家們進入到個案研究中，著重辨析理氣關系、情性觀念、有無形神、動靜體用，以及各種格物致知的理論與途徑，探求其中蘊含的人文精神與理性精神。

若想真正觸及中華智慧，個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無疑問，精當的個案研究是本書的特點，區別于大而化之地討論中國文化的數以千計的著作。比如討論老子，闡釋了“道為萬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勝剛強”等問題，立論相當準確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質。“如果說孔子僅對鬼神、上帝有所懷疑的話，那么老子的道則徹底推倒了上帝的寶座，開創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無神論傳統。”這個論斷是有理據的。在老子的道出現之前，上帝有著無上的榮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著權力與等級關系，老子獨特的“道”論正是時代的產兒，他將人類從上帝的威權統治下解放出來。在老子的著作中擺脫了神靈崇拜，充分肯定人的價值與意志，而他所肯定的價值和意志毫無上帝的影子，他徹底地與威權決裂。

個案研究有利于進入研究對象的思想肌理之中，作者對每個哲學家的把握都是斟酌再三，力求概括大略，窺其奧秘。比如論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為仁由己”“過猶不及”“多學而識與一以貫之”為題；論王弼以“得意忘言”“本末與體用”“名教與自然”為點；論張載則以“虛空為氣”“凡象皆氣”“神天德，化天道”“一故神，兩故化”為焦點。凡此種種，都能以問題為切入口，提綱挈領，擘肌分理，原原本本，直逼本相，體現了醇正平實的學風與獨到的哲學史識見。職是之故，作者探賾辨析的哲學史難題就能水到渠成地展現出來。關于儒道之區別，作者說：“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倫理體系之上增加一個自然而然的價值取向，并非簡單否定儒家倫理。儒家希望通過每個人，特別是君王的個人道德修養達到天下太平，萬民幸福；老子希望社會的治理者約束強制的手段，追求實現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這樣通脫中肯的見解在書中比比皆是。關于程顥與程頤，作者并未刻意比較，因為二程在理學上基本內容并無二致，書中申明其共同性：“他們把‘理’作為最高的哲學范疇，強調道德境界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但是，因為作者超常的抽繹與析理能力，我們所看到的程顥和程頤卻是“同”又“不同”的，論程顥以“渾然與物同體”“動靜皆定”“天人一理”等為題，論程頤則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為天地心”“道則自然生萬物”等為題，精準地反映出程顥以發明本心為取向、程頤以居敬窮理為職志，分別開啟不同理學路徑的哲學史事實。可謂二程各表，同異自現——這是非同尋常的出色的哲學史敘述。本書精彩之處無法一一列出，這些當時的青年哲學家在張岱年先生的指導下對于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是可觀的，這本書應當是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化的初學者和愛好者可資借鑒，并可以信賴的閱讀文本。

張岱年先生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文化研究，他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型的中國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確理解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以期樹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張先生沒有將中國文化當作西方文化的注腳，也沒有將中國文化當作人類文化中的異類，而是努力將中國文化容納到人類文明的歷史洪流之中。他在本書《序言》中說：“中國哲人，在一定意義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彼此立說不同，但都肯定‘窮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學問在于認識此理，生活在于體現此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哲學可以說富于理性精神。但是，這種‘窮理’的傳統卻沒有和重視實證的態度結合起來，以致沒有孕育出近代實證科學。”此種高屋建瓴的中國文化觀，成為本書重要的綱領與血脈。本書一方面尋繹著“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試圖以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視野觀照先秦諸子、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家們，超越他們的舊哲學。

這種努力是明顯且有效的。比如，在具體的社會歷史和哲學史料的基礎上科學地進行分析和判斷，得出諸多新見。書中也特意關注了古代邏輯學家如惠施、公孫龍的著作和觀念，特別留心中國哲學史中重要命題或焦點問題的辨析，將僧肇、范縝、法藏、慧能納入研究視野，等等，不一而足。當然，書中也用心良苦地發掘中國哲學家們的理性覺醒和科學態度。正如前文所述，本書作者們并未陷入空洞的思辨中，而是從舊哲學中創造新的時代精神，比如論及程頤“性即是理”時，作者說：“程頤還認為人性不僅是道德的根本原則，而且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思想把宇宙的根本規律與人類的道德原則合而為一了。然而，從另一個方面說，‘性即理也’包含著認為一類事物的本性或本質也就是這一類事物的規律，這個思想在理論思維上是有意義的。”這種論述，是將對中國傳統理學的解讀放置在更為廣闊的思想空間中。張岱年先生和他的弟子們建構了中華智慧的譜系，以“道”、理性精神來統攝，將中華智慧的體認納入嚴肅的學理觀照與高遠的歷史觀照中，并將對中國特色人文精神的孜孜以求貫穿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