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1959年生，歷史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學史及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舊史輿地文錄》《舊史輿地文編》《制造漢武帝》《中國印刷史研究》等。

導讀

中國古代典籍的大眾閱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以《史記》及其校注本為例，深入淺出地談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辛德勇教授認為，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相比，接受過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對古代典籍的閱讀和理解能力明顯有所降低，但隨著教育的日益普及，今天中國人接受教育的總體程度已經大幅度提高，這說明能夠閱讀和接受古代典籍的人遠遠增多了。為此，辛德勇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合理地對待社會大眾對中國古代典籍的閱讀問題，不能簡單地把白話選譯本或者節選注釋本等同于大眾讀本。以《史記》為例，讀中華書局的繁體豎排本，才能充分、具體、準確地領略和體味典籍的豐富內涵，而現代選注本不行，白話翻譯本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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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文史閱讀、研究而言，《史記》是頭等重要的典籍，地位崇高，但由于成書年代較早，在流傳過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訛，所以，歷朝歷代，幾乎都沒有間斷對《史記》文本的整理，對其文字訛誤做系統的校勘。

當代《史記》文本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首推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它既充分吸收了清代及其以前歷代學者的校勘成果，也體現了許多晚近以來學者在《史記》文本整理方面的努力。然而，“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永遠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總會留下遺憾，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同樣如此，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的新作《史記新本校勘》，即是針對這個版本做出的校勘。

《史記新本校勘》出版后，引起很多人關注，同時也引發人們對《史記》文本和校勘問題的討論和思考。日前，本報記者專訪辛德勇，解讀《史記新本校勘》的成書過程，以及《史記》的大眾閱讀問題。

正確對待社會大眾對中國古代經典的閱讀，點校本《史記》也是大眾讀本

記者：今年年初，你在涵芬樓書店的講演中談到，《史記》是一部重要的中國古代經典，在史學和文學等各個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青少年應該注重了解和閱讀《史記》，其地位甚至可以先于古代文學的“四大名著”。能不能請你先談一下這本《史記新本校勘》對《史記》的大眾閱讀有什么幫助？

辛德勇：《史記新本校勘》是一部很專門的學術論著，嚴格地說，它不是為大眾閱讀而撰寫的。但這并不等于就和《史記》的大眾閱讀沒有關聯。

談起這一點，會牽涉很多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合理地對待社會大眾對中國古代經典的閱讀，不能簡單地把白話選譯本或者節選注釋本等同于大眾讀本。

記者：你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呢？

辛德勇：《史記新本校勘》出版后，很多年輕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眾號“辛德勇自述”下留言，詢問一般非專業人士業余閱讀《史記》選用什么樣的版本好。我告訴大家，最好的讀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看了我的介紹，也許很多人會感到詫異：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不是專供專家學者研究使用的版本嗎？普通讀者怎么能夠讀得懂呢？

首先，這種想法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

所謂“大眾閱讀”，在什么情況下都不會是“全民閱讀”。“大眾”這個范圍很大，一方面，人們的閱讀是分為不同層次的；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中，個人的價值和興趣取向也會有很大差別。這就會導致社會大眾中每個人對閱讀的選擇會有很大不同。

我理解，一部書，超出于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之外，還有比較大的一個群體在看，就可以說是實現了大眾閱讀。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史記》，過去的印量我們不談，只看最近完成的新修訂本，2013年9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印本，一下子就印了兩萬冊；2014年8月的第二次印本，又印了兩萬冊。這么短的時間內連續印了4萬冊，其讀者自然已經大大超出了專家者流的范圍，沒有大眾閱讀，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市場。這是切切實實存在的大眾閱讀。

其次，中華書局的點校本，本來就是一種為大眾閱讀提供的文本。這一點，不僅社會大眾不了解，就是專業的文史研究人員，很多人也都不夠了解。

當年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目的，本來就是要向社會提供一種便于大眾閱讀的文本。至于專家研究的需要，當時另有解決的辦法。一是直接使用未經標點的古刻舊本，這樣的版本，在市場上還很容易買到；二是另行點校出版一套匯注匯校性質的文本，諸如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和《后漢書集解》等。但一來時世變幻，古刻舊本日益稀見，擬議中的專家用本始終也未能付諸實施；二來這部本來是要用作大眾讀本的點校本，其校勘質量，總的來說又比較高，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于是，大眾讀本最終就變成了專家用本。

不過這就像社會大眾和專家學者都吃五谷雜糧一樣，不能因為專家吃了可口，社會大眾就一定難以下咽。對包括《史記》在內的整套“二十四史”，社會大眾該怎么讀還是怎么讀，與專家的閱讀是兩不相妨的事情。

這不是我一個人信口開河，最近在新修訂“二十四史”工作過程中披露的檔案材料，可以確實地證明這一點(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簡報》第41期載《二十四史整理計劃》，實際的計劃，比我這里說的還要復雜很多，如《史記》尚嫌瀧川資言的《會注》不好，要在此基礎上再新編一部《史記集注》)，而新點校本前面附印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緣起》，也清楚講述說當年的“點校本出版之后，以其優秀的學術品質和適宜閱讀的現代形式，逐漸取代了此前的各種舊本，為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普遍采用”，“普遍采用”這一版本的“廣大讀者”，不是“大眾”是什么？

記者：當年國家為便于大眾閱讀《史記》等“二十四史”，特地組織眾多專家出版這么莊重的版本，還是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別是現在的青少年讀者，你能再具體闡釋一下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嗎？

辛德勇：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大家就會明白，為什么這樣的《史記》，能夠成為社會大眾的讀本。

我是跟從黃永年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和一般歷史學知識的，而黃永年先生的文獻學素養，在并世學者中是出類拔萃的。但絕大多數學者了解和閱讀的黃永年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全面。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黃永年先生在年輕的時候，還寫過一些通俗的普及歷史知識的著作，其中就有一種是《司馬遷的故事》。

這本小書出版于1955年8月，署名“陽湖”。那一年黃永年先生剛剛30歲，我還沒有出生，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史記》則問世于4年后，亦即1959年9月。在這部《司馬遷的故事》末尾，黃永年先生特別寫道：“有關司馬遷本人的傳記材料雖然不多，可是《史記》卻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里面包含了司馬遷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因此司馬遷和他的《史記》是不可分割地、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司馬遷的整個精神面貌是鮮明地凸現在《史記》里的。”正因為如此，黃永年先生便以《史記》為基本素材來撰寫這本小書，而且在書中每一節，都要引錄一大段《史記》的原文，來更直接、更具體地表述他所要告訴給讀者的內容。

這本小書，在當時的印刷數量是1.81萬冊，要不是接下來發生所謂“反右”運動，把黃永年先生定為“右派分子”，當然還會重印更多。黃永年先生當年以這種形式來撰寫大眾通俗讀物，就說明那時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讀者，閱讀《史記》原文，是沒有太大困難的。

記者：你講的這些很生動，也很有說服性，但這是當年整理點校《史記》時的情況，我們今天的讀者，是不是還有那樣的舊學基礎，能夠接受這樣的《史記》原本？

辛德勇：前面我已經談到，新修訂本短短不到一年時間就印刷了4萬冊，市場的實際狀況，已經給出了很好的回答：社會大眾是能夠接受并且也很喜歡閱讀這樣的《史記》原本的。

不過要是和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在的情況確實有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新舊兩個時期中接受過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對古代典籍的閱讀和理解能力，總的來說，明顯有所降低。這一情況，對社會大眾接受點校本《史記》這樣的典籍，自然會有一定影響。

可是，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今天中國人接受教育的總體程度，較諸上世紀50年代，已經大幅度提高，這就意味著能夠接受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一般讀者，只會比昔日增多，而絕不會減少。

讀繁體豎排本《史記》更能準確領略豐富內涵，真愛閱讀不會被繁體字難倒

記者：和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在一般社會公眾閱讀像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這樣的古代典籍，還會遇到一個當年所沒有的困難，這就是大家上學學的都是簡化字，驟然去讀豎排的繁體字，識字或許都存在很大困難，這似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辛德勇：所謂繁體字(實際上應當稱作“正體字”，因為字本來就是那個樣子)，確實是令很多人望而卻步的障礙，但閱讀繁體字書籍，實際上遠沒有看上去那么困難。關鍵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閱讀。喜歡的話，稍微多看一點兒，自然而然地就學會了，而且會學得很快，很容易。

我小時候上學，當然學的也都是所謂“簡化字”，但當時即使是在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家，能夠看到的書還多是簡化字推行前印行的繁體字本，所以從小學時起，就在課外讀繁體字的書籍。因為喜歡讀書，書吸引著自己去讀，特別是讀小說，不知不覺也就把字大體認出來了。從來沒有人教過、自己也沒有專門學過繁體字，讀起來和簡化字是沒有多大差別的。

過去遇到過一位本科學理科的年輕朋友，想考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生。這位朋友和我說，不認識繁體字，這輩子恐怕是沒有可能了。我告訴他，繁體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難，只要想學，應該很快就能看懂繁體字。兩個星期以后，他告訴我，讀繁體字書，確實能夠看懂個大概了。后來，這位朋友順利走入專業研究領域，并沒有被繁體字攔住。

繁體字不僅不會成為社會大眾閱讀古代經典的障礙，還是領略中國古代文化必由的階梯。因為漢字基本上是象形文字，字義和字形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字形的簡省，必然會影響到對字義的理解，至少會減損理解字義的深刻性和豐富性。談到這一點，社會上一些反對者往往會很不理性地說，那你為什么不把漢字恢復成甲骨文？事實上，在簡化之前的所謂“繁體字”，是文字自然演化的結果，而自然的，就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字形和字義的演進也是有規律可尋的，漢字簡化則是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而犯下的一個錯誤。

甲骨文是被歷史發展自然淘汰掉的字形，而所謂“簡化字”則是人為強制頒行的字形，二者的產生過程，是有本質性差別的。當初推行簡化字，主要是在手寫的情況下，以此來改進漢字的書寫速度，但現在主要用電腦書寫，筆畫多少已經不影響錄入的速度。所以，本應盡早改正，恢復漢字的本來面目，而且越早越好，越早麻煩越少。現在雖然一時還做不到，但多讀一些繁體字書籍，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有利無害的。

即以《史記》為例，你讀中華書局的繁體豎排本，總能充分、具體、準確地領略和體會它的豐富內涵。現代選注本不行，白話翻譯本更不行。

記者：你能不能舉出例證，說明《史記》簡體字版會出現嚴重影響原文含義的情況？

辛德勇：具體闡釋這一問題，會比較復雜，我想無法在這里展開論述，但不妨本著“每下愈況”的原理，舉一個突出的例子來簡單說明這一點。

《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勝率領眾好漢造反的事跡，是很多普通讀者都有所了解的，一開頭就說：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這是按照中華書局舊點校本做的標點，新點校本讀作“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我覺得不如舊讀更為妥當。)

要是轉換成現在的簡化字，就成了：“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

在這里，“適”變成了“適”。“適”字在古代是一個與“適”不同的字，有的時候是可以和“適”字通用的，一般是用作“去往”的語義，今讀作shì。在這一意義上簡化字用“適”來覆蓋掉“適”字，是可以對付著用的。可是“適”還有一個用法，是與“謫”字相通，表示責備、責罰、懲罰的意思，今讀作zhé，就不能用“適”字來表示。

《現代漢語詞典》上，“適”字就沒有這個意思。可是，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偏偏用的就是這個“謫”的語義。我不知道在人們以簡化字來寫這一段的時候是如何處理的。寫成原樣的“適”就不是簡化字本了，寫成現在簡體的“適”又完全不符合原文的意思。當然也可以寫成“謫”，這樣和原文原意更接近一些，但這就等于改寫了，更彰顯出簡化字的窘迫。

記者：你說能不能看懂繁體字，關鍵在于人們是不是真的喜歡閱讀，這個說法很特別，能不能就此再做一些解釋？

辛德勇：其實不僅是繁體字問題，還包括大眾閱讀是不是需要閱讀中華書局點校本附帶的《史記》“三家注”這一問題。

現在許多人上學念書受教育，只是被動地等老師來喂食，人稱“填鴨”。這樣的人對閱讀本來就沒有什么興趣，要的只是上課帶來的功利性結果，即只是把學歷、文憑當敲門磚用，當然一看老師沒教過的繁體字就頭疼。

真心喜歡讀書的人，閱讀的動力，源自求知的欲望。這種求知的欲望，自然會吸引你去讀更接近原樣的繁體字本。因為一心想要求知，就要盡可能對《史記》的內容作出確切的理解，為此，也就不能不利用前人對《史記》的注解。

閱讀同時根據需要參閱“三家注”，對《史記》的理解會具體、深入很多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附有三種古代注釋《史記》最重要的著述，即南朝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就是所謂“三家注”，早已和《史記》本文合為一體。讀中華書局點校本，同時根據自己的需要而選讀“三家注”的內容，應該說是大眾閱讀《史記》最合理的方式。

我在涵芬樓書店講演時說自己在高中時就大體上翻閱了一遍中華書局的舊點校本《史記》，同時還看了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由于我后來專門做文史研究，或許有人以為這是在為將來深造做準備。其實我當年完全沒有做專業文史研究工作的打算。那時的情況，是根本不敢對自己的命運有什么高遠的奢望。最切實的愿望，是到副食品商店做個售貨員(這是很難求得的職位)，因為可以多買到些豬頭肉什么的下酒。偶爾胡思亂想，若是幻想到有朝一日能靠筆桿子生活，想到的乃是做個詩人。因此，當年我那樣閱讀《史記》，只是為滿足自己的興趣，是地地道道的“大眾閱讀”。

要想滿足自己的興趣，遇到讀不懂的地方，自然會去參看“三家注”的解釋。我想，對每一個真心求知的讀者，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現在人們的讀書條件比我當年要好過不知多少倍，一定會有很多人出于求知的興趣而去閱讀原汁原味的《史記》。

記者：可否請你再具體談一下《史記》“三家注”對拓展《史記》的大眾閱讀所能起到的作用？

辛德勇：由于“三家注”成書時間早，能夠看到的資料比今天要多很多，同時做注的人離《史記》成書的年代比我們近，更貼近書中紀事的內容，這些注解對后人閱讀和理解《史記》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現代人注解《史記》也都是以這“三家注”作為最重要的基礎和依據。所以，在閱讀《史記》時根據自己的需要，同時參閱“三家注”，會使我們對《史記》的理解具體很多，也深入很多。

下面，我們還是以剛才舉述的那一段《史記·陳涉世家》的文字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在“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這兩句話的下面，“三家注”本有如下注解(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注解的位置，與“三家注”原本已經有所不同)：

《集解》徐廣曰：在沛郡蘄縣。

《索隠》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脫此“者”字)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正義》《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

這些注解，有地理，還有制度。在地理方面，注明了陳勝、吳廣起事的地點“大澤鄉”和準備去往的戍守駐地“漁陽”在哪里。這樣，我們只要查看一下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秦代部分，馬上就可以知曉其相對方位關系。在制度方面，《史記索隱》試圖闡明陳勝、吳廣這些“閭左”到底是些什么人。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史記索隱》的說法不一定合理，但它告訴我們“閭左”的居住空間是在“閭里之左”，同時還告訴我們“適戍”的“適”字讀作“直革反”(用“直”的聲母和“革”的韻母相拼)，或是發音與“磔”相同(即前文所說，讀作今之zhé音)，而且指出“適戍”與《漢書》記載的“七科適”或許具有關聯，這些內容都很重要，讀后可知“適戍”的大概性質，即一些居住在閭里左側的民眾，因某種原因受到朝廷的懲處，從而到遠方去戍守邊疆(我曾寫過一篇題作《閭左臆解》的文章，就是從這“三家注”出發，判斷“閭左”應是脫離原籍流徙到他鄉的“亡命之徒”)。要是沒有這些注解，人們甚至幾乎無法知曉這里寫的是些什么話。

《史記新本校勘》與《史記》大眾閱讀的關聯性

記者：按照你的想法，對《史記》做這樣的大眾閱讀，讀者對很多具體的文句，往往會產生疑問，這是不是就涉及更具體的文本校勘問題？

辛德勇：情況確實是這樣。這一方面是由于《史記》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產生很多文字訛誤和歧異，校勘取舍，一時難以取得定論；另一方面，即使文字沒有出入，但句讀的劃定，有時也頗費斟酌，不易達成共識。

另外，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現在有些人在閱讀古代典籍時總希望別人校勘出一部定本來給他看，有些不負責任的出版商，也拿“最終定本”之類的幌子亂招搖，但對于大多數古代典籍來說，這樣的定本是不存在的，像《史記》這樣的早期著述尤其如此，沒有人能夠畢其功于一役。

這次中華書局新修訂的點校本《史記》，在每卷末尾附有校勘記，對重要的勘改和主要異文，都有說明。這些校勘說明，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和利用《史記》。和“三家注”一樣，人們在閱讀《史記》正文時不一定都需要看，也可以根本不看，但覺得必要時，就可以選擇相應的條目看一下，以獲得自己需要的信息。

記者：你的這本《史記新本校勘》，針對的對象，是中華書局新修訂的點校本，那么，是不是這個新點校本在校勘上存在很大問題，非予以訂正不可？

辛德勇：古籍校勘，通常都很難做到盡善盡美，《史記》的校勘更是誰也無法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前后相承，持續不斷地作出新的努力。因而，后做的人，對別人業已做出工作提出新的修訂意見，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中華書局的新點校本《史記》，較諸舊本，有許多新的校勘成就，但也有一些處理意見可以進一步斟酌。正是基于中華書局點校本相對比較完善，不管是對于專家，還是對于大眾讀者，它都具有較高的權威性，我總反復向大家推薦這一版本，也正是由于它是目前人們閱讀《史記》首選的通用版本，一旦存在問題，負面的影響也會很大。所以，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廣大讀者參考。

其實我這本《史記新本校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可以說本來就是中華書局新點校本修訂過程中的產物，是我應中華書局邀請而做的工作。它和新點校本是相輔相成的，不應把二者對立起來。就像讀《史記》“三家注”和中華書局點校本的校勘記一樣，在閱讀《史記》的過程中，如果有的讀者覺得需要更進一步思索相關的文句，就可以翻檢我的《史記新本校勘》，自己去尋求合理的解讀，獲取內在的文義。

記者：這樣看來，《史記新本校勘》和《史記》的大眾閱讀還是具有密切關聯的。那么，你能不能舉述一個具體的例證，讓人們直觀地了解這種關聯？

辛德勇：下面我就從一個眾所熟知的成語——“約法三章”說起。這個成語，在中國幾乎盡人皆知，“大眾”得很。

這個成語的出處，是《史記·高祖本紀》。中華書局的舊點校本和新點校本正式出版前印行的“征求意見本”，對它的原文，都是讀作“(劉邦)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但正式出版的新點校本，卻采納我的意見，將其合為一句連讀，作“(劉邦)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一些人對這一變化，可能不一定理解，而要想了解具體的緣由，就需要看我的論證過程，讀《史記新本校勘》的相關條目。

舊點校本的標點形式，是把“約”字解作“約定”，這和現在我們使用“約法三章”這一成語時的涵義是相同的。但后世的用法，并不一定符合《史記》固有的語義，這是詞語演變過程中常有的情況。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本義，是把這個“約”字用為“減省”之義，亦即大幅度減省秦人繁苛的法律條文，僅存“殺人者死”和“傷人及盜抵罪”這“三章”而已。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只不過是多一個逗號、少一個逗號的事兒，實際上卻關系到秦漢政治史、法律史和學術發展史的很多基本問題，和《史記·高祖本紀》一并閱讀拙著，總能更準確地理解《史記》內容，有更多實實在在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