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唐詩宋詞解：詩為心聲，詞乃情物》的李劼，似乎還是大家熟悉的那個李劼，才氣橫溢，又不辜負這才氣橫溢，大聲表達自己的獨立思考。在一個規規矩矩的輿論場里，這樣的表現有些生猛。李劼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他常感無奈。

詩為心聲，詞乃情物

在中國文學輿論場中，李劼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他不唱隨傳統，也不附和主流。

譬如在今年新出版的《唐詩宋詞解》中，李劼告訴讀者，“世人認為已經定論的唐詩宋詞，其實積著歷時千年的塵垢。”

在李劼看來，審美是民族文化最敏感的神經，即使如王國維、陳寅恪、龍榆生以及錢鍾書這樣學問深湛的大家，其審美觀念也未能幸免傳統意識形態的種種污染，以至于他們在解讀唐詩宋詞時，依然受詩言志、文載道這種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的影響。

“《史記》中所涉的女人，都跟國家興亡有關，根本沒有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人生，或者說，沒有自己個人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理由。歷史是為男人寫的。同樣，詩詞也必須體現男人的意志，從而因為男人而存在。就此而言，陳寅恪也罷，施蟄存也罷，包括錢鍾書、甚至王國維乃至龍榆生，都與司馬遷高度一致。”李劼在《唐詩宋詞解》一書的自序中如是寫道。

在對蘇軾蘇詞的評說中，就有這樣的偏見。李劼解釋：“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揚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認作豪放，很有男兒氣度，根本無視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的空洞以及源自無知的茫然。其實，最出色的蘇詞是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但歷代詞話從來不那么認為，因為在那些詞話者心目中，悼念亡妻只是家事小事，惟有心懷天下或者憑吊歷史才是國事大事。”

李劼最不認同的，恰恰就是他們與司馬遷的這種“高度一致”。他認為，詩為心聲，詞乃情物，言志、載道不是詩詞的義務。劉勰的《文心雕龍》之龍，便是理學家所謂的文以載道，它一直壓在之后的歷代詩論和詞論頭上。以詩論詞話為主體的中國詩學，便一直以這條龍為美。

“文心，不是用作雕龍的，而是文人墨客借此傾訴情愛的摯愛之心，借此抒發胸臆的悲憫之心。有我無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情無情，有愛無愛，有尊嚴無尊嚴，有悲憫無悲憫，”李劼在他的《唐詩宋詞解》中寫道，“功名如云，情如風。風，是常在的。”賞心樂事，不喜研究

李劼對唐詩宋詞的解讀，不僅是對傳統審美的一種挑戰，也顛覆了諸多讀者的固有印象。對此，李劼表示，他的解讀觀點，不會改變，“無論別人怎么非議，絕不改變。至于讀者的反饋，讀明白的，會心一笑。不明白的，也只能一笑了之。”

在李劼看來，不僅是詩詞，整個文學都沒有載道的義務，它是心靈的自由放飛。“中國的文學史，肯定需要重寫。因為過去的文學史，太過文以載道。雖然‘道’的涵義有些不同，但載道的要求，始終不變。”李劼告訴記者。

對李劼來說，讀唐詩宋詞，也只是賞心樂事，跟聽古典音樂一樣。“不喜歡研究。一研究就會沒感覺。我以前有位朋友，也是上海人，一拿到新的碟片，首先關心的就是，是哪家唱片公司出的，哪一年的版本，非常有講究。我卻從來不在意。但我會注意，是哪位指揮家指揮的，或者哪位演奏家演奏的，抑或哪位歌唱家演唱的。”李劼說。

閱讀《唐詩宋詞解》的過程中，會感覺到李劼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解讀有一種了然于胸的自信，語言生動，甚至帶有些許輕松的戲謔。他寫得暢快淋漓，讀者讀得暢快淋漓。

曾有人將李劼的寫作風格比作馬拉多納踢足球，但李劼以前一直不知道馬拉多納是怎么回事，直到這次世界杯，他在網絡上順便看了馬拉多納的諸多采訪報道，領略了其風采。

“那樣的暢快淋漓，確實很相像。不同的是，我不像拉丁裔人那么不羈，既不喝酒也不抽煙，甚至連煙味都受不了。對空氣的新鮮與否，極其敏感。就此而言，我的風格更接近曹雪芹，時而放得很開，時而非常細膩。”李劼說。

除了解讀唐詩宋詞，實際上李劼也試過寫格律詩或者填詞，但是不行，放棄了。李劼對記者說：“有些藝術是無法重復的。唐詩宋詞更是無法重復。格律詞牌俱在，但唐人宋人，不再。”

很不生猛，非常無奈

學者丁東曾將李劼形容為一匹無拘無束的野馬。無論是野馬，還是馬拉多納，給人的印象中都有生猛的一面，但李劼認為自己其實不生猛，反而常感無奈。

“我經常感覺自己是個無奈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感覺無奈。”李劼說。

李劼告訴記者，最近，他的《論<紅樓夢>》手稿突然在網上被人公開拍賣，而且這份手稿已經被經手之人亂涂亂改一氣，其中沒有一處曾經得到過他的許可。這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卻又無可奈何。李劼說，這份手稿是當時出版社編輯從他那里借走的，等書稿編完之后還要還回來。他相信了這位編輯，結果一借就是二十多年。到美國后，他曾向那位編輯要過手稿，但對方說已經離開出版社，答應幫他問問。

“聽上去好像是他在幫我的忙，而不是歸還我的手稿。”李劼說。發現手稿被莫名拍賣后，李劼的一位朋友代他去向當年那位編輯詢問，對方卻回答，所有作者的手稿在出版社被保存十年，之后就被當垃圾處理掉，而被這樣拍賣算是幸運的，并且還說，某某某的手稿也被別人拍賣了。

在李劼看來，這變成了一種理直氣壯的“盜竊”，僅就責任編輯和作者之間的關系而言，當初借去的手稿，多年后被人在網上拍賣，“不說朋友間的信任，僅僅作為責編，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么？”

對于這件事，至少眼下，李劼一點辦法都沒有。“我不但很不生猛，而且非常非常地無奈。”李劼說。

另一些事上，李劼也常常有無奈之感。“我其實在自己的書文中說了一些在我看來是很簡單的道理，這就好比看見一棵樹，我說這是一棵樹；然后看見一根木頭，我說那是一根木頭。就這么簡單。一點不生猛。”可讓他無奈的是，幾千年來，世人一直把樹說成木頭，把木頭說成樹，而且大家竟然也都認可了，甚至將其當做永恒真理。

李劼說，他只能退到一邊旁觀，沒有任何參與的意思，就像他寫了《論<紅樓夢>》，但從來不承認自己是紅學家，因為他不想參與紅學。在李劼看來，地域并不影響態度，無論在哪里，他都遵循自己的內心寫作。

李劼在美國所居住的社區，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上蒼待我不薄。我以感恩的心情，思考，寫作。古印度的奧義書是從大森林里走出來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寫出奧義書那般文字。可以明確的是，我的心境正越來越安靜。”李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