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文心不是用作雕龍的
寫作《唐詩宋詞解:詩為心聲,詞乃情物》的李劼,似乎還是大家熟悉的那個李劼,才氣橫溢,又不辜負這才氣橫溢,大聲表達自己的獨立思考。在一個規規矩矩的輿論場里,這樣的表現有些生猛。李劼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他常感無奈。
詩為心聲,詞乃情物
在中國文學輿論場中,李劼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他不唱隨傳統,也不附和主流。
譬如在今年新出版的《唐詩宋詞解》中,李劼告訴讀者,“世人認為已經定論的唐詩宋詞,其實積著歷時千年的塵垢。”
在李劼看來,審美是民族文化最敏感的神經,即使如王國維、陳寅恪、龍榆生以及錢鍾書這樣學問深湛的大家,其審美觀念也未能幸免傳統意識形態的種種污染,以至于他們在解讀唐詩宋詞時,依然受詩言志、文載道這種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的影響。
“《史記》中所涉的女人,都跟國家興亡有關,根本沒有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人生,或者說,沒有自己個人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理由。歷史是為男人寫的。同樣,詩詞也必須體現男人的意志,從而因為男人而存在。就此而言,陳寅恪也罷,施蟄存也罷,包括錢鍾書、甚至王國維乃至龍榆生,都與司馬遷高度一致。”李劼在《唐詩宋詞解》一書的自序中如是寫道。
在對蘇軾蘇詞的評說中,就有這樣的偏見。李劼解釋:“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揚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認作豪放,很有男兒氣度,根本無視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的空洞以及源自無知的茫然。其實,最出色的蘇詞是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但歷代詞話從來不那么認為,因為在那些詞話者心目中,悼念亡妻只是家事小事,惟有心懷天下或者憑吊歷史才是國事大事。”
李劼最不認同的,恰恰就是他們與司馬遷的這種“高度一致”。他認為,詩為心聲,詞乃情物,言志、載道不是詩詞的義務。劉勰的《文心雕龍》之龍,便是理學家所謂的文以載道,它一直壓在之后的歷代詩論和詞論頭上。以詩論詞話為主體的中國詩學,便一直以這條龍為美。
“文心,不是用作雕龍的,而是文人墨客借此傾訴情愛的摯愛之心,借此抒發胸臆的悲憫之心。有我無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情無情,有愛無愛,有尊嚴無尊嚴,有悲憫無悲憫,”李劼在他的《唐詩宋詞解》中寫道,“功名如云,情如風。風,是常在的。”賞心樂事,不喜研究
李劼對唐詩宋詞的解讀,不僅是對傳統審美的一種挑戰,也顛覆了諸多讀者的固有印象。對此,李劼表示,他的解讀觀點,不會改變,“無論別人怎么非議,絕不改變。至于讀者的反饋,讀明白的,會心一笑。不明白的,也只能一笑了之。”
在李劼看來,不僅是詩詞,整個文學都沒有載道的義務,它是心靈的自由放飛。“中國的文學史,肯定需要重寫。因為過去的文學史,太過文以載道。雖然‘道’的涵義有些不同,但載道的要求,始終不變。”李劼告訴記者。
對李劼來說,讀唐詩宋詞,也只是賞心樂事,跟聽古典音樂一樣。“不喜歡研究。一研究就會沒感覺。我以前有位朋友,也是上海人,一拿到新的碟片,首先關心的就是,是哪家唱片公司出的,哪一年的版本,非常有講究。我卻從來不在意。但我會注意,是哪位指揮家指揮的,或者哪位演奏家演奏的,抑或哪位歌唱家演唱的。”李劼說。
閱讀《唐詩宋詞解》的過程中,會感覺到李劼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解讀有一種了然于胸的自信,語言生動,甚至帶有些許輕松的戲謔。他寫得暢快淋漓,讀者讀得暢快淋漓。
曾有人將李劼的寫作風格比作馬拉多納踢足球,但李劼以前一直不知道馬拉多納是怎么回事,直到這次世界杯,他在網絡上順便看了馬拉多納的諸多采訪報道,領略了其風采。
“那樣的暢快淋漓,確實很相像。不同的是,我不像拉丁裔人那么不羈,既不喝酒也不抽煙,甚至連煙味都受不了。對空氣的新鮮與否,極其敏感。就此而言,我的風格更接近曹雪芹,時而放得很開,時而非常細膩。”李劼說。
除了解讀唐詩宋詞,實際上李劼也試過寫格律詩或者填詞,但是不行,放棄了。李劼對記者說:“有些藝術是無法重復的。唐詩宋詞更是無法重復。格律詞牌俱在,但唐人宋人,不再。”
很不生猛,非常無奈
學者丁東曾將李劼形容為一匹無拘無束的野馬。無論是野馬,還是馬拉多納,給人的印象中都有生猛的一面,但李劼認為自己其實不生猛,反而常感無奈。
“我經常感覺自己是個無奈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感覺無奈。”李劼說。
李劼告訴記者,最近,他的《論<紅樓夢>》手稿突然在網上被人公開拍賣,而且這份手稿已經被經手之人亂涂亂改一氣,其中沒有一處曾經得到過他的許可。這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卻又無可奈何。李劼說,這份手稿是當時出版社編輯從他那里借走的,等書稿編完之后還要還回來。他相信了這位編輯,結果一借就是二十多年。到美國后,他曾向那位編輯要過手稿,但對方說已經離開出版社,答應幫他問問。
“聽上去好像是他在幫我的忙,而不是歸還我的手稿。”李劼說。發現手稿被莫名拍賣后,李劼的一位朋友代他去向當年那位編輯詢問,對方卻回答,所有作者的手稿在出版社被保存十年,之后就被當垃圾處理掉,而被這樣拍賣算是幸運的,并且還說,某某某的手稿也被別人拍賣了。
在李劼看來,這變成了一種理直氣壯的“盜竊”,僅就責任編輯和作者之間的關系而言,當初借去的手稿,多年后被人在網上拍賣,“不說朋友間的信任,僅僅作為責編,難道一點責任都沒有么?”
對于這件事,至少眼下,李劼一點辦法都沒有。“我不但很不生猛,而且非常非常地無奈。”李劼說。
另一些事上,李劼也常常有無奈之感。“我其實在自己的書文中說了一些在我看來是很簡單的道理,這就好比看見一棵樹,我說這是一棵樹;然后看見一根木頭,我說那是一根木頭。就這么簡單。一點不生猛。”可讓他無奈的是,幾千年來,世人一直把樹說成木頭,把木頭說成樹,而且大家竟然也都認可了,甚至將其當做永恒真理。
李劼說,他只能退到一邊旁觀,沒有任何參與的意思,就像他寫了《論<紅樓夢>》,但從來不承認自己是紅學家,因為他不想參與紅學。在李劼看來,地域并不影響態度,無論在哪里,他都遵循自己的內心寫作。
李劼在美國所居住的社區,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上蒼待我不薄。我以感恩的心情,思考,寫作。古印度的奧義書是從大森林里走出來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寫出奧義書那般文字。可以明確的是,我的心境正越來越安靜。”李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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