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史略》謝冕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他的心中能夠容得下賀敬之的那片桂林山水，他的眼中能夠看到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他的胸中也能裝下郭小川的南方的甘蔗林，他的目光能夠追隨何其芳，聽《葉子》給我們講講南方的故事，他也非常地贊同有詩人說‘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他也同樣為海子的春暖花開潸然淚下，但是不妨礙他欣賞歐陽江河的《玻璃工廠》，也不妨礙他那么欣喜地站在臧棣的《未名湖》邊，看著那些青年孩子們在談情說愛。”謝冕作為評論家，所經歷的新詩發展歷程，所面對的不同風格、流派和創作方法的詩歌，所參與的針鋒相對的論爭，被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用文學的話語一筆帶過，卻又歷歷在目。謝冕始終身在詩歌現場，而且一直在系統地回顧從胡適開始到現在的詩歌道路，反思詩歌的歷史，直到如今，他又寫出了一部新詩史。10月16日，這部《中國新詩史略》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行，活動由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北京大學出版社、北大培文聯合主辦。

　　這本書中看不到任何關于“一、二、三流”的詩人的討論，作者說，因為根本不排座次。分析和呈現脈絡是另一種寫作和閱讀的趣味，這背后有作者秉持的學術自由和思想獨立的理念。陳曉明回憶道，謝冕平時跟他討論一些很平凡的事物的時候，會非常自然地說“這是北大的精神，這是新詩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包容多樣、兼容并包，就是永遠地秉持著自由民主的精神。”陳曉明說。

　　這部新詩史既承擔了對詩歌道路的反思，也承擔了作者對自己的研究的反思。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曹文軒看來，《中國新詩史略》掌握的材料之多，只能將其中一部分以注的形式呈現，而作者完成使新詩脈絡清晰而準確呈現的愿望是通過無窮無盡的辨析。他舉了書中兩例，在總結20世紀初新詩草創的最初幾年間受外國詩歌的影響，作者寫道：

　　那時的人們并沒有從“西風”中去尋找、去獲取外國詩歌中藝術和詩意的借鑒和啟發，而是汲取了西方詩歌中那些最耀眼也最浮表的意識形態化的經驗，包括反抗、斗爭，以及普羅文學的那些內容，而這些，卻是與詩歌的內在品質幾乎沒有關聯的。（《中國新詩史略》，第131頁）

　　在關于新詩潮的章節中，作者寫道：

　　朦朧詩代表著對于時代的反省精神，它有著異常銳利的批判性。但若把它等同于簡單的政治意識，則可能產生認識上的誤差。朦朧詩究其實質是一次藝術的革新運動。（《中國新詩史略》，第369頁）

　　“我們看到了現象的多義性，各種觀念之間看似微妙而實質上卻有極大不同的差異性”，曹文軒認為，除了依賴于對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與辨析，這本書更注重對那些往往容易被我們忽略不計的歷史細節的描述與辨析：一封書信、一篇日記、一次聚會，讓大歷史有可能從這些歷史細節中鮮明地被折射出來，并且使歷史變得可以伸手觸摸。

　　用一本書呈現一百年的詩歌史，一定是有取舍、有技巧、有哲學的。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吳思敬認為，“謝老師的筆風自然帶著感情、帶著愛憎”。陳曉明認為，“他能夠把大歷史自然地轉化為他的體驗”。曹文軒認為，歷史事件的時間與作者的敘述時間之間存在著張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詩人臧棣說，研究詩歌的人要像作者這樣，除了對材料敏感，還要把材料提起氣魄和氣勢，詩歌跟生命的關系非常密切，要在雜亂的文獻中提煉出生命之氣。

　　曹文軒從這本書中看到了三大哲學原則：對立統一的原則、量變到質變的原則、否定之否定的原則。曹文軒認為，百年新詩史的脈絡完全契合這三大原則，特別是契合了否定之否定的原則。“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博弈，該書讓我們看到這一怪圈式的過程。有共時性的同與不同，又有歷時性的同與不同，互相認同，又互相駁斥，而就在這否定之否定的狀態下，新詩的雛形顯示了，繼而是成長，羽翼豐滿。”

　　寫一部各美其美又貫穿哲思的詩史無疑是困難的，僅僅描述每一位詩人的狀態、抽象作為某個整體的發展與境遇、定義每首詩的意涵就需要許許多多的出自作者創造性思維的辭藻、句子，但《中國詩歌史略》的作者卻獨力完成了這趟需要強大個性的精神獨立之旅。吳思敬認為，該書的表述方式、所選擇的問題全是作者獨到的發現，極具有個人化色彩的文字值得發揚。曹文軒從中看到了“形象化語詞背后的隱性力量”，因為形象在表達理念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面對變化了的、眾口難調的讀者，寫史的意義是什么？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認為，謝冕給新詩確立過幾個關鍵詞，第一是自由及其限度，第二是詩韻和詩美，第三是口語如何入詩。而《中國新詩史略》似乎有一種新詩愧對中國詩歌傳統的原罪，就是為了維護新詩與古典詩歌中血脈的貫通。臧棣說得更加形象：謝冕講課時，總是講著講著就離開講臺，那個講臺讓臧棣感覺像戰壕，原本應該在后方指揮的司令，卻總是沖在最前面。

　　詩人林莽認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謝冕總是能擊中每個時代的詩歌的進展和要害。“《在新的崛起面前》為新詩指明了一個方向，宣布上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開始，并且這個開始繼承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八十年代中期當新的詩群大量崛起的時候，他說就像太陽下突然打碎的鏡子，到處閃爍著詩歌的光芒，但是在詩歌的美麗之中有它的不美麗，謝老師看到了新詩崛起之后的某些混亂。他是以鼓勵為主。到了九十年代，當詩歌沉寂的時候，謝老師又說有些詩歌離我們遠去了，他指出有些詩人開始寫那些讓人摸不到頭腦的東西，所謂學習先進的理論，甚至一些批評家也在說一些使人摸不著頭腦的話，實際上是偽先鋒、偽現代，現在看來更是這樣。到了新世紀初，謝老師說好詩是不論主義的。”曹文軒認為，謝冕的文字不僅是寫在節點之上，更有一些是前瞻性和引爆性的，經常是創造了詩歌發展的節點。臧棣說，這種膽識和膽略是比史實更重要的學術精神。

　　那么，這本書在前瞻什么和引爆什么嗎？它展示、分析、理解、呈現，卻沒有把新詩歷史審美化去挖掘、尋找、放大對象，作者與新詩歷史是完全平等地對待相處，它是“把日子過成詩”“一生只做一件事”態度的產物，它是因為作者沒有完整的時間的寫作策略，而形成的“散文體詩歌筆記”。這種成書方式的結果是必然有別于一般的對象化研究看待對象的距離和視角。這本書對于寫文學史的視角和態度極有參考價值。里爾克說：“去珍惜重大的任務，并努力學會與重大事物交往。”陳曉明覺得，一生把新詩放在心上的謝老師，配得上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