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經典》（全七卷）張法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版

　　《中國美學經典》（以下簡稱《經典》），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法擔任叢書主編，余開亮、劉成紀、劉方喜、鄒其昌、李修建、賈靜和賀志樸等學者參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美學文獻選編。這套七卷本叢書通過新的美學史范式向歷史文獻資料重新提問，在內容上充分彰顯了中國美學的本土特性，在形式上實現了編排體例的創新，可謂是中國美學史學科演進的重要進展。

　　《經典》之所以能夠以美學文獻的形式有效呈現中國美學的本然面貌，關鍵就在于對中國美學文獻資料梳理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因為，有什么樣的美學史范式，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美學資料體和美學史。正是基于此，《經典》為達成對中國美學資料體的重新建構，憑借著理論意識的自覺、對時代需要的擔當和對學術真理的追求，從美學理論基礎、美學史觀念和理論借鑒三個維度切入調整，形成了新的中國美學史研究范式。

　　第一，調整美學資料體的理論基礎。美學資料體，作為美學原理向歷史維度自然延伸生成美學史的歷史基礎，直接受制于美學原理。針對中國美學資料問題，張法明確指出：“中國美學史的資料選編，一個大致的方向，就是帶著在自己時代所理解的美學原理框架，向中國古代的材料提問，在提問中，讓古代的材料中與提問者胸中的美學原理框架相關的部分呈現出來。”（參見張法《中國美學經典·總序》）進而言之，若要使中國美學史不成為西方美學理論的東方注腳，凸顯中國美學的中國特性，那么在向古代文獻提問時便須立足于中國美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美學史著作和美學資料體難以在更深層次凸顯中國特性，原因就在于所依托的美學原理屬于西方區分-劃界型美學，與中國美學文獻本身存在著嚴重錯位。所以，《經典》將美學原理基礎轉向了中國交匯-關聯型的古代美學。該轉向集中體現在關于美的理解上，即認為“美既從各藝術中凸顯出來，又流動在天地間的一切事物之中”（參見《中國美學經典·總序》）。據此，《經典》在涵蓋先前有關美、美感和藝術文獻的同時，將工藝美術、城市建筑、哲學總論、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等維度的文獻納入美學資料體之中。進而，哲學美學、宗教美學、朝廷美學、工藝美學等相關文獻，在《經典》中得以清晰有序地呈現出來。

　　第二，植入中國美學的“天下觀”觀念。如果說美學原理直接決定著美學資料體的范圍，美學史觀念則關乎著美學資料的判斷取舍。《經典》在美學原理轉換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植入了中國文化與美學的“天下觀”觀念。依據張法的相關論述，所謂“天下觀”指的是天下多元一體的觀念。它在地理方面以中原為核心，在文化層面以華夏為核心，呈現為從京城到華夏再到四夷最后到八荒的文化互動共同體。“古代中國美學，正是這樣一個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的美學表現。”（張法：《古代中國天下觀中的中國美學》，《鄭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那么，依托“天下觀”重新審視古代文獻，便成為展現中國美學本有面貌和固有特征的直接路徑。為針對性地梳理天下觀念的歷史沿革及其相關的美學文獻，《經典》明確設立了“天下美學”。如在隋唐時期，以中原或者說河洛為中心的天下觀演進成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客觀上展現為天下觀的競爭及其引發的美學競爭。對此，張法在編選《經典·隋唐卷》時，選擇了杜佑的《通典·邊防典》、道宣的《釋迦方志》、杜環的《經行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資料。同時，基于“天下觀”的整體性特征，《經典》除囊括先前中國美學資料體所著重的華夏美學文獻外，還納入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四夷八荒的美學文獻。

　　第三，汲取西方新型美學理論視角。西方美學的當代轉型，催生了生態美學、環境美學、生活美學、身體美學等交匯-關聯型美學理論。由于這些美學分支體系不再對美進行嚴格的區分劃界，而是從整體性視角看待美，所以在理論模式上與中國古代美學之間具有了契合之處。《經典》基于這種理論的契合，吸納了生活美學、身體美學等理論，得以從相應的新維度梳理古代文獻資料。以身體美學為例，盡管舒斯特曼在倡導該學科時所界定的身體與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身體存在著巨大差異，但理論模式的相通使其依然可以作為一個新視角對梳理古代文獻有所啟示。如劉成紀負責的《經典·漢代卷》便明確設立“身體美學”專節，并選取了《淮南子》中的《原道訓》與《精神訓》、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數》、王充《論衡》中的《骨相》、王符《潛夫論》中的《相列》和蔡邕有關人物品評的資料等。漢代身體美學的有機內容不僅在其中清晰可見，而且深度呈現了兩漢身體美學的美學史價值：首先，展現了從先秦哲學抽象談人性向漢代哲學關注身體感性的轉變；其次，為漢代自然美學向服飾美學、工藝美學、城市建筑美學等人文性美學的轉進提供了中介；最后，揭示了漢代身體美學對魏晉人物品藻審美的開啟之功。據此管窺《經典》對西方關聯型美學理論的借鑒，乃是基于理論轉換之上引入新視角，從而對中國古代美學的某些側面實現去蔽，展現出它所包孕的時代價值。

　　《經典》正是以中國交匯-關聯型的古代美學為理論基礎、在美學史觀中引入“天下觀”觀念，并汲取西方當代關聯型美學理論的新視角，實現了對美學史范式的調整，革新了向古代文獻提問的方式。提問方式的革新，注定《經典》相較于《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和《中國歷代美學文庫》等資料體而言，必然會呈現出新的面貌。這種新面貌，在內容方面，集中體現于運用新美學史范式所取得的突破上：朝廷美學文獻、北方草原游牧美學文獻等的納入，突破了先前文獻涵蓋的范圍，拓展了資料體的寬度；運用天下美學、工藝美學等對文獻的進一步梳理區分，突破了歷史時段分期的局限，呈現了中國美學的內在演進理路，增加了資料體的深度；汲取身體美學、生活美學、生態型美學等新視角，突破了劃界型美學理論視野的局限，賦予了資料體以時代價值、世界視野，提升了資料體的高度。在外在形式方面，新的美學史范式則促成了《經典》的三個突出特征：

　　第一，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經典》對所選擇的歷史文獻并沒有依據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等歷史時段籠統地進行區分，而是在歷史時段分期的基礎上通過分類、加標題等編排形式進一步細化，如以禮樂制度美學、文藝美學、朝廷-制度-天下美學、哲學宗教美學、生活美學等條分縷析地歸類。這既從歷時性維度清晰呈現了某一維度美學內容的演進發展，又在共時性層面展現了不同維度美學內容在某共同歷史時段中的相互影響和新變。以“文學美學”為例，《隋唐卷》細化為“隋初唐文之美學思想”“詩歌美學思想”“樂府美學思想”“古文美學思想”和“小說與詞的美學思想”；《宋遼金元卷》劃分為“詩論”“文論”“詞論”和“曲論”；《明代卷》中則是包括“文章美學”“詩歌美學”“詞曲美學”和“小說美學”等。顯然，自隋唐至明期間文學美學的演進，既具有鮮明的連續性，又在不同時期獨具特色。

　　第二，整體性與局部性的統一。在內容方面，“天下觀”視角的引入，打破了中國美學史書寫實質作為華夏美學或者說漢民族美學歷史的局限，凸顯了中國美學自身是華夏都城中心與四夷蠻荒邊緣、農耕美學與游牧美學、都市與山水田園等多元互動一體的固有特征。在形式方面，《經典》作為七卷本叢書，依托統一的體例、篇目結構和注釋格式等，既展現了中國美學演進發展的內在邏輯，又使整套叢書達成了有機統一。其中，特別是通過精準的導讀及標題，使得具體局部材料與整體之間形成一種美學張力，實現了多而不亂、摶合為一，同時又彰顯出中國美學發展的多元性、豐富性。

　　第三，本土性與時代性的統一。《經典》通過提問方式的革新，彰顯了中國美學所特有“宇宙觀”“天下觀”特點和多元交融的特征。同時，《經典》乃是立足當下中國美學史學科發展、中華美學精神發掘和中國美學走向世界需要等時代問題，重新向古代文獻提問的，這便賦予提問方式本身以鮮明的時代性。誠如張法所指出的，梳理出的美學史學科資料體“有多大的價值，在于所得到的這一呈現是否滿足了時代的需要，這里內蘊的是時代的價值觀”（參見《中國美學經典·總序》）。可以說，《經典》在提問方式與美學資料體本然樣態最大限度的契合中，達成了彰顯中國美學固有特征與凸顯其時代價值的有機融合。

　　《中國美學經典》通過新美學史范式以美學資料體的形式，推進了中國美學本相的還原與呈現，既是中國美學文獻學發展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國美學史學科演進、走向成熟的重要路標。加之以資料的豐富性、梳理的明晰性和體例的一致性，使《中國美學經典》叢書成為了學習、研究中國美學史、藝術史和文化史的必備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