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年，國內文壇收獲了哪些令人難忘的精品，涌現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領域又呈現出怎樣的發展態勢？針對以上話題，《中華文學選刊》在2019年第1期邀約十一位長期身處文學現場，視野開闊、眼光獨到的作家、編輯、評論家與媒體人，分享各自對2018年原創文學的個人觀察和閱讀印象，推薦心目中值得關注的佳作。

果敢與砥礪——2018閱讀推薦

葛亮

《候鳥的勇敢》：有關信仰的寓言。作家遲子建再次將筆觸深入東北大地的廣袤。這部小說中可見意味深長的對位，來自候鳥與候鳥人各自指代的生態格局。后者作為瓦城新富階層，以欣欣向榮的暗示，藏匿了這座城市的污濁。一場禽流感則揭開了虛浮畫皮，令善惡生存本相，各歸其位。候鳥被尊為“神鳥”在民間相傳。眾聲喧嘩，帶著一點昂揚與不甘，終成如潮輿論，載浮載沉。希區柯克的《鳥》，曾傾覆了這世上強大與弱小的規則。這部小說，則以果敢的方式，將規則祭上神壇。金甕河兩岸的娘娘廟與管護站，如陰陽相生，構成壁壘曖昧的隱喻。作者筆端的鋒芒背后，一如既往有著溫存，哪怕底色些許哀涼。

《琥珀》：香港作家聞人悅閱經年所成長篇歷史小說。借諜戰之題，勾勒百年流徙。將虛構的小說人物嵌入歷史真實，獨沽一味。由蘇聯涉入蒙古為切入點，歷經二戰至環球金融與能源危機。國際政治則以美、中、蘇三方軍政博弈為眼，書寫主人公作為特情人員的一生。隨故事人物潛入時代縫隙，重建變故現場，進而寓情于冷筆，拷問人性。這部小說流轉于國際遽變，文字則深具東方情致。中國古今符碼信手可得，茶道、音樂、古董、建筑、藝術等錯落于敘事，可見作者深厚人文積淀與智識。大處可觀，毫微處則屢見精致用心。

《說戲》：昆曲大師柯軍的隨筆。借十一出經典劇目，漁樵唱和，蔚然大觀。文風可謂由諧入雅，從表入里。其中可見“傳承”二字的分量。當事者以一己經歷入文，甘苦自知。昆曲大雅之姿，薪火再三，自有其在時代中的砥礪。作者對《夜奔》體之甚深。問及最心儀唱詞，曰“哪搭兒相求救”。日暮西山，是林沖作為末路英雄的悲愴蒼涼，亦是昆曲之困境。無實曰虛，反真曰妄，今唯“八百壯士”肝膽相守。如追本溯源，無一式不見來處。傳承之外，亦見嬗變。“大道至簡”。《桃花扇》三十年前的樓閣丘坡，到如今黑幕前的一桌二椅。“舞臺上物質越少，非物質就越多”。唱念作打，手眼身步，方是昆曲本體。作者寫傳統與現代的砥礪和融合，由日常光景寫時代跌宕，舉重若輕。一桌，二椅，三兩步，四五人，即是萬水千山，千軍萬馬。

葛亮，1978年生，祖籍南京，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著有長篇小說《朱雀》《北鳶》，小說集《七聲》《謎鴉》《相忘江湖的魚》《浣熊》《戲年》《問米》，文化隨筆集《繪色》等。作品曾獲香港藝術發展獎、香港書獎、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朱雀》《北鳶》先后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說”。

在無以名狀的世界生活并寫作

何平

說說青年寫作吧。這是一個過于愛悅自己、過于自怨自艾的青年寫作時代。但這不是我們時代對作家的要求。閱讀了大量的青年寫作，我也努力去說服自己，他們的哀傷是誠實的。可是止于哀傷，或者，不去追問哀傷從何而來，不去追問人的損害和建設，這樣的文學好逼仄氣，好“作”，好齷齪和局促。

一個全民寫作的“朋友圈文學時代”，恰恰也是文學重新成為文學，重新做一個寫作者的時代。在這個“再文學”的時代，一些貌似過時的話題也需要重新檢討。比如，我們的文學中有這么多失敗者、多余人和灰色的小人物，多少小說提供了有巨大概括能力的“文學典型”？大多數只是撒嬌式的失敗的小情緒，其實對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并無多大興趣。從這種意義上，我理解《西湖》雜志編輯李璐所說的作家三三對“諸惡并作”的透視與懲罰。三三還是一個“在路上”的小說家，她的《惡有惡報》發表于《西湖》第11期。布羅茨基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提到“表情獨特的臉龐”，當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也在于保留每個人獨特的表情，而不是以同質化去適應某種滯后的文學審美。尊重每一代人在時代中獲得的感受和經驗，才是真正的當務之急。

再比如小說中的人和他們生活時代之間的關系，是不是先偷懶地把我們的時代命名為“小時代”，就獲得了膚淺平庸的權利？因此，在萎靡、猥瑣、小的“文學時代”，我愿意推薦周嘉寧的《基本美》(《收獲》第1期)。《基本美》不是憑空而來的，周嘉寧的個人寫作史，她參與編輯的《鯉》，都是在她所生活時代的百科全書和青年精神史意義上展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就是她的“大時代”。她的寫作讓我們明白所謂“大時代”和文學去書寫的“大時代”不只是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每個人和他們所生于斯長于斯的時代之間都有著大與小的關系，如何書寫和自己生命等長的時代？應該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必須面臨的問題。

下面三個作品來自我在《花城》主持的欄目“花城關注”。毛晨雨的《蛇的志向》，意義不只在于“野外作業”和“田野調查”的文學態度。在廣闊的八面來風的曠野中觀察和寫作，構成了對青年寫作耽溺于房間和床上的反動。毛晨雨的文學譜系是列維-斯特勞斯、巴特、福柯、德里達、德勒茲，以及朗西埃、斯蒂格勒、南希、德斯科拉、拉圖爾等人，如其所言，我們無法真實地拒絕文學之在場。影像即使占領了媒體的主導位置，更早也是經由文學的敘事來連接社會與身體的感知網絡的，影像語言中有無法驅離的文學在場性。冰逸從沒有自詡為詩人，她只是想寫，于是寫了長詩《廢墟的十二種哲學》，這是一首獻給時代的“長恨歌”。“廢墟”不只是最后的凝定，“廢墟”對應的是“盛景”，以及時間中的侵蝕、掏空和不復存在。因而，時間是綿延著“曾在”“此在”和“永在”的河流，它裹挾泥沙而下，成為我們“能見”和“想見”。慢先生在2018年貢獻了90后最突出的小說，他的《魔王》可以從很多方面去闡釋，比如個人和時代的關系，比如家族創傷記憶和成長，比如文學和救濟療愈，等等。慢先生的《魔王》是獻給父親和記憶中的西北。他認為西北是一個敘事上更為廣闊的舞臺，人和人的距離更近，矛盾和沖突也比較激烈。他幾乎不在西部風俗志背景下寫人，而是小說風格學和修辭學意義上的“去往西天取經”，汲取西部大開大闔的精神氣質。更重要的，西部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慢先生感應到“改寫”和“變”。在這里，王蒙《在伊犁》《這邊風景》、張承志《黑駿馬》、張賢亮《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阿來《塵埃落定》《空山》、次仁羅布《祭語風中》等小說開創的直面當代西部現實和創傷記憶的傳統被接過來，在當下青年寫作世代得以被記憶、書寫和傳遞。“每一代人應該充分地討論和理解不幸，而不是避而不談，然后竭盡所能地阻止不幸傳遞下去。”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回應周嘉寧《基本美》提出的問題。

在無以名狀的時代，文學如何對我們這時代命名？值得舉出的例子還有笛安的長篇小說《景恒街》，以及批評家楊慶祥一直在申說的“新傷痕”。我們的文學應該以“不能避而不談”為起點，去命名無以名狀的時代，雖然最終的結果可能還是“無以名狀”，但命名過程中的固執、決絕，甚至被傷害、被毀滅等等，本身都是有意義的，所謂的哀傷應該是這些之后的。

何平，1968年生，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現代小說還鄉母題研究》《散文說》《無名者的生活》等。2017年開始主持《花城》的“花城關注”欄目，提出“文學策展”概念，以話題的形式推介文學新人。

不要把小說寫得那么“土”——2018小說閱讀片語

何同彬

與某位朋友討論小說時喜歡用一個特別“業余”的概念——“土”(其中飽含的“歧視性”和批判性與作家的身份、作品的題材沒有任何關系)，比如該朋友提到某位著名小說家的近作時，總是不無輕蔑地說“土，真是越寫越土”，論及某重要文學獎項時，也曾“武斷”地認為“多數獲獎小說都很土”。

小說的“土”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觀念落后、視野狹窄、精神空洞、技術粗糙、“態度”傲慢，意味著現實感和當代性的極度匱乏，意味著對它的閱讀是一種徒勞的耗散，意味著小說的語境這么“難”(“復雜”)，而你卻寫得如此“容易”(“簡單”)。不要把小說寫得那么“土”。作為讀者、編輯和批評者，卻總是看到那么多“土”得徹底、“土”得趾高氣揚、“土”得義無反顧的小說，真是無奈又悲傷。

當然也有例外，2018年我有限閱讀之中，僅舉幾部上海作家的作品為例：小白《封鎖》、黃昱寧小說集《八部半》、周嘉寧《基本美》、王占黑《麻將的故事》《小花旦的故事》等。

小白在參與《鯉》“匿名作家計劃”時，對大多數參賽作品表示失望，在他看來，即便是一些文筆老練的作品，內在也顯得游移不定，缺乏一種敘事所必需的堅定感。對，要想不“土”首要的就是要有這種堅定感，而堅定感實際上是由有效的現實感構筑的。以上列舉的作品某種程度上都迫近了這樣的現實感：“在此之下的一條道路則是通向越來越不明顯卻更為本質和普遍深入的，與情感和行動水乳交融、彼此難以區分的種種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奮和刻苦，我們能潛入表層以下——這點小說家比受過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構成卻是粘稠的物質：我們沒有碰到石墻，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每一步都更加艱難，每一次前進的努力都奪去我們繼續努力下去的愿望或能力。”(以賽亞·伯林)

說白了，表現現實感是一種綜合能力的體現：語言、敘事技巧、視野、經驗、思考力、思辨性……文體在這里已經不重要了，“再無所謂詩人或小說家的存在，而只剩下書寫本身”(羅蘭·巴特)。

前一陣子遇到胡桑兄，他問我今年有什么小說值得看，我想了想說：沒有。當前的小說好不容易擺脫了“土”，卻又死活逃不出“小”，按照哈羅德·布魯姆(“虛構文學而非議論文學是獲得自律的最佳途徑”)和理查德·羅蒂(小說“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我們自身道德詞匯的偶然性”，“讀小說是為了避免自我中心”)對小說功能的期待，我的確只能說“沒有”。每天都在錯過“成為更好的人”，因此，錯過幾篇也許還不錯的小說也就無足輕重了。

何同彬，1981年生，評論家，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揚子江》評論編輯部主任，現任《鐘山》雜志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著有評論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為散文書寫注入新鮮血液

季亞婭

當代最富探索性的寫作，可能在散文書寫領域。我不是在美文或者抒情散文的意義上談論散文，恰恰相反，關于散文的定見里所不能滿足的閱讀焦慮，在這些溢出文學、無法歸類的文字中得到紓解。我希望找到最具創造性的激進文體，能越界，也能呈現不確定性的實驗性文本，如果它們也提供一種敘事，那首先是一種現代博物體式的知識型敘事，學科領域的分界線被有意識地模糊，類似于知識生產的原初狀態，美與智慧、詞與物呈現一種元氣茫茫的糾纏。它們所容納的巨大的信息和情感含量，所提供的整合思想、敘事、行動的能力，以及或清晰或模糊的實踐指向，為散文寫作帶來新的方法論思考。

張承志2018年在《山花》雜志的專欄，以一組極富辨識度、反對常識經驗的文字，抵達修辭與知識的邊界。《韃靼海峽》可謂代表。韃靼海峽在國人視野的盡頭，也在常識的盡頭。東北亞大國相爭的歷史本屬于知識的極邊之地，作者從此處獲得的反觀自省之途，卻指向文明中心的秘密：與殖民主義相伴的國族崛起必然伴隨對他者的蔑視。蒙元史研究的深厚學養、作者醉心多年的文章之道與身體力行的知識行旅，構成這篇盛世危言的膽識與心志。無論判斷正確與否，這有點像是作者的自我放逐，帶著極北苦寒之地的肅殺，自文明的邊界投來飽受爭議的他者之眼。

藝術家的文字是另一種路數，啟示錄般的語言充滿了轉喻的技法。當代藝術家邱志杰《邱注上元燈彩圖：關于一種歷史劇的編撰》(《十月》第3期)，將古代戲曲的書寫元素，舞臺折子戲的調度元素，福柯式后現代理論的批判視角，與現代雜文的筆法，極富創意地綜合在一起。當代藝術家特有的多層疊視覺思維方式，給文學寫作帶來新的方法示范。當代和古代的同時代性，藝術形式與社會批判的同構性，新的文學建構方式和寫作倫理，都可以從這個文本開始討論。在金陵這個象征性時空情境里，藝術家點亮情感與人性的發光體，各種階層、各種身份、各種面目的角色，提線木偶般切入又淡出設定的軌跡，瑣碎但又高度濃縮，歷史以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抵達當下現實的總體隱喻，而每個片段又可自由拆解成獨立的部分，一個能量積聚的爆發點。《十月》雜志近年來的“思想者說”欄目致力于打通文學與當代思想、當代現實直接對話的途徑，2018年度除此篇之外，書寫四十年女性生育變遷史的《生生之門》也值得一讀，肉體記憶和社會記憶的疊影，為生育這個“圣詞”注入人間的蠻野生氣。

《花城》雜志“花城關注”欄目鐘情于跨文本實驗。毛晨雨《地志三篇》可謂此中翹楚。作者是農學研習者和藝術家，稻電影的倡導人，從他勞作的鄉野里，升騰出敘事文本與藝術實踐、與民族志和個體行動相結合的異數。巫術、蛇和鳥類的和諧共生，既來自肉身經驗，亦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建構，作者征用生態文明的視角，抵抗觀念和詞語對鄉村先入為主式的侵入和改寫。通過這種方式，文字參與到社會行動中來，變成作者所謂“社會寫作”的一部分。寫作的概念因而被放大，文字、影像、勞作與四季變遷皆變成文學的一部分，成為連接我們肉身與社會的感知網絡。

是的，經驗在此以如此貼膚的形式被呈現，而這個呈現又高度依賴修辭之外的總體性認知。由此獲得一個反思的機會，何謂當代散文，何謂寫作；在抒情與言志、唐宋與晚明的區分之后，散文的現代轉型如何完成。我們閱讀世界的方式，如何征用文學之外，科學、藝術、哲學和感觀的一切手段。這是對熟知敘事的顛倒，是擺脫已有的寫作陳規，在“真”的層面、知識的層面、行動的層面上為文體注入新鮮的血液。

季亞婭，評論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十月》雜志編輯部主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著有評論集《文學的行間距》。

青春寫作與“灰燼時間”

金理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么的”(魯迅《紀念劉和珍君》)，去年這個時候，還在為胡遷的離世而驚愕、傷痛；但飛濺而起的浪花倏忽間就被時間永流和街市太平吸納得無聲無息。我與胡遷素無交往，自不敢謬托知己。我從《大裂》開始對這位作家產生好感，然而在今年讀完小說集《遠處的拉莫》之后，總有些許疑惑、遺憾揮之不去。我想，坦率地表達一己閱讀感受，并不是對逝者的不尊重；無論如何，紀念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認真對待他的作品吧。胡遷筆下有著類同的人物形象和穩固的取景器，比如零余者，比如暴力循環，比如和周遭環境的格格不入……這一切的中心是不可化解的生存痛苦。也正因為神經那么敏感，情緒那么熾烈，理想那么高遠，所以每遇挫折和壓力，格外引發劇烈的反彈。但這一切對讀者來說又構成巨大挑戰，我們往往疏于將小說中如寓言般靜默在永恒里的痛苦，置放到具體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中進行辨析，而易于將和人群疏離的自我、傲然與世界為戰的姿態，板結為理解個體和社會兩造之間關系的穩固模式。這是非常典型的對青春寫作的接受法，尤其胡遷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進一步加劇了那種浪漫、自我戲劇化，這些“美麗而蒼涼的手勢”不可避免地滲入到對胡遷文學世界的認知中，于是，他創作的某一面向會得到不加節制地夸張，由此掩蓋了其他面向。在一篇短文中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慨：“這其他面向，可能是胡遷作品中本已存在卻被我們忽視的，也有可能是天不假年未及發展出來的。我隱隱覺得，我們目前關注的，只是處于上升形態中的胡遷，如果他的文學能夠完成一次降落的位移，那將是讀者和中國文學的幸運。”

我在班宇的《逍遙游》(《收獲》第4期)中看到一次降落。小說寫三個各自身陷一大堆生活麻煩的普通人出門“窮游”，這一路上，既看山河風景，也小心翼翼地探入人心幽微的褶皺。仿佛置身于暗夜，但也感受到光，但這光也是明滅不定的，就像小說所言，“光隱沒在軌道里”。班宇很善于處理這種交界的、混沌的人生境遇；耐心地縫合種種看似對立的兩極之間的辯證關系，徘徊在明與暗、信與疑、希望與絕望之間，達到一種哀而不傷的藝術效果。小說中三個人物的日常生活顯然是單調、疲乏甚至絕望的，一場出游好比探出頭來透口氣，但終究要回歸到原先的生活軌道，什么都沒有改變；但也未必，下樓來的“我”還是原來的“我”嗎？小說結尾，“我”回到家卻不進屋，特意留一點時間給父親，原先緊張的父女關系似乎增添了一絲善意和體貼。小說中寫旅途的核心情節是一次登樓遠望，“我”仿佛看見云霧中的駿馬，耳畔還有嘶鳴，暗合“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成玄英疏：“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被庸常生活壓抑得透不過氣的“我”，終于在此刻“青春發動”。但等下樓后來到山谷，才發覺此前登樓時耳聞的嘶鳴聲，原是馴馬所為，“鞭子抽得極兇，人和馬離得很近，雙方像是在臺上進行搏斗”，這哪里是精神發抒，是人間的受難和磨折。但是這樣想也不對，上面這兩個場景不是互否的關系，倘若不嫌附會的話，登高樓與下山谷、登高遠望與重回庸常俗世，我愿意聯系起柏拉圖筆下哲人的“上升”和“下降”，在見證了陽光之后，需要攜帶著審慎與節制，“重返洞穴”。

在成年儀式和民間童話中，往往存在一段“灰燼時間”，在灰堆里“經歷某種冬眠或昏睡的儀式”，象征孩子氣的死亡和人格的再生。比如一個出身高貴的王子淪為廚房小廝，從事卑微鄙俗的日常雜務，“代表了從高處摔落”，但日后的建功立業實則離不開這段日常性的磨煉(徐丹《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這么說吧，在“灰燼時間”，青年人了解自身的限度與潛力，從而學會謙卑而熱情地面對世界；灰燼中埋藏的點點星火，正是未來持續燃燒的熱源。

我的意思是，青春寫作也許只有通過一段“灰燼時間”，才能獲得生長。在周嘉寧的《基本美》(《收獲》第1期)中，我見證了生長的氣象。閱讀《基本美》的體驗其實并不暢快，一個段落經常需要翻來覆去地讀。然而從閱讀過程的辛苦中，我能感覺到周嘉寧表述過程中的艱難，因為她要誠懇地表述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機與成長。這篇作品對于當下青年文學而言具有重大意義。比如，在這個群體此前的文學表達中，觸目可見頹廢、憤怒、對世界大聲說“不”的姿態。周嘉寧通過小說中“洲”這個人物對上述姿態作出清醒的反思。那種憤怒和排他，會板結為一種程序化的表達，恰恰成為青年人拒絕介入世界的姿態；在這種浪漫化的表達過后，一切都沒有改變。其實大聲說“不”還不是困難的，困難的是在說“不”之后，濾去憤怒和排他的姿態(這種姿態中還附著著一種優越感，就是周嘉寧在小說中提及的“傲慢”)，仿佛經歷“灰燼時間”，轉而“降落”到日常生活中，確立起自身的位置和意義，展開長久而耐心地修復世界的工作，這項工作必然是從點點滴滴的瑣碎事務開始的，必然伴隨著和各種各樣凡庸的人事產生交涉、撕扯，無疑這一切都是耗損心力的。但這才是青年人真實地去觸動世界的開始、這才是現實有可能發生改變的契機。

金理，1981年生，評論家，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寫在文學史邊上》《青春夢與文學記憶》等。

2018科幻短篇推薦

李兆欣

中文科幻創作正在進入下一個黃金時代，雖然名家大師尚未換代，但新作者的涌現速度和數量都達到了歷史新高。征文競賽、創意寫作培訓、新人培育計劃……歐美文壇曾經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已在國內出現，乘上互聯網文創領域的大潮，形成了倍增效應。另一面，科幻寫作也沾染了各個領域普遍的浮躁氣息，有些作者認為可以躺著進入未來，忘記了在順境里，才需要用更嚴苛的標準，主動接受讀者和市場的檢驗。

在希望和泡沫共存的2018年，中國的科幻短篇小說總算是收獲頗豐，不同的類型風格都在蓬勃發展，既有名家新作，也有新人出世。

多年未發表作品的劉慈欣，以《黃金原野》(收入《十二個明天》)重回大眾視野，心系人類的謊言，支撐起我們似乎現實中正在錯過的未來。雖非今年新作，其一以貫之的對人類當下選擇的擔憂，再次掀起大眾對科幻價值的討論。

在世界的極端艱險中，方見人性的溫暖光輝。正處于創作巔峰的萬象峰年，以一篇《點亮時間的人》(收入《時間·不存在》)盡情展現了科幻小說的力量，如果宇宙的全部時間由你一人主宰，你是否能守住人性？技術之外，科幻關注純理念的疆域，糖匪以《無定西行記》(《花城》第6期)對空間進行了想象和敘事的雙重探索，處處體現又無一處著筆的西域，最終讓我們反思自身所在的東方究竟為何物。除了人類和時空，科幻仍然關心生活。新人沙陀王在《下山》(微信公眾號“不存在”)中虛構了一座美好的山中道觀，其中掩蓋著被抹掉的殘酷記憶，但沒有人能永遠躲在山上，不面對下山的險境。在谷歌美國工作的計算機工程師慕明以竹編手工藝人的驕傲，碰撞神經科學的信念，發出是否應該《假手于人》(第七屆未來科幻大師征文一等獎)的疑問。理解技術如何塑造了我們的生活，想象未來將會提出的人性考驗，是科幻責無旁貸的責任，在2018年，科幻作家們總算不負眾望。

李兆欣，科幻評論者，未來事務管理局合伙人。

2018，深有獲益

劉瓊

閱讀是見仁見智、因人而異，就某一個人而言，喜好和取舍總有其理由。比如我，在過去的2018年，文學和歷史是閱讀的主要面向。這是工作性質和個人興趣綜合取舍的結果。在諸多閱讀中，有些作品讓我深有獲益。

陳彥《主角》：這部長篇小說雖然篇幅近八十萬字，依然強烈地吸引了我。它不僅提供了準確、豐富、奇特的戲曲文化信息，塑造了獨一無二的平民形象，最令我看重的還是作家對于中國社會的透徹觀察以及對于中國人命運的深沉思考。精妙的敘事藝術和高貴的精神情趣也令人難忘。

劉醒龍《黃岡秘卷》：是這部小說，而不是歷史書籍，幫助我修正了對于黃岡歷史和現實的認知。此外，比較起一波三折的故事，它提供的地理文化信息以及對于人性、人情、人格的探討，別具魅力。這本書無疑是作家劉醒龍的“中年”變法。

潘向黎《梅邊消息》：關于古典詩詞鑒賞，這一部可以作為枕邊書，差錯率小，可信賴，好閱讀。它的價值在于創新和去道學氣，這是就整體精神氣質而言，也是就內容而言。它的好處在于精妙講究和優雅穩健，這是就語言風格而言。

王充閭《詩外文章》：這是另一本讓我倍感意外的古典詩歌書寫。比較起鑒賞，從體例看，它更接近注疏和眉批。以一類素材、一首詩為由頭或主體，勾連同題，延展時空，作家的私塾受教功底以及哲理情懷有節制地釋放。非有大學問而不能為，這套書有教科書范兒。

宮梓銘《去薩萊路上》：難以想象這是一本中學生寫的書。文字精煉、細膩、從容不迫，表現力、節奏感和想象能力遠超一些成年作家。如謝冕先生所言，作者的現代意識和現代性表達常常讓人想起卡夫卡和博爾赫斯，讓人忘記其實際年齡。

此外還有一些讓我記掛的書，比如郭宏安《斑駁的碎片》、李敬澤《會飲記》、何鎮邦《昔日風景看不盡》，等等。還有一些單篇文章令我開腦洞，比如丁帆《先生素描》、張輝《做作者的知音》、孫紹振《歸化泉州》、孟繁華《〈十月〉，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縮影》，等等，不一一枚舉。說實話，它們大多是非虛構寫作和歷史講述。從中，我讀到了真相和邏輯。

劉瓊，評論家，藝術學博士，《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專著和編著有《聶耳：匆匆卻永恒》《當代舞臺藝術觀察與思考》等。

不向溫軟臣服——2018年小說印象

劉錚

班宇是個人物。大家都看得到，不必多講。他不免被拿來與雙雪濤對比，雖無可奈何，卻也不無道理。在我看來，他與雙雪濤相近之處并非重點，要緊的是差別在哪兒。這里只提一點：班宇的小說，抒情性強。班宇的小說是當詩來寫的。這既是特色，又是弱點。特色不說了，弱點是什么呢？在班宇的文體、氣質的抒情性與他筆下的人物、環境的客觀性之間，存在著一種斷裂。他的人物具有極大的感染力，但這感染力有時并不來自人物本身，并不是從人物內里透出來的，而是作者利用了他抒情的濾鏡，實現了某種外在的效果。就好像電影演到令觀眾動情處，加進來一大段弦樂——也不是不感人，但觀眾淚如雨下，跟弦樂的關系更大。小說集

《冬泳》有一層現實主義的皮膚，但里面是浪漫主義的。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他的一些人物夯不實。張愛玲說過，好的作品有兩種，一種是讀者讀完了說“是這樣的”，另一種是讀者讀完了說“有這樣的”。班宇的小說，讀的時候會很激動，不過有時過后想想，會覺得，沒這樣的。這就是浪漫主義。班宇今后不管繼續向浪漫主義方向走，還是向現實主義方向走，都好。好過現在這樣。

董夏青青的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凜冽。其中固然有自然環境帶來的必然影響，但也與作者克制、冷靜的筆法有極大關系。不過，小說外冷內熱，里面的巖漿偶爾噴發出來，老實講，還是不噴發的好。自然環境的嚴酷與軍旅紀律的嚴明，給小說設置了理想的客觀界限，圍繞這些界限，可以展開波瀾萬丈的小說敘事。這是董夏青青在題材方面占據的天然優勢。稍稍偏離這些方面，一涉外間的當代世俗生活，小說的水準便明顯下降，說明作者對此尚乏把握。聰明的做法或許是干脆繞開這些，福克納不必寫契弗熟悉的那種生活，這是理所當然的。《科恰里特山下》亦是群像，但作為群像，無疑比王占黑式的群像好得多。董夏青青如能不向溫軟臣服，繼續凜冽下去，前途不可限量。

2018年，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小說集還是袁凌的《世界》。袁凌極沉靜，極沉穩，極有耐心。雷蒙德·卡佛說，他聽人講，作家杰弗里·沃爾夫給寫作班的學生的建議是，“Nocheaptricks”(別耍無聊的花樣)。卡佛說，他稍加修正，“Notricks”(別耍花樣)，句號。袁凌的好，首先一條，“Notricks”。當代生活，“世界是平的”，誰不是見多識廣，作家炫技不成，往往自曝其短。袁凌是“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但接下去還有一句：“無為而無不為。”袁凌的作品中有一種游蕩的氣息，如霧靄氤氳，這就使他的沉靜沒有轉為枯寂，而又有莫測高深之感。袁凌筆下的農村，其苦、其拙，都厚實。在眾皆浮泛的時代，《世界》是塊讓人放心的壓艙石。

劉錚，筆名喬納森。畢業于清華大學，現為《南方都市報》文化副刊部編輯。著有《始有集》，編有《日本讀書論》。文章散見于《文匯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讀書》《書城》《天南》《萬象》等報刊。

2018散文閱讀印象

汪惠仁

《河流記》：這是一部關涉大地倫理的書。李漢榮用河流來貫穿勾連大地與大地上的人與事。自然的隱秘意志與理路，映照出人間之種種虛妄，李漢榮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他的自然寫作。

《我認出許多熟悉的臉》：閆紅的讀書札記看似面目平常，而實際上與流行的“寄生式”輕浮寫作有著極大的不同。閆紅對庸常生活中人性的體察之細之深，是普通寫作者難以企及的。她是能夠在敘述中實現稀松平常與峭拔孤挺相互轉化的寫手。她的寫作中仿佛雜糅了張愛玲與蘇軾。

“花城關注”《中國新生代散文大展》：《花城》雜志在2018年有“花城關注”欄目，百花文藝出版社在2018年推出《中國新生代散文大展》八〇后、九〇后兩卷本。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散文寫作的新的生長。這些年輕人的寫作，不再是某些口號呼吁下的“著相”的革新或革命，他們已經進入了他們自己的關于寫作的心平氣和的理由和狀態，在文體的意義上，在知行關系的意義上，他們已經踏出了新的路徑。

汪惠仁，《散文》雜志主編。

認出并珍惜這樣的創作

吳琦

郭爽《正午時踏進光焰》：初讀郭爽，是從她的非虛構作品開始，她的非虛構其實已經寫得很獨特，完全打破了傳統文體的章法，而其自由程度已經逼近虛構。因此當我聽說其實她早就開始寫小說時，暗暗有些隱憂，因為文體之間的通約關系不是那么簡單，有時甚至是相反，能在非虛構中帶入小說的筆法，常常意味著作者寫小說時會遇到困難。于是拖到很晚，才真正踏進她的虛構世界。恰似她用心取的這書名，我仿佛突然進入一個正午，遇到她的創作所發出的光亮和暗暈，不能立刻說這是一部完美的小說集，但又分明看到，其中蘊含著一位杰出小說家的質地。有幾個印象是非常明確的。一個是她在語言和結構的處理上，在端正與復雜之外，總有一些溢出的部分，一些完全從敘事中跳脫的句子，一些在結構上不能嚴絲合縫契合的關節，成為局部的障礙，也成為她在敘事中可能暗藏的利器。一個是她處理不同性別的敘事，能夠游刃有余地完成轉化，不落入任何一種性別的陷阱，似乎實現了一種十分中性化的觀察。還有一個更本質也更私人的標準，那就是難得她還有一種莫大的慈悲，在小說家的身份逼迫她露出刻薄之眼的邊緣，依然極力為人留下一點顏面。其中我欣賞的部分，是她對當代生活的處理，盡管這只是她小說中的一小部分。她沒有直接去描述當代生活本身的光怪陸離，比如選秀追星、互聯網等命題，一如許多當代嘗試一樣，而幾乎是理論性地把當代生活給人際關系帶來的關鍵改變(或者不變)給抽象出來，化用在小說里，而讓讀者不太意識得到自己的生活被直接挪用了。這是當代生活小說化的時刻，一個非常艱難的敘事任務。我盼望著這樣的時刻能在她筆下綿延生長，并最終流出一條我們今天的生活能夠在文學中得以保存的河。

王占黑《空響炮》：也許應該首先恭喜王占黑過去一年所得到的認可和成就，我們的文學機制和社會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肯定(或者也可以說是“追捕”)那些嶄露頭角的年輕人，而我再次對她隔空表達欣賞，也必然屬于這個過程。她小說中那種九十九句輕快加一句嘆息的氛圍，一開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那首先不太像是這么年輕的作者常見的表達，盡管理論上“年輕”應該具備那樣的質地；其次那也不像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里常見的表達，盡管尋找這樣的聲音是我們擺脫這一切支離破碎的方法。我深深地共情于她對于過去的街道生活、集體生活的描述，那是我們這一代人初初建立自己情感堡壘的時刻，而不像多數人迅速在個人主義的掩護下確立自我，我可能和她一樣，至今仍然受益于它。因此，我首先認為應該認出并且珍惜她這樣的創作，在如今是如何之稀少；其次，也要以這樣的作者為基礎，去組織一些討論，打通文學與社會變遷之間日益神秘化、虛無化的關聯，讓二者都謙虛一點，得以重新互相映照、互相刺激，讓更多像她這樣自然的情感與文字開始流淌。也許值得澄清的是，王占黑對父輩、對街道、對社區生活的描述，絕不純粹只有懷舊的意義，反而，正是在她那種對過去確鑿的、拒絕語焉不詳的認知中，我們才得以面對未來，并且是擁有一種開放尤其是開懷的狀態，去面對它。我們已經聽過太多次，未來是屬于年輕人的，但從來沒有人具體地知道那是如何屬于的，而在王占黑的小說中，在“她”是如何獲得愛與快樂的過程里，我們知道了未來的信息，并且知道得非常具體。

蒯樂昊《異物》《平安夜夜安平》《無花果》：蒯樂昊是一個嶄新的小說作者，盡管在這之前，她早就是一個成熟的其他文體的作者，更是一位老辣的讀者。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她是攜帶著非常廣泛的好奇心、廣闊的經驗和不拘一格的趣味，進入小說創作這個世界的。還在小說創作的早期，她就自動繼承了一個古典的“說書人”的傳統，用一種非常樸素而強烈的天然敘事沖動引領著自己的創作，而不在字詞的錘煉中做太多曖昧的停留。這在小說創作日益自我復雜化的今天，本身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與此同時，我也驚訝于她是如何快速地擺脫其他文體給她造成的慣性與限制，很快就進入了小說創作的腹地，在語言、結構等技術層面往前發展，每一篇都能解決一個問題，不斷制造出新的故事容器。近距離面對這樣的作者，讀者或者編輯都會發現自己所能做的不多，甚至連給出意見都非常困難，而只能沉默地期待。也許讀過她小說的人還不多，事實上她的創作到現在也還很少，但我居然就這么早就做出了期待，期待她會因為小說創作而被人們記住，并且我確信那不只是期待而已。

吳琦，《單讀》系列主編。

2018，一些珍貴的閱讀記憶

許旸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部小說背后的故事足以令人唏噓——又年輕又美又有才華的姑娘，看上去已經是人生大滿貫贏家，但她逃不脫生命中被補習老師侵犯的陰影，以及頂著強大精神壓力啼血寫成書的二次折磨。全書金光閃閃的凌厲隱喻，俯拾即是。眾多國內知名作家學者的評價都很到位，而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另一重力量，是告訴熱愛文學文藝的少男少女，光有對文學的信仰是不夠的，光有對教師(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切權威)的單向屈從也是有風險的，尤其是當對方干了混蛋的事。文學不是粉飾的外衣，更不是缺陷的遮羞布，練習掌握文學以及文明的密碼，最終也需從中展開反思，擁有辨別和反擊力。“為什么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為什么所謂教養就是受苦的人該閉嘴？……我寧愿我是一個媚俗的人，我寧愿無知，也不想要看過世界的背面。”這是一本太珍貴的生命之書，關于文學，關于性，關于力量失衡的關系，關于教育，記得，小心教養的反噬。

茹志鵑、王安憶《母女同游美利堅》：中國當代文壇最有名的作家母女，莫過于這本書的作者了吧。1983年，茹志鵑和王安憶同赴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三年后她倆唯一的日記合璧之作出版，又過了三十多年，再版。很少有一本書可以同時照見當代文學兩代重要作家的心路，書中貼膚貼肉的刻畫，不純是異域風光的描繪，還有東西方文學藝術交流的鮮活掠影，以及對美國社會多個層面的體察。母女雙重視角的交織、比對，尤其有趣。“我總是極力掙脫與母親的捆綁，身為著名作家的女兒，成長中的反叛期延長并且加劇。媽媽一直比較淡定，在美國，她看我天真地和別人爭吵，眼神里多是寵溺欣賞，做父母的對兒女都不是客觀的吧。”王安憶在接受我采訪時說的這番話，很容易讓人想起青春期女兒和母親之間的永恒張力，繼而會心一笑。首先會覺得這種母女同行很珍貴，老老實實的記錄更是寶貝得近乎奢侈——你還能想起最近一次和父母同游的天氣、心情、經歷嗎？時光不停歇，文字是可靠的忠仆。

徐懷中《牽風記》：作為軍人的女兒，我似乎對軍旅題材有著天然的親近。這部作品讓人驚艷的不止是完成度與作者高齡的戲劇反差——作家徐懷中九十歲完成長篇新作，寫得十分舉重若輕；其中透出的創作自覺和自省，更是讓人欽敬。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十九歲命隕，但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悲劇，血色硝煙中氤氳著唯美奇幻色彩，閃耀著人性的高華，女主角清新如朝露，潑辣中有天真，在《牽風記》中芳華綻放。徐老的這段話尤其令我感動：“不是說你經歷過了哪個戰役，就可以有恃無恐地進入創作了。軍事文學有許多種寫法，我下筆愈發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戰在于把頭腦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縛的東西徹底釋放，掙脫精神上看不見的鎖鏈和概念的捆綁，拋開過往創作上的窠臼，我盡量把小說寫得更符合藝術創作規律，自然、真實、返璞，拋棄腦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礙，不管不顧了。”

黃德海《〈三體〉：大荒山寓言》(發表于《鯉·時間膠囊》)：黃德海的文字透著誠懇，他如此迫切卻又小心翼翼地分享著，生怕“劇透”，但更怕讀者不明白《三體》的好。他苦口婆心地勸告：如果開始讀《三體》時有不適感，甚至有點眩暈，不要急著放棄，這非常可能是進入虛構新世界時沒被辨認出來的驚喜感；如果對第二部發現的道德難題和冷酷圖景心有余悸，不妨暫停一下，因為這一切將在第三部變本加厲；如果覺得前兩部已足夠震撼，不用擔心，可以肯定三部曲是一個越來越出色的書寫過程，迎面而來的時空尺度將更為恢宏……看質地卓越的文學批評，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黃德海在這篇書評里，出色回答了文學界長久討論的一個話題——很多科幻小說重情節而文字“不行”嗎？“三部曲中的‘黑暗森林’‘面壁者’‘二向箔’等將以文學形象的方式，成為當代漢語的常用詞，參與一個民族語言的形成……創造了鮮明形象的語言真的是粗糙淺陋、破敗不堪的嗎？換個方式，是不是可以說，書中的鴻蒙氣息和浩渺之感，讓《三體》的語言樸素到了莊重的地步？”劉慈欣真幸福啊！有這么專業的理想讀者。

許旸，《文匯報》記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