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隋書》確立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影響深遠。資料圖片

點校本《隋書》修訂本。資料圖片

1973年，點校本《隋書》第1版問世，自內而外都散發著來自那個時代的氣息。在以“中華書局編輯部”名義撰寫的《出版說明》中，沒有留下點校者的名字，更沒有編輯的姓名。版權頁上，中華書局的地址是“北京人民路36號”。如今，“人民路”早已恢復了“王府井大街”的舊稱。

時隔40余年，作為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一部分，點校本《隋書》修訂本日前由中華書局出版。版權頁上的地址更換為“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自不必說，在卷首的《隋書整理人員名錄》中，不僅羅列了修訂組成員、編輯組成員的名字，而且鄭重其事地把原點校者的名字放在最前。如果有細心的讀者把這個修訂本與1973年版的點校本詳加比較，還會發現：原有的803條校勘記，刪去了80余條，又新增了1660余條，還有數百處的標點改訂。

85卷的《隋書》影響不及“前四史”，規模不及《宋史》《明史》等大部頭，然而，其點校、修訂的歷程卻也折射出了時代的變遷與學術的發展。

1.十年工夫，正常速度

從公元581年楊堅稱帝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隋朝享國不足40年，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堪稱短暫。不過，作為二十四史之一的《隋書》，記事上及南北朝，影響延至當代，其所承載的民族記憶遠遠超越了歷史年表的框限：祖沖之的圓周率計算結果，記錄在《隋書》；研究“均田制”的史家，無法忽略《隋書》的記載；傳統典籍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由《隋書》確立……標點、校勘這樣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史書，找到合適的整理者，至關重要。

“《隋書》原由汪紹楹先生點校，已完成初稿，并寫出校勘記，汪先生逝世后，即由我繼續點校，并整理汪先生校記稿……”已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陰法魯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當年點校《隋書》的經歷。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中，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汪紹楹，不僅點校過《隋書》，還參與了《魏書》點校，但人們對他的生平事跡知之甚少。

“汪紹楹先生沒有固定職業，當時應出版社之約點校一些古籍，近乎給人打工的做法。”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程毅中曾專門撰寫文章回憶這位對古籍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的“古籍整理專業戶”。雖然身后寂寞，但今天人們閱讀的《太平廣記》《藝文類聚》《搜神記》等古典名著的點校都是出自汪紹楹的手筆。

接續汪紹楹點校《隋書》的陰法魯，長期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以古代音樂史研究而聞名。除了這兩位一時之選，還有中國科學院的科技史專家嚴敦杰負責《律歷志》和《天文志》的點校，天文、歷法是更為專門的學問。

珠玉在前，修訂本如何在保持原點校本成果的基礎上，展示古籍整理新規范、體現當代學術新進展？擔子落在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和孟彥弘的肩頭。從2009年的修訂方案專家評審會，到2018年的定稿會，再到2019年正式出版，十年倏忽而逝，年過花甲的吳玉貴退休后已轉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工作，孟彥弘也到了知天命之年。

“點校古書，就是個熬工夫、耗時間的事。一句句讀、一字字對，閱讀速度就那么快，想再快，也不可能。十年，是個正常速度。”孟彥弘說，雖然現在有了古籍數據庫，查檢古書方便多了，但從宋至清九種版本的《隋書》以及《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資治通鑒》等史料的過眼比對，是無法省略的，“學者引用古籍文獻，只需要引用讀懂了的或自認為讀懂了的；讀不懂的，可以不引、不用。但點校古籍就不行，不能挑、不能選，就得一句句、一字字地過。好在，我們做的是修訂工作，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往前走，省事多了。”

花工夫的，除了點校工作，還有專家審讀以及修訂組、編輯組反復的討論，“三校一通讀”的編輯流程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摳、一句話一句話地讀，十年過去了，一部新的點校本《隋書》問世了。

2.兩代傳承，舊籍重光

常有人說，古籍整理是一個“好漢子不愿干，賴漢子干不了”的工作。說“賴漢子干不了”，是因為古籍整理的繁難；說“好漢子不愿干”，則是因為花費同樣的時間與精力，從事古籍整理所能獲得的直接回報遠不及發論文、寫專著，而且，面對一部古籍，任憑哪位名家大家的點校，都難免千慮一失。但無論哪個時代，都有一些“好漢”，寧愿放棄個人的學術研究計劃，投身古籍整理。

1973年的點校本《隋書》出版后，陸續有學者發表文章，指出其中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陰法魯連續撰寫多篇文章進行回應。

“近年來看到讀者對《隋書》標點本的評論，我深受教益。點校的錯誤和缺點所以產生的原因，或由于點校者的學識所限，或由于下的功夫不夠，或由于疏忽，或由于今本排印時失校等，這都是應當吸取的教訓。”陰法魯曾坦誠地表示，書稿主要由他改定，“對于書中點校的錯誤和缺點，我應當負主要責任。”

“一部古籍，特別是正史，涵蓋面很廣，其內容如果超出了學者的專長，就很容易犯錯。”孟彥弘介紹，與我們通常使用的標點符號不同，古籍標點采用的是“全式標點”，不僅有常用的逗號、句號、頓號等標點，遇到書名還要加波浪線作為書名號，遇到人名、地名、朝代等專名時，還要使用專名號——在這個專名旁加一條直線，“比如，古籍中常有幾個人名、地名連在一起的情況，這些人名、地名是一個字、兩個字，還是三個字、四個字？還有一些音譯的專名，情況更復雜，怎么加專名線？對于外行來說一頭霧水，對于相關專家來說卻可能是常識。這次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不僅有古籍整理、歷史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還邀請了不同專長、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審讀，原因就在這里。”

點校本《隋書》修訂本責任編輯孫文穎介紹，為保證修訂本的學術質量，在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中，各史的《天文志》《律歷志》、外國史傳等內容都由相關領域專家負責解決疑難問題。《隋書·天文志》中有一句“其南三星內析”，整理者發現，在《太平御覽》《唐開元占經》等典籍中也有相關語句，但是“內析”字寫作“內杵”。究竟是“析”還是“杵”？這是一個太專門的問題，整理者一時難以得出定論，原擬做存疑處理。作為《天文志》的審讀專家，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研究員劉次沅認為，此處應以“杵”字為是，不必存疑。在修訂本的正文中，隨傳世《隋書》流傳了近千年的“析”字改作了“杵”，整理者又在校勘記中把改字的根據做了清晰的交代。在修訂過程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隋書》的初次點校和這次的修訂，體現了不同時代學人在文獻傳承方面的堅守。老一輩學者有著深厚的舊學基礎，但由于種種原因，長才未展；改革開放后培養的新一代學人，奮起直追，正在結出新的果實。”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玉麒如此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