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成為簡·奧斯汀》中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

◆巴爾扎克

◆雨果

◆伍爾夫

◆席勒

◆喬伊斯

在《月亮與六便士》里，毛姆借主人公之口說出這樣的話：那些所謂成功的書也只不過是季節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歷經了多少苦難，承受了多少傷心，才能僥幸給讀者幾個小時的休閑，或者打發掉他們在旅途中的單調與乏味。

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這些都是每一個寫作者必經的過程。而那些傳世之作的誕生就更是如此。在新近引進出版的《怪作家》一書中，作者西莉亞·布魯·約翰遜化身“文學偵探”，為人們一一揭秘世界名著誕生的細節，以及大作家們寫作的怪癖和執迷,看似寫的是獵奇八卦，實則透露的是寫作的艱辛。它們告訴世人，成為作家何其不易！

——編者

他們尋尋覓覓，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空間

寫作的更多時候，馬塞爾·普魯斯特選擇把自己孤絕于臥室。他夜里寫作白天睡覺，時間的倒錯使得他進一步抽離于世界之外。在《追憶似水年華》(一開始被英譯為《回憶往事》)出版后不久的一次采訪中，他講述了隱居的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創作上的好處。他說，“黑暗、靜謐與孤獨，如同沉重的斗篷披在我肩上，迫使我在自身之中再造所有的光、所有的音樂，自然的妙趣、交往的歡愉”。

普魯斯特的隱居之處，位于巴黎車水馬龍的豪斯曼林蔭大道。在白天，普魯斯特的窗外是來往的行人。汽車和四輪馬車在鵝卵石路上發出聲響。被種種騷動激蕩起來的塵埃與喧嘩，滲入公寓大樓。在失眠多日之后，他設法將房間改造成一只繭，以摒絕所有的聲音、光線和污染物。百葉窗、雙窗格窗以及嚴實的藍綢窗簾，皆充當普魯斯特的保護層，以防止任何刺激進入他的臥室。事實上，整套公寓都深掩著。普魯斯特只允許阿爾巴雷在他外出時開窗。為了確保更大的孤獨，他甚至決定連電話也摘掉。在這個密封的空間里，沒有一絲光線的游離，沒有塵埃顆粒，會去打擾這位在白日入眠的作家。

然而噪音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普魯斯特被闖入他房間的聲音折磨得不行。他的朋友安娜·德·諾瓦耶給他提供了一個實用的、盡管有些偏門的解決辦法：軟木！她在自己臥室的墻上便襯了軟木，用來消除外面的噪音，然后發現這一招挺靈。所以他聽從了她的建議。1910年，他將臥室的墻壁和天花板都覆上軟木板。

D.H.勞倫斯則喜歡在樹林里寫作。在一封給畫家簡·朱塔的信中，勞倫斯寫道，“樹木如同生活的伴侶”。他指的是德國埃伯斯泰因貝格附近黑森林中的那些大冷杉。三十五歲時，勞倫斯在那座古樸的德國村子里度過了幾個月。在這個閑適的地方，他經常隱退到樹林中，寫他的第七部長篇小說《亞倫的神杖》。整本書是在戶外完成的，在那里冷杉樹靜靜地陪伴著他。對于這座充當他的工作場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森林，他感到難舍難分。他說道，“[這座樹林]似乎散發著某種神秘的活力，某種反人類或者非人類的東西”。

四年之后，勞倫斯尋求在北美的松樹林下避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弗里達，以及他們的朋友多蘿西·布雷特。他們的家，“基奧瓦牧場”，位于鄉間的一座山上。早上勞倫斯會消失在樹林中。差不多到了中午，布雷特會來喊他吃午飯。無一例外，她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一棵樹下，沉浸于工作中。布雷特寫道，“有時可以透過林間瞥見到你，穿著藍襯衫、白燈芯絨褲，戴著一頂很大的尖草帽，倚靠著一棵松樹的樹干而坐”。牧場的前方高聳著一棵挺拔的松樹，下面擺著長凳，如果沒有去樹林深處，勞倫斯就會在這里寫作。

終其一生，勞倫斯享受過各種斑駁的樹蔭，遍及整個世界。在英格蘭赫米提吉村的禮拜堂農舍，他坐在一棵蘋果樹下的椅子上寫作。在意大利加爾加諾，他在檸檬樹林邊工作，除了復核《兒子與情人》的校樣，還寫了一些詩歌和散文。在墨西哥，他在湖邊一棵柳樹的擁抱下寫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寫作則是在托斯卡尼一株巨大的意大利五針松下。

1926年，勞倫斯在意大利時，作家朋友阿道司·赫胥黎來看他。赫胥黎剛買了一輛新車，提出把舊的那輛轉給他。但勞倫斯對開車的想法毫無所動。在一封談到這件事的信中，勞倫斯宣稱，“靜靜地步入松林之中，坐在那里做一點我做的工作，還有什么比這更為愉悅的事。為什么要跑來跑去的！”

就著咖啡或茶，他們才能寫出東西

巴爾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而且濃度不夠還不行。在薩謝的時候，他要花半天時間外出采購優質咖啡豆。他喜歡勁頭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為了確保強有力的效果，甚至發明出自己的一套做咖啡的方法。按照他的推論，少量的水和更精細的研磨，可以讓飲品的效力極其強大。當覺得咖啡的作用在減弱時，巴爾扎克就加大攝入量。而當他需要應急時，便直接嚼生咖啡豆。咖啡有副作用。他承認，是咖啡讓他變得“莽撞，脾氣暴躁”，變得喜怒無常。盡管如此，他還是選擇繼續喝咖啡。他就靠此來維持他長時間的工作。他說，“[咖啡]給了我們一種能力，讓我們能夠從事較長時間的腦力勞動”。一杯接一杯地，巴爾扎克寫著他的《人間喜劇》——由相互連接的故事和小說組成的史詩巨著。

不論是選擇茶，還是選擇咖啡，許多名作家都發現，一杯合宜的熱飲是對寫作過程的理想補充。對巴爾扎克來說，咖啡是一種精神的興奮劑。然而，他并非只在書房喝。巴爾扎克喜歡到巴黎歷史悠久的普洛可甫咖啡館過嘴癮。伏爾泰——他去世比巴爾扎克出生早二十余年——也曾頻繁光顧這里。

伏爾泰喝起咖啡來，與巴爾扎克有的一拼，他一天要喝多達四十杯。對于熱衷咖啡的人來說，普洛可甫是個理想的去處。伏爾泰開始頻繁出現在這里的時候，已經八十出頭。那時，他正在馬路對面的一家劇院導演他的戲劇《伊蕾娜》。排練結束后，他會穿過馬路，來到這家咖啡館，坐在他最喜歡的桌子邊，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種風味獨特的、加巧克力的咖啡。

亞歷山大·蒲柏對咖啡的使用則完全不同。他會在午夜召喚仆人趕緊做一杯咖啡。這一要求是出于醫學目的。他發現，從一杯熱咖啡里散出的蒸汽，對治愈他的頭痛有神奇的療效。

相比咖啡，其他一些作者會選擇茶。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會用一杯茶來作為自己進入白晝的方式。波伏瓦承認，她是個不怎么早起的人。她說：“一般來說，我不喜歡一天開始的時候。”一杯茶會幫助她從床上來到她的書桌前。喝下一杯熱茶后，她就準備工作了——通常是在上午十點左右。

塞繆爾·約翰遜則不分早晚地喝茶。他是茶的狂熱擁護者，一度為了捍衛茶而攻擊喬納斯·漢韋的《論茶》。在這篇隨筆中，漢韋不贊成英國人對茶葉的消費，甚至極端地說，他寧愿叫“啜飲的習慣”終結。在對漢韋論文的評論中，約翰遜詳細地談到了自己喝茶的習慣，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頑固的、無恥的飲茶者，在二十年的時間里，對飯菜興趣不大，只對泡飲這種令人著迷的植物感興趣，以至于燒水壺幾乎沒時間涼下來。茶為晚上提供了消遣，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變得受歡迎。”

為了激發創作靈感，他們各出奇招

對于不少作家來說，浴缸就是催化靈感的絕佳空間。毛姆會把他的晨浴時間好好利用。當他的身體一浸入水中，這一天的最初兩個句子便浮出腦際。埃德蒙·羅斯丹，《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的劇作者，則在浴缸中尋求庇護。因為靈光每次襲來，都是如火花一樣噼啪作響，而非逐漸消失成灰燼。為了避免在創造力密集迸發時有任何中斷，他會洗一整天的澡。羅斯丹告訴法國善于交際的赫格曼-林登克羅恩夫人，他的戲劇《雛鷹》是潛入水中寫成的。

當阿加莎·克里斯蒂計劃整修她的宅邸“綠廊之家”時，她告訴建筑師吉爾福德·貝爾，“我想要一個大浴室，帶一個壁架，因為我喜歡吃蘋果”。對于這位將浴室作為主要工作區的作家來說，這些要求可不是小節。那些精妙絕倫的情節，便是克里斯蒂在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浴缸里放松時，一點點構想出來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進展，或者至少她花在寫作上的時間，可以看繞著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蘋果核數。

很多作家發現，在移動中，自己的思維更加活躍。雨果絕大多數時候都會離開書桌構思他的作品。一位記者曾在格恩西島拜訪過雨果，他如此描述這位作家動態的創作過程：“甚至在屋子里，他都經常來回走動，像一頭被關在籠子里的獅子，偶爾停頓一下，或是到桌前寫下突然出現在腦海中的想法，或是到窗前，那里無論天氣是冷是熱還是下雨，總是打開著。”無論在室內還是戶外，隨著身體每走一步，他便朝故事、戲劇或詩歌的下一行前進一點。

梭羅也在步行中獲得了大量靈感。他曾說，散步時一種高貴的藝術，鮮有人掌握。梭羅贊賞的華茲華斯，同樣熱衷此道。據梭羅說，華茲華斯的仆人有一次把一名訪客帶到詩人的書房，不過又指出，“他的書房在戶外”。托馬斯·德·昆西曾估算，華茲華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約有十八萬英里。盡管沒有地圖呈現華茲華斯走過的路線，但有他的詩歌為之提供文學上的里程碑。在鄉間漫長的遠足中，華茲華斯創作了大量韻文。

狄更斯經常被迫行走。在倫敦街頭，認出狄更斯的行人會以為他有緊急的約會遲到了，因為狄更斯的步調特別引人注目，每小時達到4.8英里。他就像拉鏈被拉開一樣，從悠閑的散步者和步履輕快的行人中穿過。狄更斯這么做，是被創作的火花推動，而不是因為需要到達某個目的地。每當陷入創作的困境，他便這么大步流星地走。狄更斯給他的朋友約翰·弗羅斯特寫信說：“如果不能快步地走很遠，我就要爆炸和毀滅。”

無論在鄉間還是城市，弗吉尼亞·伍爾夫都喜歡走很長的路。外出走動時，她經常能獲得靈感。1932年末，在倫敦閑逛時，她發現自己陷入創造性的失控中。在這一年11月2日的日記中，她寫道：“當我走上南安普頓路，我置身于迷蒙、夢境和陶醉之中，一句句話借我的嘴說出，一幕幕場景在我眼前呈現。”這個在想象的迷霧中抓住她的故事，最終發展成長篇小說《歲月》。

也有的作家獲得靈感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甚至匪夷所思的，比如席勒。有一次，歌德順道拜訪席勒，發現這位朋友出去了，便決定等他回來。這一小段等待的空閑，多產的詩人沒有浪費，而是坐在席勒的書桌前，匆匆記下些筆記。這時，一股奇怪的惡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滲入了這個房間。歌德循著氣味找到了源頭，實際上就在他坐著的地方。氣味散發自席勒書桌的一個抽屜。歌德彎腰打開抽屜，發現里面有一堆爛蘋果。迎面撲來的氣味如此有沖勁，把歌德弄得頭暈。他趕緊走到窗戶跟前，去呼吸新鮮空氣。對于發現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實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將蘋果放壞。這種“芳香”不知怎的，能帶給他靈感。而據他的配偶說，“沒有它，他就沒法生活或寫作”。

在寫作這件事上，他們都有強迫癥

有的作家對顏色要求極其“嚴格”。

大仲馬用三種不同顏色的紙來寫作：黃色紙張拿來寫詩、粉色紙張拿來寫文章，藍色紙張則拿來寫小說。一次，大仲馬空手走出一個文具店。令他失望的是，在第比利斯沒有一個地方有他急需的那種藍色大頁紙。1858年夏天，大仲馬去俄國參加一個婚禮。婚禮慶典結束后，他花了幾個月時間考察東歐，最后，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停留。這時，他的寶貴的藍色大頁紙用完了。數十年間，大仲馬都用這種顏色特殊的紙寫他的小說。最后，他被迫使用一種奶油色的紙，雖然他覺得顏色的變化對他的小說有消極影響。

紫色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最愛。她拿紫墨水書寫絕大部分的書信、小說等。她二十五歲時出版的長篇小說《友誼長廊》，甚至連內文和用來裝訂的皮革都是紫色的。這部書是她送給朋友維奧萊特·狄金森的禮物。伍爾夫寫給“塔·薩克維爾·韋斯特”的情書也是紫色的。她最著名的作品《達洛維夫人》，大部分手稿也是用紫墨水寫成的。1938年10月，伍爾夫在日記里寫到了天空:“一場暴風雨——紫墨水般的云朵——正在消失，如墨斑之于水中。”當然，就像其他地方一樣，這段話也是紫色的。

對于寫作速度，很多作家也都執拗得很。

安東尼·特羅洛普極其遵守紀律。他的工作時間始于早上5點半的一杯咖啡。為了能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他每年花5鎊請人提供叫醒服務。之后的三個小時，他會寫新東西或重讀草稿。寫作的時候，他強迫自己每15分鐘寫250個字。他看著表，追蹤著時間和他的創作量，以保持這一速度。

P.G.伍德豪斯和格雷厄姆·格林的每日定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伍德豪斯寫作之初的目標是，每天寫2500字，后來降到1000。格雷厄姆·格林在職業生涯早期，每天寫500字，之后調整到300，到最后每天只寫100。

在寫作這件事上，喬伊斯的奇葩癖好特別多。

比如，在寫作之前，喬伊斯會穿上一件白色的外衣。這其實是出于實用的選擇。白外衣可以散發出某種白光。喬伊斯的視力衰弱。他的外衣在模糊的環境中充當一座燈塔，或許可以將外在的光折射到紙上。在創作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時，這位腦筋活絡的作家形成了這些習慣。

帕德里克·科勒姆，一位同輩的愛爾蘭作家也曾回憶道，“喬伊斯的作品實際上是不同顏色的蠟筆在長條紙——有時是硬紙板——上寫出來的”。喬伊斯用各種顏色寫作和修改，從紅色、橘色到綠色、藍色。盡管寫作會給他的身體帶來重迫，但喬伊斯執迷于修改他的作品，直到最后的清樣階段，這令印刷商懊喪不已。他同樣會情不自禁地草草記下想法，對于之后可能會寫進文本中的東西，他很少錯失抓住的機遇。

在寫《尤利西斯》時，喬伊斯在他的馬甲口袋里放著一些紙片。“獨自一人或談話中，或坐或走時，他會不時地掏出其中的一張，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匆匆寫下一兩個詞。”巴德根回憶道。喬伊斯在周遭的世界中能發現無窮的樂趣。他積累了廣博的信息，從科學和歷史事實，到外語中的雙關語。他在橘色的信封上做筆記，之后把它們轉錄到筆記本或者稿紙上。

關于顏色的使用，喬伊斯并無定軌。一個顏色可能代表一本書的一部分在筆記本的某一頁，而在別的地方，它可能表示的是被轉錄的日期。因而喬伊斯的筆記本令人驚嘆又困惑，各種顏色混雜在一塊，不可能準確地拆分或追溯。

雖然視力黯然，但喬伊斯用蠟筆、鉛筆和炭筆，點燃了一條通往印刷的光明的多彩之路。不管這意味著一件獨特的外衣還是潦草的筆跡，這位意志堅定的作家為了看清稿紙，想盡了辦法。

(本版內容摘編自《怪作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