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短篇小說之王”美譽的劉慶邦寫起長篇來也游刃有余，《家長》延續了他擅長的對鄉村、煤礦與城市的書寫，但在《家長》中，這三處空間有了某種巧妙的錯位和融合。在求新求變甚至出奇制勝成為一種風尚的當下，劉慶邦依然秉持著傳統、嚴肅的寫實手法，關注的也并非多么先鋒時髦的中國式家長與家庭教育問題。正是在這樣看似平平無奇的題材與形式下，劉慶邦卻意外開拓了新的藝術空間，并以一種社會學家的能力與姿態呈現了足夠引發更多省思的樣本與問題。

作為有多年創作經驗的專業作家，劉慶邦穩扎穩打，看似波瀾不驚的情節之下貫穿著微妙卻重要的時代線索。如農業戶口與城鎮戶口轉換、留守兒童、煤礦生產安全、計劃生育、校園霸凌、教育風氣、城鄉婚俗等等，這些都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高速轉型過程中鄉村與城市面臨的重要問題。當然，這種寫法也并非劉慶邦獨創，很多作家都有書寫時代轉型的雄心壯志乃至具體實踐，《家長》的可貴正在于劉慶邦本人的弓馬嫻熟，他將宏大的時代問題與細致的日常生活完美融合，使得讀者在精巧的細節中感受到時間無聲的流淌，在無意識的時代變革中感受到歲月殘忍的飛逝。從行文中作為背景的時代變動不難看出，正是何新成從三年級的小學生到高中輟學這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發展中國家躍升為世界排名前幾的超大型經濟體；也是這十年時間里，無數農村戶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涌進城市；更是這十年時間里，新的社會階層形成并逐步固化，新的城鄉矛盾出現并越來越難以解決。轉眼間，那個和妯娌一言不合就吵架的農村婦女成了城市里坐辦公室八面玲瓏的王主任；轉眼間，那個因為沒拿到三好學生獎狀而悶悶不樂的少年滿不在意地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白駒過隙之中，是回不去的鄉野純真和不受控制的時代浪潮。

劉慶邦關注的這個家庭其實并不十分典型，有個在煤礦當正式工人的丈夫并非那十年里城鄉人口流動的普遍狀況，更多的是身無長物的農民工和被花花世界引誘的男男女女。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典型，劉慶邦得以從農村輕松地鏈接到城市，得以進入到并不寬裕的普通城鎮家庭內部，得以觀察一個并非寒門也并非二代的普通少年和他的家長如何一步步從廣闊的田野走向人生的絕境。從能不能評上三好學生到轉學，成績下降，上輔導班，早戀及至精神失常、輟學、結婚、生子，實際操控這一切的母親王國慧所走的正是中國普通家長的必經之路。這是每個家庭都可能遭遇的故事，這是每個有孩子的母親都可能做的噩夢。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劉慶邦選取了一個理想樣本，以文學的“無用之用”與讀者達成了一種“平民悲劇美學”的共鳴。那些高端大氣的對苦難命運的掙扎抗爭，那些被歌頌贊美的生命欲望的自然搏動，那些在情節發展中不斷升華深化的性格與品質都以降格的“平民”形式展現，簡化為一個個每天醒來需要用人民幣和智商情商周旋處理、各個擊破的家庭難題。從遙遠的古希臘生發的悲劇的吶喊在這個小鎮悄然落地，傳承了多少個世紀的美學的震撼在這個家庭默默沉淀。劉慶邦舉重若輕。毫無疑問，不論是寓日常生活于時代變遷的情節結構還是大場面小細節中的行文藝術，又或者是以這種平民生活抵達悲劇美學的匠心，劉慶邦在選擇了理想樣本之外，本人也做出了文學書寫能力的樣本性示范。

當然，劉慶邦的“樣本”在選材與書寫之外也牽涉了更為重要的話題，即他關注到了社會中一直被忽視的包括中年人、青少年在內的性需求與性心理問題。成年人何懷禮與妻子常年分居，在煤礦上“流黑汗”，他滿足性需求和緩解性壓力的方法是嫖娼，這其實也呼應了早先引起熱議的“性工作者”職業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另一邊，遠在家鄉侍奉老人照顧兒子的妻子卻拒絕了優質男人通奸的邀請，這不只是有關貞潔的傳統觀念作祟，更關乎“我之是我”。王國慧將這一深奧的問題民間化，或者說劉慶邦將這一問題平民化，以此成功塑造王國慧的心性品質。然而，這一問題中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何新成，他作為“家長”關切的對象，歷經從農村到城市的巨大轉變后，開始被性問題困擾，這種困擾卻并未得到“家長”的正確對待最終引發慘劇。上一個關注這一問題的是“歸來作家”張賢亮，這個劫波渡盡的老作家卻以銳利的先鋒目光覺察到了時代的脈搏，在《早戀》《早安，朋友》等作品中認真討論了青少年對于戀愛和性的幻想、好奇、誤解以及恐懼。可惜的是，這些作品在當年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甚至一度被禁，張賢亮于三十多年便提醒注意的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未曾得到任何改善。《家長》中精神崩潰的何新成多么像《早戀》中因為陷入性困惑不能自拔最終選擇自殺的徐銀花啊，歷史驚人的相似帶來的也是平民悲劇的相似。

今天，年輕的讀者都認為“早戀”已經成為一個頗帶時代感的過時名詞，事實卻是對“早戀”關涉問題的討論遠遠落后，落后于青少年的成長速度，更落后于中國家庭親子問題的惡化速度。當英美國家早已拍出SexEducation這樣講述高中生性困惑乃至混亂的性生活的影視劇作品，我們的家長依然在為孩子與異性多說了幾句話會耽誤學習這樣的問題無端苦惱甚至橫加干涉。必須承認的是，《家長》非常細致而真實地描繪出了當下中國式父母的現狀，這也是為什么《小別離》《小歡喜》等影視劇作品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中國的家長太焦慮了，中國的親子關系有太多問題了。從出生時的戶口身份到學區房購買，從選擇幼兒園、小學、中學到高考，中國的家長與孩子永遠處于“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的天然困境中，家長與孩子似乎是戰爭中對壘的雙方，一邊是基于“特殊國情”“人口問題”的苦口婆心的“為你好”，一邊是“我是獨立的個體”“我有選擇的自由”的現代訴求，對戰雙方炮火發射的集中點恰恰在于戀愛與性。精神崩潰并最終殺死兒子的何新成當然是極為特殊的樣本，卻未嘗不是這一問題泛濫前夕的警鐘。中國一直以來有將性問題羞恥化的文化傳統，但警鐘正是要告訴所有人，基礎教育本身缺乏性知識的普及與指引這一問題終將反噬整個社會與所有家庭。正午的陽光之下并非沒有陰影，那些隱藏的黑暗終將吞沒所謂的光明。在這樣的意義上，劉慶邦承繼先輩的傳統，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警惕堪稱表率。

成熟老練如劉慶邦，在何新成生理與心理都受到重創之后并未止步，而是以更為精彩的“用女人給他治病”“一切都完了”兩章將小說推向高潮。這不只是“家長”一詞的巔峰狀態，也是青少年性心理問題解決方案偏至的極端。平民悲劇美學在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之外延伸出了新的悲劇形態，這是合成式的復雜，也是剝離式的單一，無法被定義，卻也無法被忽略。問題也恰恰由此誕生，如此具有“中國特色”的平民悲劇美學，在功能性層面上如何能超越社會新聞與獵奇小說的層次成為一個真正的樣本與問題，由此得到更為有效的關注和討論？在審美性層面上，作為一個文學故事，如何在共鳴之外讓讀者感受到藝術與美，并真正從美學的角度去欣賞和感知？這當然是關涉到社會與文學雙方更為深遠復雜的難題，需要的不只是劉慶邦一個人的努力。毋庸置疑的是，《家長》選取的樣本與引發的問題成就了劉慶邦寫作的典范性，也在廣而告之所有的同行乃至所有的家長，有些已經成為障礙與隱患的問題，是時候直面了；有些需要討論和培養的審美習慣，是時候關注了。可以說，劉慶邦正是在這樣的功能性與審美性雙重維度上做出了難得的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