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本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詩來見我》，作家李修文日前在北京東單附近的一家劇場內，接受記者采訪。

　　李修文少年成名，13歲時發表了自己第一篇小說，幾年前成為湖北作協最年輕的主席。

　　“對中國人而言，詩歌從來就不是詩人自己的事情，不是囿于書房一方斗室內的自我沉吟。詩關乎廣大的世界和江湖，關乎詩與人怎樣互文，以及中國人怎么相認。”李修文認為，在生命中的某一個時刻，我們終究會與一首詩相遇。

　　以詩入散文，藉詩寫人生，是李修文的強項。近年來，他在《當代》等刊物上發表的《追悔傳略》等文，皆是如此。

　　但是，《詩來見我》不是為了炫技。

　　寫這本散文集的時候，李修文正處于2020年冬春之交的武漢。疫情之中，他與老家年邁的父母、與同城的妻兒不能見面。父母身體不好，令他憂心；父母同樣擔心他，他不能向他們透露過多。于是一些他平時從來不會觸及的話題，如故鄉、母親，如花朵之逝去、秋天之深重，都在筆端涌現出來。寫作，是他安頓身心的方式。

　　《詩來見我》的字里行間，都蘊含著他的真誠。他寫自己出生農家，夢中回到童年，母親在月夜的稻田里勞作，微風送來她的汗味兒；他寫自己在父親生病時，不得不出賣舊物，維持醫療費的困窘；他寫“天底下的忠臣孝子，及至走卒販夫，又有哪一個……不想重新做回一條細線，再被母親穿進手中的針孔呢”。

　　既是讀詩的散文集，對詩歌之道的探尋，也是《詩來見我》的題中之義。李修文在書里，不止一次提及了古典詩詞的“古道”與“正統”，它們是杜甫詩歌里的山河眾生，是韋應物由少年浮浪轉至持節讀書之后所接續的中國文人傳統，是曹孟德志略滔蕩之際的哀思世道與憐恤生民。

　　如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前作《山河袈裟》一樣，《詩來見我》里面也有眾多小人物。有李修文因為編劇生計困守小鎮時遇見的以修電器為生的匠人，有在小旅館樓下等活計、養活自己和兩個女兒的泥瓦工，有在小縣城遇見的要切豬頭肉和他一起喝酒的故交鞋店店主。

　　不同的是，這一次，他讓詩詞與他們相遇。他贈送給糟糠之妻已亡故的老周“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他贈送給久別重逢的故交“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他贈送給一個前路不明的廣告公司老板“孤舟夜泊洞庭邊，燈火青熒對客船”。

　　因為常與生活“短兵相接”，李修文在與記者的交談中，并不遲疑地表達了對杜甫的喜愛。李修文認為，杜甫像我們的父親，又像我們的兄長，也像我們在路途上遇見的每一個人。我們的不幸、苦楚、左右為難，他都遭逢過。在那些具體幽微的處境里，人們會發現都站著一個杜甫。他的詩歌里有一種實在。杜甫見證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融媒體時代，讀文字的人越來越少，遑論古詩詞？

　　對這一點，李修文并不憂慮。他舉了個例子，中國是一個有詩教傳統的國家，我們去拜訪一個家庭，如果家里恰好有一個小孩子，父母常常會讓小孩子給來客背一首詩。因此詩教的傳統，在我們國家從來沒有中斷過。近現代以來，生活節奏變快，可能人們的壓力變大了，但古典詩詞本身和對它們的闡釋從來沒有受到過冷落，本質上它是一種“剛需”。

　　但對于怎樣讀詩，李修文有一些看法。當下，人們越來越把詩詞當作一種課堂上的學問，用工具化的思維分析哪一個字、哪一個詞、哪一個意境用得好。這不應該是詩的呈現方式。他覺得，詩歌本質上是一種生命的結晶，某種程度上它也是生命的學問，應該在廣闊的天地與人們相遇。

　　闊別文壇有些時日，李修文想過寫小說里的“有詩為證”，想過寫禪詩，但后來都覺得它們不太迫切。在遭遇一場如疫情這樣的大變故時，以詩歌見證生活，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在某一個時間段里虧欠缺損的親情、友情，不同程度地幫他解決過他當時的人生問題，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新作，也能讓讀者感受到一個真切、有溫度、扎根于生活的古詩世界。

　　那么，為什么是“詩來見我”，不是“我尋見詩”“我尋覓詩”？

　　“詩來見我”肯定不是傲慢，不是詩歌涌向“我”，李修文強調，“只要我們行走于世，都逃不過詩歌的見證。也許讀詩的最好方式，是在山河中讀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