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四十度，再也沒有比這個場景更遼遠更悠久，更適于思索和抒情。這是陳福民的青春之夢和文學之夢，夢想是巨大的內驅力，它讓一個人在天高地遠的北中國游走不止，在千年古道往來穿梭。他抵達了他的目的地。

　　北緯四十度是一個偉大的緯度，它穿過整個北中國，那是中國最壯麗的山河；在這條緯度上如果向兩邊望去，還有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國際大都市：羅馬、馬德里、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北京、華盛頓、紐約、東京、首爾等。但是，一段時間來，不斷光顧這里的陳福民畢竟不是一個悠閑的游客，更不是來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G6公路兩側，藍天白云下，風吹草低見牛羊，他心情大好也心事重重：關于這個偉大的緯度，牽扯出來的何止是悠長的時空，同時還有“一個文化歷史概念”，那里還有盤旋千年時空中的愁云和不解，還有諸多有價值、有說服力和隱秘的歷史細節未被發現或提及。面對想象中的幾千年，他滿懷深情和敬意探究的是他歷史的關切，并且要用文學的方式再現它，這才是他郁郁獨行在北緯四十度的真實目的。

　　應該說，陳福民這次西行的目標遠大，自我期許甚高。他說：“我所處理的題材，歷史范圍跨度很大，從公元前300 年的趙武靈王直至17世紀尾聲的康熙皇帝，每一個具體的話題都牽涉到繁巨的歷史容量。為此，我盡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與本書論題和人物故事相關的材料又摸了一遍，還包括各種斷代史、專業史、歷史理論及古人的筆記。我希望通過這次寫作打開一種被遮蔽的歷史面相，從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學習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現出自己的歷史觀。我還希望通過這種寫作，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這是他長久以來的愿望：以歷史為經，以北緯40度地理帶為緯，去展開和呈現出一幅“參與性”的千古江山圖。于是，他在北緯四十度闊大時空中，選擇以趙武靈王、漢帝劉邦、飛將軍李廣、大將軍衛青、青年統帥霍去病、王昭君、劉淵、孝文帝拓跋宏、安祿山、明宦官王振，還有右北平的燕昭王、秦開、李廣、楊業、蕭太后、韓德讓、佟國綱等為中心，書寫了北緯四十度上演的千年不息的人間大戲。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掀起歷史波瀾的首先是這些大人物；另一方面，面對浩瀚的歷史，一個作者選擇什么、書寫什么，表明他在關注什么。歷史與文學不同，文學經過歷史化可以實現經典化，而歷史沒有經典化一說。但是通過書寫者的歷史觀，可以判斷他認為哪些人與事更重要。對于《北緯四十度》來說，上述人與事，在作者看來顯然值得重新書寫。我們知道，任何重新書寫都是一種對話關系，任何書寫者都有一個潛在的對話者。杰姆遜的“永遠的歷史化”，一語道出了“歷史化”的真諦，那就是“永遠的對話”。這個對話未必是對錯之爭，而是通過這個學科最優秀大腦不斷的對話，使我們透過歷史煙云，通過不斷的再發現，對歷史看得更清晰更透徹，也就意味著對現實和未來看得更清晰和透徹。當然作為歷史文化散文，必須以歷史為依托，沒有歷史就沒有“歷史文化散文”。

　　但是，《北緯四十度》畢竟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先在的優越就是可以想象和虛構，這是文學以歷史為書寫對象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一條件當然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對于中國的文學表述與歷史知識傳播有相當直接的現實意義，因為我們看到一種由來已久的現象，很多公眾讀者的歷史觀并不是通過歷史學習去獲得，而是在文學虛構與民間故事當中完成的。這一點讓我很不甘心。”陳福民說的這一意思，在陳壽的《三國志》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二者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在普通民眾那里，《三國演義》的歷史就是三國的歷史，曹操就是奸雄，劉備就是厚道的君主，關羽就是仁義的化身。諸如此類至今難以改變。對“北緯四十度”做文學的再現，陳福民為自己確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準。一方面，他為文學贏得尊敬；一方面，他又為歷史的真相被文學覆蓋心有不甘。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這是一個難解的悖論。但是，好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在悖論和矛盾中展開的。讀一讀歷史上與北緯四十度有關的詩篇，便一目了然。我注意到，福民在書寫他心愛的歷史人物時，詩史互證在文中不時出現。這一方法是陳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到陳福民這里，他借用生發屢試不爽，古典詩詞、當代小說、流行歌曲、民間傳說，上下翻飛信手拈來。得意處駐足觀賞慢慢道來，緊要處一筆帶過要言不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是七絕圣手王昌齡著名的《出塞》詩，也是唐代七絕的壓卷之作。借用王昌齡將飛將軍李廣作為歷代名將的代表，從一個方面有力地傳達了李廣的深遠影響。

　　書中討論的關于歷史觀的問題可能尤為重要：“究竟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創造歷史，這種爭執在學術上本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甚至可能是個偽問題，但仍然不妨礙它成為一個很惱人也很誘惑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事關重大。我沒有能力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讀過的歷史著作、與歷史有關的文學著作，記述的都是什么人？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他們是具體的人；“人民”這個抽象的概念當然也被提及，比如在農民起義的時候，但是，起義過后，獲得尊位的那些人，又成了新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歷史的英雄都是具體的，有名有姓，從出身到功業不僅詳盡而且生動。是什么力量導致了講述者如此的用盡心思？那潛隱的膜拜心理幾乎就是呼之欲出了；但“人民”只是一個數字，他們的形象只是模糊在20萬或60萬的大軍里，或者說，他們是無從被記述的，當然也不會有誰記得他們，屬下階級不僅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要求，甚至他們的“歷史”也是被代言敘述的。歷史是歷史學家的歷史，主體性是歷史學家建構歷史的先在條件。因此，純粹客觀的歷史是不存在的，歷史都是歷史學家建構起來的。因此湯因比說一個偉大歷史學家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即便是重視客觀性、重視材料的歷史著作，也因為材料選擇的不同體現了歷史學家的歷史觀。當然，《北緯四十度》不是一部專門討論歷史觀的書，它是一部試圖用文學的方式表達歷史關切的書。

　　一個“50后”的理想主義者，一個熱愛話劇和歌唱的曾經的文藝青年，后來的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就這樣選擇了北緯四十度，前后考察和寫作了四年之久。在這樣一個浮躁和功利的時代，其思考時間之長和寫作用力之勤，都足以令人感佩不已。另一方面，他選擇北緯四十度這一時空符號，再也沒有比這個場景更遼遠更悠久，再也沒有比這個場景更適于思索和抒情。幾千年的歷史，任憑你思想有怎樣的深度和廣度；巨大的空間幾乎就是天下，任憑你音域多寬多長，從“胡風似劍鎪人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一直唱到“連綿的大青山大青山喲”。這是陳福民的青春之夢和文學之夢，夢想是巨大的內驅力，它讓一個人在天高地遠的北中國游走不止，在千年古道往來穿梭。他抵達了他的目的地。一切已經結束，但一切都沒有成為過去，那橫貫北中國直上重霄九的G6公路，就這樣一路撒下了一個歌者關于“北緯四十度”的歌吟。

　　（作者：孟繁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