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與塔》是聶紺弩1941年1月31日寫下的一篇雜文,篇幅不長,僅八百余字。在這篇短雜文中,聶紺弩稱贊《警世通言》版本的白蛇許仙故事,有著“一點淡淡的無名的悲哀,是中國短篇中的杰作”。和其余筆記小說或民間文學中的同一故事比較,《警世通言》的版本的確要簡單樸素得多,尚未發生水漫金山的話語變動,也沒有讓“愚民百姓的代表”許仕林前去祭塔。聶紺弩認為用蛇來比喻女人,掛鉤“糾纏”“毒”是“頗有些憎惡意思的”,但這種“憎惡”卻在故事的傳播中不斷演化為人們對女人的“同情”,因為“中國沒有大悲劇的故事,什么都讓它大團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快人心……我們中國人于是非善惡之間,取舍極嚴,關心極大。”另一方面,象征鎮壓力量的雷峰塔也在二十世紀初期倒掉,“倒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人們偷磚”,用以賣錢、賞玩、辟邪等用。這讓人聯想到魯迅先生著名的《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的嘲諷,“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么?”聶紺弩《蛇與塔》可與前文對讀,其最后一句亦有春秋筆法,頗見雜文力量:“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復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蛇與塔》初版本(“野草叢書”之五),文獻出版社(桂林),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1941年8月)出版。

同年“三八”節,聶紺弩為同名雜文集《蛇與塔》寫下“題記”,收攏自己過去幾年間“關于婦女的文章”,并在數月后和他的另一本雜文集《歷史的奧秘》一同列入“野草叢書”出版。初版收錄13篇文章的《蛇與塔》一書可視為聶紺弩的雜文領域的代表作,盡顯他關注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思想藝術特色,而其中最大的特點莫過于這本雜文集對女性問題的集中關注。這組關注女性、表明性別觀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當屬雜文《母親們》(《母親們》初刊1938年《七月》第7期,標記為散文,武漢出版社2004年版《聶紺弩全集》亦將此篇列入散文卷。但筆者認為,從內容上判斷,包括《母親們》在內的《蛇與塔》集中多篇“散文”仍應納入雜文文體。另有《談<娜拉>》一文作于1935年1月27日,載1935年2月5日《太白》第1卷第11期,署名為聶紺弩妻子“周穎”。該文初收初版《關于知識分子》,但此書1937年9月付排后因國難遭損未能復印,之后再次收入《蛇與塔》集)。《母親們》是一篇全面抗戰初期的反戰控訴,從幾位逃難母親的交談中描述戰爭的戕害,避免了空洞的呼號,有藝術性,很是巧妙。母親們從嘆息到交談再到沉默,在逃亡的隊伍中一點一點行進。“七七事變”后,聶紺弩請示周恩來去抗日戰區工作,1938年1月7日寫作《母親們》時,他正在武漢待命,同月即與艾青、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田間等人一同前往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這篇雜文中已初見他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作為母親的女性正經歷喪子之痛,作為女性的母親憤怒、掙扎、唾罵,她們的精神被殘酷地粉碎著,“強盜的刀尖,或者會仁慈地插進她們的咽喉。在強盜面前,在野獸面前,女人,永遠是無助的弱者!”次年雜文《圣母》中(《圣母》作于1939年“三八”節,結合1941年《<蛇與塔>題記》、1938年《心祭》、1950年《擁護愛人》等文章篇末都署日期“三八節”來看,聶紺弩在特定時間作文確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為之),他對女性問題的思考逐漸深入。聶紺弩意識到女性在中國漫長歷史中承擔著一切苦痛與不幸中最悲慘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兩性的、民族的、人類的,甚至不限于“自然的”:“我們的女同胞不僅為了祖國的戰斗而受難而死亡,同時也為了幾千年來的一切兩性的偏見,那從不合理的社會組織中產生出來的兩性的偏見而受難而死亡;為了歷史上的一切錯誤所造成的民族積弱而受難而死亡;……甚至于為了使女性由于生理的關系不能不變得較為柔弱的造物的偏私而受難而死亡!”從性別平等的角度認識女性特殊遭遇如聶紺弩這般深刻的男性作家,不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寥寥無幾,放之今日也不甚多見。

言至此,就有必要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界一場有關女性主義的討論稍加介紹,事實上,聶紺弩不僅是這場討論的“正方辯手”,《蛇與塔》集中大部分文章的寫作也與其有關。1940年10月1日的《戰國策》上刊載署名從文的沈從文文章《談家庭》,其中有關家庭中男性與女性應如何分工等問題的討論為沈從文帶去了麻煩。從諸如“一部分男性十足的女子,在生理上有點變態,在行為上只圖模仿男子,當然不需要家”“她們之中大多數就并不明白自己在本性上需要的是什么”等字里行間可以很明顯地暴露出沈從文這一階段性別觀念上的保守性。就連《沈從文全集》后附年表里都不諱言這一點,甚至專門單列一段,標出“《談家庭》《男女平等》等,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聶紺弩等人認為沈從文的“婦女回家”論調是實打實的性別觀倒退,對“沈從文們”發起關于女權問題的論戰。聶紺弩親自作文參戰,并在次年將正反雙方的文章合并結集出版為《女權論辯》,還特別再寫《<女權論辯>題記》一文。“題記”中,聶紺弩稱沈從文“把過去不平等的結果拿來作今后仍舊應該不平等的理由”;《婦女?家庭?政治》中,聶紺弩批判尹及,“女性要獲得‘剎那間’的‘生物的平等’,除了從獲得人的平等—社會的平等做起以外,沒有另外的路。”上述觀點著實很有洞見。這場論戰發生前,聶紺弩與夏衍等人創辦文學社團“野草社”并編輯雜志《野草》,有關女權論辯的相關文章包括《女權論辯》和《蛇與塔》兩書“題記”以及《婦女?家庭?政治》《體貌篇》等后結集在《蛇與塔》一書中的大部分文章都發表于這一時期的《野草》上。但公正地看,論戰中的沈從文并非完全主張一種性別上的不平等,或者說,他并非在刻意強調女性在家庭中應天然地對男性服從,《談家庭》(及同月發表的《男女平等》)中也從側面肯定了兩性應轉換思想觀念,從對立走向合作。“聶紺弩們”與“沈從文們”之間的論戰,表面上是針對性別觀念或性別觀念在言說方式上的激進、保守的分歧,實際則暗藏1940年前后“左翼”作家與“戰國策派”的意識形態、話語輿論之爭,從這一時期《野草》上聶紺弩《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偶語》等文章中即可略查一二。若對這一問題褫其華袞恐耗時過繁,考慮到其與《蛇與塔》在具體內容上關聯相對有限,此處不作贅述。

《蛇與塔》重編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86年2月出版。聶紺弩在生命最后一年寫下《<蛇與塔>(重編本)自序》。

拋開更大的宏論暫時不談,聶紺弩在這場女權論戰中完成了后收錄進《蛇與塔》集的大部分雜文,并通過寫作梳理清晰了自己的性別觀、女性觀,形成了更犀利的雜文鋒芒——這一點毋庸置疑。抗戰時期,常見“乏嗣”男性登報廣告,征求伴侶:“某君家道小康,生活獨立,收入甚豐。因中年乏嗣,擬征十六歲至二十二歲品貌秀麗、膚白體健、性情溫和、中學程度、未婚女性為伴侶。確系處女,小學亦可。”即便在對諸多怪相見怪不怪的今天,敲下這段文字都使人一陣反胃,可想而知八十余年前聶紺弩看到類似廣告的心情。他在《“確系處女小學亦可”》中,將此等猥瑣粗鄙的布告與封建禮教《雜事秘辛》《閑情偶寄》中載對女性身體的苛細檢視以及“妻妾者人中之榻”的落后風化相提并論,但又心嗅薔薇,試圖以被戰時的獸兵侮辱來體諒、關懷女性現實生存的不易。他更痛惜的是女性按男性的要求主動自我苛求。《體貌篇》中,聶紺弩悲怒言于表地戳破部分貌似“天性愛美”者的謊言:“完全忘記是為取悅男性,甚至于處于男性的希求之外苛求自己的體貌,在自己的體貌上想出種種花樣,爭妍斗巧,炫世駭俗。”我們與聶紺弩的時代相距甚遠,但現實又何其相似。然而,今天徜徉在摩登都市中的新中產階層和以女權主義自居者們極少能意識到,“人與非人之爭,人權的大小多少高低之爭,才是女權問題的癥結之一部。”而在《阮玲玉的短見》一文中,聶紺弩沿著魯迅先生在評價同一事(《論“人言可畏”》)時有關言論的尺度與責任這一觀點繼續出發,深化到反思封建道德倫理觀的反撲與三四十年代女性社會地位的問題上,并指出:“但娜拉的時代雖然過去,新時代的女性應該同時負有作為反封建的娜拉的任務,也只有通過新女性的努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徹底實現。”聶筆下的“新時代”與我們目前的時代社會環境具備修辭學意義上的同一,不過,關于“新女性”的想象恐怕不盡相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聶對未來有著光明的暢想(這種暢想從他的青年時代一直延續至新中國成立前后,在1949年的長詩作品《山呼》中仍清晰可見),他堅信“人類的愚昧不會是永久的”,“未來的女性將不再柔弱,我們的女同胞的受難與死亡也許是最后一次”,并在這種對未來光明想象的基礎上將現實中罹難的女性進行文本再造,以絕對的神圣化達成了浪漫主義的自我實現(或瓦解):

假如因為她們的受難與死亡,以后的人類,以后的女性,不再有同樣的受難與死亡;假如一切人類,一切女性的最不幸,最痛苦的命運,都是今天正在受難與死亡的我們的女同胞擔受了;那末這些女同胞的受難與死亡是何等偉大,何等無我,何等慈悲,又何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啊。我恍惚看見那些躺倒了的尸體一齊站立起來,匯合,融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新人。那新人美麗,莊嚴,崇高而和悅,周身射出著燦爛的金光,天風為她梳著披散的長發,太陽照著她掛在臉上的微笑;她昂著頭,挺著胸,大踏步地走向祖國的明天,人類的明天!

她的名字叫做:圣母。

類似這樣高度抒情化的表達在整個現代文學時期并不罕見,品嘗了漫長的近代史苦果之后,人民有理由呼喚一方類似席勒筆下的歡樂頌圣土,“只要在你溫柔的羽翼之下,一切的人們都成為兄弟。”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聶紺弩類似的暢想,就好比安徒生筆下的小女孩一瞬間擦亮手中全部的火柴:脫離實際、耽于想象即是思想局限的暴露。性別平等之路在日后仍無比艱難,面對肉體和精神上的鐵索連環,魯迅先生“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的忠告猶在耳畔。

除上述文章外,《蛇與塔》中集中討論“母親”“母性”的雜文也不容忽視,其中或埋藏著聶紺弩女性主義意識生成的“源頭密碼”。《<蛇與塔>題記》中聶也袒露了自己對“婦女問題”由來已久的關注——“懷在心里,差不多二十年了”。據《聶紺弩全集》第十卷后附王存誠、毛大風編年表,二十年前即1921年,當時18歲的聶紺弩迎來了他人生中的轉折時刻,在師友幫助下,聶紺弩得以脫離原生家庭的束縛,途經武漢至上海,并初次接觸到胡適的思想與“文學革命”。當然,從文人交往、聶氏自道、左聯關系、文學史描述等各方面來看,聶紺弩日后在精神上與“文學革命”一代賢人中最親近者莫過魯迅,二者在相關話題上的文章題目都有因襲,如聶紺弩的《怎樣做母親》和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可謂一以貫之。(也有論者就習焉不察的魯聶師從關系展開細致辯駁,認為需更謹慎地描述雜文家聶紺弩的文學史形象,注意“以魯解聶”或“以聶注魯”的局限。詳見劉軍《革命的游卒:聶紺弩論》)從“題記”不多的自述文字中,大抵能確定聶紺弩對女性問題的思考起源于一種“怨母”心態。“……我對于我的母親很少敬意。不但對于自己的母親,對于天下人的母親,我都不高興,尤其是常被人說得天花亂墜的所謂‘母教’。”《怎樣做母親》《母性與女權》《賢妻良母論》幾篇雜文中,涉及聶母的部分也幾乎從不愉快:他“飽有”向母親下跪、目瞪口呆的經驗;母親打他從不“啞打”;他認為“父嚴倒不要緊,母嚴才是一件倒霉的事”……“雞毛帚教育”之下,聶紺弩對母親的一句話記憶猶新,“將來你長大了,一定什么好處都不記得,只記得打你的事情”。聶母是否曾有過如此的表述,我們無從判斷,但在學理層面不難發現聶紺弩尚不算過分隱秘的“自卑與超越”。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在其聞名于世的理論中,細數了冷落在童年經歷中的影響、自卑情結以及母親在家庭中的角色對兒童心理的作用。阿德勒說,

母親最重要的任務是讓孩子體驗到最初的對他人的依賴感。然后,她還必須把這種信任感加深擴大,直到這種情感延伸到孩子周圍的所有事物。如果母親的第一項工作沒能完成——讓孩子對事物發生興趣、培養情感及合作觀念——那么這個孩子將來就很難形成對社會的關注,很難培養出一種與周圍人群建立伙伴關系的觀念。……某些方面受到冷落而在其他方面一如常人的孩子。簡而言之,有充足的證據顯示,被人冷落的孩子從未真正找到值得信賴的“其他人”。

《蛇與塔》(“新文學碑林”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該版本是根據1941年文獻出版社初版的重排再版。

這和聶紺弩無法釋懷的精神創傷何其一致——

雞毛帚教育的另一結果,是我無論對于什么人都缺乏熱情,也缺乏對于熱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對人生抱著強烈的悲觀,感到人與人之間,總是冷酷的,連母親對于兒子也只有一根雞毛帚,何況別人。……此外,雞毛帚教育的結果,是我的怯懦,畏縮,自我否定。從小我就覺得人生天地之間,不過是一個罪犯,隨時都會有懲戒落在頭上。

對于聶紺弩來說,他從自卑中尋求超越的模式與女權主義有關。“母性是偉大的,但不能用于反對女權的理由。”因為“婦女也應該向更遠更大的事業發展,不被限或自限于賢妻良母的狹小范圍之內”。聶紺弩從“怨母”心態出發,為女性需要走出窄狹的家庭天地,獲得更廣的眼光和器量找到了現實依據,而當這種“怨母”心態的反傳統性、女性主義的反專制觀念與當時處于主流的啟蒙話語相互融合、不分彼此時,他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自我情緒紓解的合法化路徑——“首先她們應該是社會的人”,“只有這樣……她們才能理解丈夫的事業,真有所助……作為母教施教者的時候,才能洞燭到兒子的將來而真有所教”。如此,女性走出家門,拋棄賢妻良母式的身份認同,這對于聶紺弩來說的確有著潛在的別樣意義。

1941年,《蛇與塔》由桂林文獻出版社初版后,聶紺弩并未放棄他的女性主義價值追求,關于女性問題的思考與寫作貫徹在他生命中的各個階段,僅名作就有雜文《女子教育一文獻》(1946)、《童匪?女兒國?裸體的人們》(1946-1947)、《論怕老婆》(1948),語言文字論《擁護愛人》(1950),古典小說論《俠女?十三妹?水冰心》(1982)、紅樓夢《小紅論》(1984)等等。正像他《<蛇與塔>題記》中所說的那樣,女性主義“豈止概括這本小小的書,它簡直可以概括天下。”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聶紺弩的舊詩與呼喚男女平等的雜文是其兩大貢獻,而新時期后,他舊詩創作的聲名日隆同時反向說明著女性主義實踐在當下還任重道遠。難道他的舊詩中就沒有女性觀的表達?“急人之急女朱家”“化楊枝水活枯花”(《贈靜芳大姐之并州》,約1976)是他對山西高院女法官朱靜芳勇氣與義氣的稱贊(詳見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人果無魂抑有魂,女人何故屬男人?生前一飯方無地,死后雙夫各半身!”(《小說三人物?祥林嫂》,1981)則充分可見他對祥林嫂的同情與對吃人倫理的痛斥……1986年2月,直到聶紺弩逝世前的一個月,他還在就女性問題發聲,還為重編本《蛇與塔》撰寫自序,而由三聯書店出版的重編本《蛇與塔》,也成為他辭世前看到的自己的最后一本書。